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八月，是武义县人民检察院建院的第二年，我调入工作。全院五人，检察长陈忠德，是县委委员，山东人，从小失去爹娘，没有上过学，是抗战英雄，敢讲真话，为人耿直，记性很好，讲话有条有理，在革命和工作中自学认识了不少字。时年36岁，尚未娶亲。我十分尊敬他，学习他优秀的品德。他也很器重我，信任我，大胆使用我。在检察院，叫我负责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提起公诉和办公室等工作。
……
一九五七年正月十八日晚十时，天寒地冻，北风呼呼叫。陈忠德检察长跟我说：“徐村乡岭下汤村发生一起谋杀案，群众正在闹事，非要今晚赶到不可，否则后果难以设想。”通知我一人立即出发。
岭下汤村离县城三十华里，又无公路，我从来没有去过，小路步行路不熟，听人说还要爬山越岭。于是我拿了一只手电筒和一根防身棒棍，只身前往。步行到离县城五华里的南湖村后，我不知往哪一道路行走，这时老百姓已经关门睡觉。我只能进而不能退，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寒风一吹，冻得发抖，而脑子清醒，急中生智，就去敲老百姓的家门，雇人陪同。叫了少许，一位老人不开门，只在屋内问我有何事。我说是检察院的，他说听不懂。我便改口说自己是公安局的，他就开了门。我说有急事要去岭下汤村，路不熟，雇个人陪我去，我付工资。老人说公安局有事尽管讲，不要工资。他就叫儿子陪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老人口里说：“不要不要。”但表现得很想要。他说：“一元钞票可买十斤大米，我过年都没有买过肉。”我说再加上一元，他只收了一元，然后叫儿子带路，摸黑往岭下汤方向走去。
经一番艰苦跋涉，我们到岭下汤村，找到了群众闹事的地方。死者是一个老太婆。有群众说：“她白天好好的，上山拾柴，晚上死了，身上皮肉有乌青，是被打死的。”数十人在旁指手划脚，乱哄哄地叫嚷：“要抓出凶手垫棺材底！”
我说：“大家静一静，我是县里派来的。”许多人说：“请包公来定。”两位乡干部已经在场。我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说说打死的理由和依据，第二步是请区卫生院医生来，查勘死者身体，请医师一人，乡村干部各一人，群众一人，加上我共五人参加。在验尸中，大家都很认真细致，不放过疑点。医生说：“皮肤乌青，而致命处无乌青，如果被打，不会都是乌青，也会有红肿的部位，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在场人都说不出反对意见。我再访问群众，没人看到被打事实。他们认为：死者与儿媳关系不好，又是突然死亡，而且死者身体表皮有乌青，所以怀疑是媳妇行为所致。
根据医生的验尸结果，结合行为的证据，可以初步断定不是伤害死亡。我就把这些情况跟在场群众说，公安机关会马上派人来查清楚仔细的，群众没有不同的意见，都说：“检察官断定没有错。”这时，我想到不能就案办案，要结合办案，宣传道德与法制。于是我对在场的数十名群众说：“事情虽然清楚了，但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一定要处理好婆媳关系，婆婆要爱护媳妇，媳妇要孝敬婆婆，相互不要计较小事情，要有气量，团结和眭。”群众说：“是啊，家人之间没有多大矛盾，都是小事不让。”我说：“小事处理不好会变成大事，要相互谅解，不要意气用事，才能快快活活过好日子。”群众说：“检察官讲得好。”
事件平息了，我突然感觉脚底疼痛，一摸脚底，有七处水泡。因我皮肤很软嫩，平时步行不多，一下子走了三十华里所致。我只怕处理有差错，必须及时向领导汇报，于是忍住脚底疼痛返回。路上，一步一步慢行，水泡和红肿面积不断扩大，脚底如针刺痛，我强忍着。走一步痛一步返回，一个晚上没睡，两餐没有吃，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回到机关，向陈检察长详细汇报了情况。他说：“根据汇报，可定自然死亡。你还做了群众工作，表现很好。”他问我：“中饭哪里吃。”我说：“早饭都没有吃。”他说：“快去吃。”我站起来时，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检察长忙问：“你怎么啦？”我说：“脚走得起泡了。”他说：“看看。”看后说：“脚底血都流出来了，还不赶快去医院。”此时，公安局又送来一份提请批准逮捕材料，送材料的公安局同志叶锡如说：“刑拘的，要抓紧办。”陈检察长说：“现在快二点钟了，他饭还没有吃过。”叶锡如说：“这很简单，我去买两个麦饼来。”我又开始审阅案卷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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