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
——屈原《九歌·國殤》
《國殤》是屈原《九歌》組詩中頗為特殊的一篇。《九歌》的其他各篇，大多是描寫纏綿的愛情，充滿了浪漫氣息；而《國殤》卻是描寫壯烈的戰爭場面，著重反映現實生活，其中令人感興趣的正是第一句中的“犀甲”。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是不產犀牛的。但在歷史上，犀牛在中原分佈的北界曾經直抵黃河一帶。不但在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發現了犀牛的骸骨，甚至在安陽殷墟發掘的動物遺骨中，也有犀牛的遺骨。
犀牛是一種厚皮動物，堅固的犀牛皮自然成為先秦時代武士“護身衣”的首選材質。《國語》裡就有“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的記載，意思就是射死了獨角犀，並用它的皮做成大盔甲。《周禮》裡更加對將犀牛皮做成武士甲冑進行了詳細說明：“函人為甲，犀甲七屬，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其中，制甲者稱為函人。兩片犀牛皮雙合稱合甲。《周禮註疏刪翼》也明確指出，甲冑“所以必擇犀、兕之皮而為之”，說明犀牛皮是製作甲冑的上品，也是當時重要的軍事物資。
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
對於武士甲冑的旺盛需求顯然是犀牛分佈區在春秋時期之後以大約每年半公里的速度向西南退縮的重要原因。在犀牛資源日漸匱乏的情況下，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轉而採用較易獲得的牛皮製甲。《國語·越語》裡就記載“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這個數字顯然過於誇張，《吳越春秋》作“十萬三千”，顯然更為貼切，這裡的“水犀之甲”指的便是水牛的皮革。
實際上，當時製作皮甲的技術經過近千年的進步已經頗為成熟。上古時代，在原始部落的相互衝突中，人們為了維護自身安全，受到動物“孚甲以自御”的啟發，想盡辦法通過各種手段來護衛身軀，因而出現了原始的甲冑。人類步入文明社會後，首先掌握了青銅的冶鑄技術，由於鋒利的青銅兵器的出現，促使人們改進護身裝具的性能。到了商朝時期，主要的作戰服逐漸形成皮甲。在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號墓的南墓道中曾經發現了商代的皮甲殘跡，出土時皮革已經腐爛成粉末，只是甲面用黑、紅、白、黃四色漆彩繪的圖案紋理仍遺留在土上。殘跡最大的直徑在400毫米左右，據此認為是整片的皮甲，這是迄今發現年代最早、比較可信的一個實例，時間大約可以推定為商代後期，其整體面貌大概與存留到今天的原始甲冑相近。而20世紀30年代，仍處於刀耕火種原始狀態的雲南傈僳族使用的皮甲就是用兩塊長約1米的長方形牛皮重疊並縫合在一起，在約2 /3處向短的一面鑿開一條舌形縫，沿剖開的縫將短的一面向下折，做成胸甲，另外一面與豎起的舌形部分形成保護後腦、項的頸護和背甲。穿著時把頭伸入舌形孔內，在腋下用帶子將前後兩片捆牢，整個皮甲雖然簡陋，但簡潔明快，方便和實用。
戰國時期的菱形青銅甲片
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之後，中原的皮甲製造工藝完成了兩項比較大的變革：一項是把整片皮革製成的具有固定形式的皮甲改為根據身體部位的不同而裁剪的大小相去形狀各異的革片，在片上穿孔，用繩連綴，構成可以部分活動的皮甲。另一項皮甲製造工藝的變革則是為了增強甲片的牢固性，把兩層或更多層的皮革合在一起，表面再塗上漆，使其更美觀耐用，稱為“合甲”。在湖北江陵天星觀1號墓曾經出土的戰國時期皮甲，全甲共用甲片66片，其中胸甲和背甲各3片，肋片8片，甲裙52片。甲裙由4排甲片組成，每排13片，甲片均上窄下寬，微外弧。甲裙先橫編成排，然後縱聯，上下兩排通過甲片中部的穿孔做活動編綴，下排壓上排，可以靈活向上推疊活動。
戰國時期的嵌瑪瑙管凹字形胸甲
同樣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最早記錄皮甲製造技藝的古代文獻，齊國的一部官書：《考工記》。其中規定了專門製造皮甲的工匠（“函人”），也有了規範的式樣，“凡為甲，必先為容”，只有按照這樣的規定製出的皮甲，才能保證密緻堅牢，穿著合體，便於作戰。《考工記》的面世既說明當時皮甲製作的技藝已經相當成熟，也反映了當時皮甲的使用非常普遍。身著皮甲、手持青銅盾牌的武士，能夠有效地防禦青銅兵器的刺擊。甲是當時軍中的主要防護裝具，幾乎每名武士都有一襲皮甲。軍中有多少副甲就相當有多少兵士。“帶甲十萬”也正是從這時起成為表示軍隊兵員實力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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