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科技部進一言:更講科學、更講民主


向科技部進一言:更講科學、更講民主

撰文 | 李晗冰(本刊特約評論員)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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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開發布的《科學技術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重新確定了科技部的職能、機構和人員編制。不同於有些部門的“瘦身”乃至“隱身”,科技部這次是“強身健體”、實現了“三擴”:擴權、擴機構、擴編制:職責擴至16項,司局增至17個;機關行政編制為364名,其中司局級領導職數67名。

大家都知道,當前我國正面臨新形勢: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外部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科技創新能力成為決定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科技部的“三擴”,可謂大勢所趨、正當其時。

毋庸諱言,“三擴”後的科技部任務更重了、事務更多了,影響也更大了。

作為關心科技發展的群眾,在為科技部“三擴”高興的同時,也想進一言:更講科學、更講民主。

所謂“更講科學”,希望科技部今後更加尊重科學和技術的內在發展規律、更好按照規律辦事。

當然,這並不是說精英薈萃的科技部不知道科學技術是怎麼回事、不按規律辦事,而是說:還有一些有待改進的地方。

試舉三例——

1、過於重視國際科技論文發表數量。科學評判國家的科技實力,是正確“集中統一領導”科技創新工作的重要前提。那麼,評判的主要指標是什麼?“中興事件”之後,恐怕連普通老百姓都曉得了:國際科技論文數量,真說明不了什麼。但是,近兩年,無論是科技部主要領導發表的講話、文章,還是在各種各樣的“成就展”、新聞發佈會上,到處都拿“中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穩居世界第2位”說事兒,幾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標配”。

“中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穩居世界第2位”到底意味著什麼?科技人員數量世界第一,碩士、博士沒有國際論文畢不了業、“集體撤稿”接二連三和灌水論文層出不窮——這個“穩居世界第2位”到底打了多少折扣,恐怕很難說得清楚。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頭這麼把“國際科技論文”當回事兒,下面能不拼命發論文、數論文、比論文、造論文嗎?

2、把科學和技術混為一談。科學和技術雖然有密切的聯繫,但卻是有本質區別的兩回事,無論是兩者的研究內容、追求的目標還是組織方式、研究方法、實現的條件、考核的標準,都截然不同。為了方便,說的時候簡稱“科技”還無大礙,但在做的時候,把兩者混為一談、一視同仁、一體推進,問題就大了。

就說至今還廣泛使用的“科技成果轉化”吧。其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技術成果轉化”,因為:科學的目標壓根不是為了轉化,而是發現新知識,而且絕大部分成果也難以“轉化”——比如“日心說”“相對論”等重大科學發現,怎麼“轉化”、“轉化”成什麼?需要轉化而且能夠轉化的,是“技術”。在“科技成果轉化”的大旗下,不僅出現了“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水平”的無稽之談,更引發普通百姓對科學家的質疑:既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又不能拿諾獎,基礎研究花那麼多錢、發那麼多論文,有什麼用啊?!

3、至今仍在嚴格執行新藥臨床試驗“遺傳辦審批”。本來按照相關法律法規,企業研發的新藥在開展臨床試驗之前,只須拿到國家藥監局的批件就可以進行;在藥企的強烈呼籲下,國家藥監局銳意改革、好不容易把臨床審批時間壓縮到兩個月。但從2015年10月1日起,科技部頒佈《人類遺傳資源採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審批行政許可事項服務指南》(以下簡稱《指南》),要求所有涉及外資的新藥臨床試驗(由於近些年新創辦的藥企幾乎都有外資背景,而從事臨床試驗等外包服務的第三方機構也大都有外資背景,所以《指南》幾乎“覆蓋”了所有進行臨床試驗的新藥研發),只有先向科技部下屬的“遺傳辦”申請批件後,才能開展臨床試驗,無論“人類遺傳資源”(與臨床試驗相關的,主要是病人的血液、唾液、尿液及其信息)是否出境。

向科技部進一言:更講科學、更講民主

據稱,“遺傳辦審批”的目的,是“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我國的人類遺傳資源”,聽上去很科學,實則沒必要:1、新藥臨床試驗都是在國內醫院進行,抽取的病人血液等只是為了驗證新藥的療效和安全性,並不是為了出口,何來“人類遺傳資源外流”? 2、“遺傳辦”能做的只是在辦公室裡蓋個章,根本沒有能力到醫院現場核查、監督,所謂的“遺傳辦”審批,只是走個過場、並無實質意義; 3、即便圖謀不軌的“外國組織”想“竊取中國人遺傳資源”幹壞事,也不用不遠萬里跑到中國來——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華僑有5000萬之多,每年出國留學和旅遊、體檢、看病的數以百萬計,要想竊取“中國人遺傳資源”,在國外就可以輕鬆搞定。

新藥特別是治癌藥物的研發,真的是“與死神賽跑”——要知道,中國每1分鐘就有5個癌症患者因為醫治無效死亡。而這個“遺傳辦審批”,硬生生把每個新藥臨床試驗的時間至少推遲了1個月。

從以上這三個例子來看,“尊重科學和技術的內在發展規律、按照規律辦事”,說來容易做來難。

按照新的“三定”方案,今後科技部對全國科技創新工作的管理是“一條龍、全覆蓋”,一舉一動干係重大,尊重科技規律、按照科技規律辦事尤為重要。

所謂“更講民主”,就是希望科技部能廣開言路、更加發揚民主,凡事多聽聽科技人員的意見,特別是那些不同意見。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實踐證明,科技界人士的不同意見,包括抱怨、呼籲、批評,往往推動了科技事業的進步。

也舉三個例子——

1、2010年8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道《某國立研究所課題組組長: 我只有三分之一時間做科研》。該報道引起了當時主管科技的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這位科研人員後來被請到中南海、當面彙報、建言獻策,直接推動了後來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2、2016年8月8日,微信公號“知識分子”發表《跟班式科研,誤己誤國——某國立研究所所長的自白》,報道了一位匿名科研人員的心聲:中國科研表面上看起來一片繁榮,實際深藏危機,如果繼續跟班式搞科研,中國科研就沒戲了。儘管這話講得很難聽,估計有的領導聽了也不高興,但同樣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對後來國家加強基礎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3、2010年9月,施一公、饒毅在《科學》雜誌發表題為《中國的科研文化》的社論。該社論指出:儘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的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施一公、饒毅認為:目前正是中國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種潛規則、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時機,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起點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須基於學術優劣分配,而不再依賴私人關係。

向科技部進一言:更講科學、更講民主

當年11月,科技部新聞發言人在官網發文正式回應,認為施一公、饒毅反映的問題“與事實不相符合”,並列舉了許多事實予以反駁(原文鏈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239907.shtm?id=239907)。儘管如此,這篇文章不但在科技界引發強烈共鳴,而且也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

當然,不能因為這三個例子就以偏概全。近些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部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有不少就是“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結果。

與此同時,也應看到,有些改革還不徹底,有避重就輕、捨本逐末之嫌。比如被圈內人士戲稱為“頭號擾民工程”的國家科技獎,如果在改革進程中能真正聽取更多有識之士的真知灼見,想必不會像今天這樣,改來改去不過是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就連原來許多對改革寄予厚望的人,心也涼了。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心希望“三擴”後的科技部能夠不忘“前誓”,在今後的工作中廣開言路、從善如流、有諾必踐。

這個“前誓”,來自上面提到的“科技部回應施一公饒毅《科學》社論”。現抄錄如下——

我部作為國家科學技術的行政管理部門,與各科研機構、學術機構、院校、企業、各學術領域科學家、科研人員等聯繫和反映問題的渠道是暢通的。我們熱忱歡迎所有關心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人們,就所關心的問題向我們瞭解情況、交換意見、提出建議。我們重申對任何違反科學道德、科研誠信、違規違紀的不端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有舉必查,查實必究,絕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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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知識分子網站看一看這些文章:

繼承達爾文,發展進化論 | 北大博雅講壇第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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