當做企業的人被稱為“家”，或者做管理的人以此作為“職業”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在說一種角色的專業化：存在著一批以經營企業財產為目的的人（企業家），也存在一批提升企業運營水平為生的人（職業經理人）。企業家通過經營職業經理人來實現企業財產的升值，而職業經理人通過經營企業來實現個人價值的升值，兩者相輔相成，成為現代企業制度功能得以真正發揮的重要支柱。
我們目前的主要問題是，相當一批企業家實際上從來沒有經營過職業經理人，我們的文化與歷史也從來沒有這種遺產，所以相當一批所謂的企業家在現代商業邏輯面前仍然是個“學生”，遠遠稱不上“家” 。在這種時候，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覺得真正需要強調的可能仍然一些基本的底線，企業之所以為企業的商業邏輯底線，這些底線所表明的無非是兩件事：第一，市場公平的成本收益率意味著你需要有“與時俱進”的贏利能力去支撐你的企業，二，對違規者的懲罰機制意味著今天的懲罰與昨天成功是因果關係：環境變了，可你做事的方法卻沒變，所以昨天的成功經驗就成了今天失敗的原因。
權術思想即是一例。為什麼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對權術比對管理更熱衷？主要的根源可能在於我們大部分身居管理位置的領導者，是從行政權力的機制下選拔出來的，不懂權術的人是不可能從這場“馬拉松”式選拔中獲勝的，這類“企業家”差不多都可能稱得上半個“政治家”。不過如果我們將企業家素質問題都歸結為這種體制的作用，無疑過分誇大了制度的作用。事實上我們隨處可見民營企業家對權力近乎痴迷的崇拜。從文化層面上講，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乏一種建立在邏輯分析基礎上的管理思維，過去的商人都是用“胡雪巖式”的政治思想來經營“商號”，在這種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都可以稱得上是都是“權術高手”。
目前相當一批企業家腦子中的權術思想，與現實要求中的國際化規範化管理要求之間的矛盾，構成了當前種種衝突的根源。基本的區別在於，管理是一種對事物運行規律把握的技術，而權術是對人際關係進行把握的技巧。管理無疑需要某種權術來增加綜合和協調能力，但權術卻會將企業運行變成個人利益的遊戲。管理的出發點是事的順序，而權術的出發點是人的服從。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獨立於官僚體系的組織，所以只有適用於官僚體系的權術，而沒有適用於獨立組織之管理。從古代中國任何一個優秀的思想家那裡，都找不到現代管理的根本規律，這點恐怕是那些熱衷於以史鑑今的人們想不到的。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不僅是商品選擇自由，同時還有職業選擇自由，財富獲取方式的選擇自由。在我看來，這種選擇自由的意義不僅意味著宏觀經營環境的改變，更意味著中國企業家依賴權力管理企業的終結，或者說是依靠制度和發掘智力管理企業的開始。我建議那些願意接受挑戰的企業家到中關村好好走幾天，這樣會對未來十年後這群人的成就有一個比較，也才會對目前面臨的變革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所以一個人的過時並不是他懂多少，而在於他是否過於看重和留戀擁有的權力—-那是過時的力量。與世界一流公司的差距其實也就在這裡：HP能從一個經營設備的公司，成為計算機巨頭，關鍵在於其倡導的積極進取的創新文化，而不是技術領先。Cisco能夠稱霸網絡的原因，並不完全是Cisco壟斷路由器技術，而是強調今天的Cisco已經是一個以溝通消費者為競爭優勢的公司。
這就是商業邏輯的底線：保持組織的創新與對消費者導向追求，是“與時俱進”的前提與持續發展的源泉，而拋棄權術思想，擁抱管理時代才能獲得“否定之否定”式的上升。而這一切只不過在重複著一個基本的道理：沒有任何一個企業能夠通過某個人的力量獲得企業持續的發展和強大，所有的發展和壯大都是對規律遵從的結果。歷史會記住，進入WTO的2002年標誌著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快速淘汰一切過時事物的速度社會，對於那些不願意直面未來的人，那卻是懸崖。這正象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說的那樣：不論一個人的職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權力，那麼，他就只能列入從屬的地位；反之，不論一個人的職位多麼低下，如果他從整體思考，負起成果的責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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