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徵管效率提高的條件下，可適當降低名義稅率，並通過稅制優化減少不公平競爭。
8月31日下午，備受社會關注的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至此，七次大修後的新個稅法正式亮相。起徵點確定為每月5000元。
新個稅法於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最新起徵點和稅率。新個稅法規定，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納稅人的工資、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五千元以及專項扣除和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依照個人所得稅稅率表（綜合所得適用）按月換算後計算繳納稅款，並不再扣除附加減除費用。
近日，南風窗記者走訪了相關人士，聊了聊他們對於中國稅務改革的看法。
今年7月，朱遠志主動請辭了縣地稅局局長的職務，轉而擔任國地稅合併後的稅務局副局長。他的職級並沒有降低，職務變動主要是由於國稅、地稅兩個機構的合併，該縣原國稅局的局長成為了稅務局的“一把手”。朱遠志沒有爭著當局長，用他自己的話說：“都50多了，不想再背那麼沉的擔子。”
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朱遠志只是親歷者之一。從6月10日開始，36個省級新稅務機構和535個市級新稅務機構統一掛牌； 7月20日，全國所有縣鄉新稅務機構也完成合並。新的稅務機構一律以新機構名稱對外開展工作。
依照方案，國地稅合併到位後，社會保險等非稅收入要按照“成熟一批、轉交一批”的原則交由稅務部門徵管。非稅收入轉由徵管水平更高的稅務部門徵收，這意味著企業逃避繳費的難度大大提高了。但同時，這也意味著企業的稅費負擔會更重。
“嚴徵管、低稅率”，這是中國稅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近些年，隨著稅務系統信息化、法制化的加強，徵稅流程的優化，中國的稅費徵管率已經明顯提升。但是，徵管變嚴的同時，法定稅率卻沒有及時下調，結果就是，實際稅率越來越接近名義稅率，企業的負擔不斷加重。
2018年7月20當日，隨著所有縣級和鄉鎮新稅務機構統一掛牌，縣鄉國稅地稅機構正式合併，這標誌著全國省市縣鄉四級稅務機構分步合併和相應掛牌工作全部完成
“寬打窄用”
中國的稅負到底重不重？財稅界爭了十幾年，也沒得出個統一的意見。世界銀行在2016年底統計了反映企業稅費負擔的總稅率，中國的總稅率高達68%，位列世界第12，遠高於40.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國官方的說法是，中國的宏觀稅率在30%左右，這個數字低於發達國家42.8%的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34.4%的水平，在世界範圍內屬於絕對低位。
但不管怎麼說，近二十年中國稅收收入高速增長是不爭的事實。1994年分稅改革制剛開始實行時，全國稅收收入僅5000億元；到2017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4.4萬億元，增長了近30倍，年均增長率超過15%。
不僅如此，除少數年份外，中國稅收增長率一直高於GDP增速。這個難以被一般經濟規律解釋的特殊現象吸引了不少財稅專家的關注，有些學者還把這一現象稱為“中國稅收增長之謎”。
近幾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消費增速、投資增速放緩；為了應對經濟下行風險，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中國政府還啟動了結構性的減稅降費。但即便如此，稅收增速依然強勁：只在2015年、2016年兩年內低於GDP增速；到2017年，稅收年增長率又達到了10.7%，再次超過GDP增速。
稅收收入為什麼增加這麼快？在經濟因素之外，稅務部門徵管效率的迅速提升是個重要的原因。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稅收的實際徵收率是非常低的。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的稅收徵管制度延續了千百年來“人管戶”的模式，稅管員集徵、管、查三項職能於一身，權力大而約束小。這使得不少企業通過“人情稅”“關係稅”來偷稅、漏稅，稅收流失現象很嚴重。
孫伯明在地稅局工作了20多年，參加工作之初的狀態還歷歷在目。那時候，擔任稅管員的孫伯明要帶著一本手工稅票，挨家企業上門收稅。那個年代沒有信息化的手段，企業主的納稅意識也很弱，儘快稅管員三番五次的上門催收，企業拖欠稅費的情況依然非常普遍。偶爾有領導打聲招呼，某些企業的稅費就可以長期拖欠，甚至不了了之。
在這種徵管水平之下，企業繳納的實際稅率是很低的。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報告顯示，1994年，中國稅收的實際徵收率只有50%多一點。為了獲得充足的稅收收入，滿足財政支出需要，國家必須設定相對較高的名義稅率，“高稅率、松徵管”成為當時中國稅務的一個特點。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1993 年的稅制設計中留下了很多“徵管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認為，在當時的背景下，即便只著眼於五千億元的稅收收入目標，考慮到“抑熱”“增收”“徵收率偏低”等方面的實情，國家也需事先建構一個可徵收一萬億元的稅制架子。這就是所謂的“寬打窄用”。
這體現在各稅種的稅率上。 比如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是45%，而香港只有15%，俄羅斯只有13%，作為發達國家的新加坡也只有22%，美國為39.6%。此外，從2018年5月份開始，我國增值稅最高稅率降為產品增值額的16%，可即便稅率已經調低，但仍比其他國家高一些，例如韓國、澳大利亞的增值稅稅率均為10%，新加坡為7%。
節節攀升的徵收率
一轉眼20多年過去，孫伯明已經升任鄉鎮稅務所的所長。現在，他的同事們不再需要天天跑去企業催收稅款，而可以坐在屏幕前就掌握所有企業的繳稅情況。孫伯明說，以現在的稅收徵管手段，企業再想偷稅漏稅，就不像20年前那麼容易了。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是稅務徵收率提高的最主要原因。最典型的例子是連續三期的“金稅工程”建設。1998年開始推行的“金稅二期”工程，包含了增值稅防偽稅控開票系統、 認證系統、 計算機交叉稽核系統和發票協查系統，企業通過開具假髮票偷逃稅的難度大大提升。
2016年推廣到全國的“金稅三期”則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監管系統”。它實現了全國範圍內的大數據共享，社保、工商、銀行、統計等信息都接入到“金三”系統中，系統會利用大數據技術對企業的收入、成本、利潤、庫存和銀行賬戶進行監測，稍有異常，系統就會報警。“金三”系統還建立了納稅信用等級和稅收違法聯合懲戒機制，進入稅收違法“黑名單”的失信企業將處處受限。孫伯明說，現在企業不僅不會故意偷稅，還要處處防範因疏忽導致的漏稅，企業的納稅意識明顯提升。
這些年，稅收徵管制度也得到了明顯優化。比如稅收徵管被分解為管理服務、稅源監控、稅務稽查、執法監督等多個流程，不同流程由不同人員負責，流程之間可以互相監督。而“集中徵收，重點稽查”的稅收徵管制度，則減少了“稅管員制”造成的稅收減免隨意、管理鬆散現象。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地方政府。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是稅務部門，尤其是地稅部門加強稅務徵管的原因之一。朱遠志說，縣政府每年都會下達任務，要求該年完成一定數額的稅收增收計劃。於是年末的幾個月就成了朱遠志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常頭疼於稅收計劃難以完成，甚至為此失眠。要提高稅收金額，稅務部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加強稅收稽查，多開展專項檢查和常規檢查，把可能存在的偷漏稅現象都逼出來。當然，地方政府也不只是施壓，如果稅務部門超額完成了稅收任務，一些地方政府還會予以重獎，以示激勵。
多種因素影響之下，稅收徵管水平在不斷提升。國家稅務總局的報告顯示，到2003年，中國稅務實際徵收率已經提升至70%以上。也就是說，10年間，中國稅收的徵管效率提升了20個百分點。中國人民大學財政學教授呂冰洋的研究證實了這個說法，他通過計算得出，從1996年到2005年，中國各省的稅收徵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9.6%。
最近10年，稅收徵管效率提升的腳步並沒有放慢。比如前文提到的“金稅三期”和大數據技術就是近幾年才應用到稅務部門的。而近期啟動的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很可能是稅務部門繼續提高徵管能力的契機。隨著國地稅合併，由交叉管理形成的盲區將得到清理；人員合併之後，稅務部門也會有更充足的人力來完成稅收執法。
對企業而言，徵管力度變化最大的將是社保金等非稅收入。這幾天，孫伯明正在接受培訓，預計到今年年底，當地部分非稅收入就要由他們來徵收。孫伯明說，稅務部門的徵收力度是其他單位沒法比的，過去環保部門徵收排汙費，殘聯徵收殘保金，工會徵收工會經費，都存在徵收力度不足的問題。隨著環保費改稅，殘保金和工會經費由地稅部門代收，這幾項稅費收入的徵收率明顯提高。
目前，不少中小企業為了節約開支，並沒有為員工繳納社保金；一些工期較短的工人也出於提高收入對考慮，選擇不購買社保。如果稅務部門按照徵稅的標準徵收非稅收入，很可能會強制要求企業繳納社保金，即便是收費最低的檔次，那對企業來說也是比不小的開支。
2018年4月1日，我國進入環境保護稅首個徵期。全國首張環境保護稅稅票在上海開出
減稅競爭
近20年裡，中國的稅收徵管能力不斷提高，這也就意味著稅收流失逐漸減少，這是國家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的體現。同時，這也意味著實際稅負越來越逼近法定稅負。
隨著偷稅、漏稅的難度加大，企業的稅負感明顯增強了。企業依法繳稅是理所應當的，但問題是，當前採用的法定稅率適用於徵收效率低下的九十年代，是預留稅收流失後的結果。隨著稅務徵管能力的提高，法定稅率不應該保持不變，有必要做出適當調整。
2017年底，財政部下屬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佈了一份研究簡報。財研院的幾位學者調研了中國14709家各個區域、不同類型的企業，為減輕中國企業的負擔提出了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在徵管效率提高條件下，可適當降低名義稅率，並通過稅制優化減少不公平競爭。
最近一兩年，國際社會再次颳起了“減稅旋風”。2017年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1.45萬億美元減稅法案。法案從2018年將企業最高稅率從35%降至21%，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翻倍，並從七檔簡化為三檔。這被稱為“里根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甚至是“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
美國之外，英國、法國也相繼宣佈了減稅計劃。英國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國政府將在2020年前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17%，目標是G20集團中最低；法國總統馬克龍則計劃在2020年前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
國際社會爭相減稅，是為了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刺激生產和消費。中國有自己的實際情況和需求，沒必要亦步亦趨。但必須清楚認識到，在減稅競爭的大背景下，給企業打造好的稅收環境從而提升企業競爭力是政府的不二選擇。
其實，中國政府早在5年前就出臺了一系列減稅降費的措施，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降低法定稅率方面，中國的主體稅種增值稅最近幾年已經歷了多次調整，基本稅率有所降低，稅率檔次也得到了簡併。進入2018年，個人所得稅改革啟動，除起徵點上調之外，還首次採用了“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徵收方式，並增設了專項附加扣除。
未來，降低名義稅率依然是減稅降費的重要手段。財科院建議，中國可以適當降低增值稅基本稅率和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以及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以縮小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的差距，繼續減輕社會的稅費負擔。（文中朱遠志、孫伯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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