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貸危機升級，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一場衝擊全球的“金融海嘯”隨之而來。回首這十年，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等人近日撰文反思：“為什麼金融監管機構沒有預見到這場危機?我們是否為下一次危機做好了準備?”9月13日至14日，芝加哥大學舉辦一場金融危機10週年研討會，與會者也在不厭其煩地談論著危機產生的根源、造成的“惡果”。儘管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已緩慢恢復，但這場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短時間內仍無法消除：一些國家貧富差距擴大、政府債臺高築，一些國家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思潮興起。十年間，“我們是99%”的美國中下層民眾通過“佔領華爾街”運動表達對“1%的金融資本家”的憤怒，日本經濟學界對這場危機給日本經濟又帶來“停滯的十年”而惋惜，希臘民眾則在慶幸這個歐元區國家沒有被危機毀掉。讓我們聽聽這些國家的民眾如何講述這十年的故事，看看世界究竟改變了多少。
2010年9月24日，雷曼兄弟的標識牌被佳士得拍賣行拍賣。
大多數美國人：變得更加謹慎
“房地產泡沫是這場危機的主要催化劑。”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網站刊文這樣回顧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這場危機影響了很多美國人的生活，特別是中產階級，有的失去房子，滑落到底層：有些人後來挺過難關，開始新生活，有些人則成為危機的“犧牲品”。
前雷曼員工、抵押貸款分析師帕特爾在過去幾年成了美國媒體關注的“網紅”，每到雷曼破產紀念日，就會跟蹤報道他的最新進展。離開雷曼後，帕特爾上了醫學院，在一家縣級醫院婦產科實習的經歷讓他覺得當醫生比從事金融業更有滿足感。帕特爾說：“我晚上睡得很好，因為我為別人的生活帶來好的變化。”在金融危機爆發10年後的今天，帕特爾是里士滿大學醫療中心的首席住院醫師。
《環球時報》記者接觸過一些金融危機後為生計參加美國陸軍的美國人。衛斯里克原本是個畫家，他的油畫常被一些咖啡館拿去展覽出售，危機後因生意難做，他到陸軍服役，後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期間，老婆和他離婚。衛斯里克多處受傷，成為退伍傷殘軍人，目前每月可拿到政府給他的近6000美元的生活補助。單身生活的衛斯里克現在不用為生活發愁，又開始搞起藝術創作。生活在美國中西部的路易斯卻沒那麼幸運，金融危機失業後他參了軍，戰場上的經歷導致他精神上的創傷，退伍後吸毒酗酒。去年初的一天，路易斯從酒吧出來時被車撞死。
一些美國朋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金融危機給美國社會上了一課。房地產泡沫和失業讓很多美國人從中產跌到無產階層。一些美國人將原因歸結為美國政客一貫的好戰政策，為華爾街金融大佬們的利益而滿世界開戰，使美國負債累累，人民揹負沉重負擔。”來自美國中產家庭的加里，10年前被芝加哥大學視覺藝術系錄取，不斷攀升的學生貸款利率、藝術市場的低迷讓他情緒失落。好在，他後來自學概率統計等數學知識，還仔細研究了賭場的規則。現在的加里已經是克利夫蘭賭場的高級會員，每週去賭場好幾次，“一個星期能贏1000多美元”。
金融危機後，美國商業銀行和按揭貸款機構都大幅度提高對按揭貸款申請人資質的門檻，嚴查貸款申請人的工作狀況和薪酬狀況，發放按揭貸款異常審慎。《環球時報》一位特約記者2015年在美國購買第二套房子時，曾嘗試用已有的第一套房產向銀行申請辦理房產抵押貸款，這類抵押貸款在危機前被認為是風險很小的，通過審批本來是比較容易的。但讓他沒想到的是，銀行對這類貸款的審批增加了不少環節，他的申請最後被拒。該記者定居在硅谷附近一個人口不到10萬的小城，那裡因有很好的公立學校和良好的社會治安而吸引了大批在硅谷工作的白領。危機以前，小城幾乎看不到無家可歸者，但最近幾年，流浪者人數和入室盜竊案數量明顯增多。
對美國而言，金融危機帶來的最深刻變化是貧富之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和財富分配的新一輪洗牌。這也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加者喊出“我們是99%”這一口號的原因。此外，按揭貸款門檻提高對剛從學校畢業的美國年輕人衝擊最大。最新統計顯示，美國25歲到30歲的年輕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2016年達到33%，是1970年的3倍，創下75年的新高。最近幾年，儘管美國股市的增幅超過經濟增速，但是和危機前比較，美國家庭的投資卻變得更為保守和審慎，相對於積極主動管理資產組合的傳統基金而言，更多的美國家庭正在把更多的財富轉向保守和被動追蹤大盤的指數基金。
2008年11月4日當選美國總統的奧巴馬上任後開始和華爾街大佬們博弈，但不少美國人認為，他最後還是成了華爾街大佬的傀儡。因此，一些失房、失業的藍領和中產白人相信並支持特朗普重振美國經濟的政策，他們希望美國恢復到“人人勞動就可養活自己的時代”，而不是吃福利的人比拿最低工資的人賺得還多。
在美國人看來，這場危機也改變著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一書作者、中國與亞太事務問題專家珍妮·克萊格近日撰文談“崛起的中國十年：金融危機後的10年”。文章肯定了金融危機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克萊格寫道：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30%以上，遠遠超過美國，中國在緩解世界經濟衰退的趨勢，成為發展中國家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日企副總裁：危機讓我成為惡人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最近和一些日本經濟學家、企業家交流時發現，談到10年前的金融危機，日本人更喜歡用“雷曼衝擊”這樣的字眼。
陳言回憶說，10年前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的消息傳來時，日本一家上市企業負責財務的副總裁剛好在北京出差，和他一起談該事件可能帶來的後續反應。當時，該企業的總裁也從東京打來電話，和這位副總裁談了很長時間。這位副總裁已是“退隱”之人，談到金融危機發生後幾年企業的應對措施，他無奈地說：“我是一個經營企業的人，為自己打拼，同時也是給其他人，特別是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但怎麼在那些年卻變成一個專門去搞企業關門、合併、裁員的惡人了呢?”這幾年，他在遠離東京的地方買了一套面積很小的房子居住，幾乎不與任何熟人來往，似乎是以這種方式向那些被他下令解僱的員工謝罪。
慶應大學名譽教授井村喜代子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泡沫經濟及崩潰過程頗有研究，在這位日本經濟學家看來，次貸危機發生前，美國研究過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全過程，但得出的結論是“即便美國出現房地產價格暴跌的情況，也不會影響美國的財政及金融”，而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又無處理能力，導致世界經濟停滯，很多國家也跟著遭殃。
談到美國、中國和日本高科技企業這10年的變化，井村喜代子說：“美國IT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技術革新，中國企業也在IT及製造方面追了上來。而日本的技術開發、經營模式的改良幾乎處於停滯狀態，這也是日本受‘雷曼衝擊’的影響比美國大，衝擊之後長期不能走出失落的主要原因。”
“雷曼衝擊”後的這10年，日本像走馬燈一樣換了多位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打著“安倍經濟學”的旗號再度上臺，但沒有挽回金融危機對日本經濟的影響。過去10年間，也是日本企業不斷重組、不斷減小經營範圍的10年，幾乎看不到日本企業在產品、服務及企業經營模式上的革新。
除了“雷曼衝擊”，日本學界還在談論“特朗普風險”，擔心美國以全世界為對手的“貿易戰”會讓世界經濟明顯進入“收縮”狀態，而一旦進入“收縮”階段，日本就無法革新，日本企業也將不敢進行大規模投資。
希臘民眾：現實已經讓人麻木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歐債危機接了下一棒，歐元區中原本經濟基礎就比較薄弱的南歐國家情況尤其糟糕。希臘債務危機即將進入第十個年頭，“勒緊褲頭”多年的希臘人民8月20日終於告別長達8年的經濟援助。但期待中“喜迎國家新時代”的歡慶場面沒有出現，希臘政府的刻意低調和當地社會的冷漠反應都暴露出一個事實——希臘經濟危機還沒有真正過去。曾經歷過多次政府更迭、歷史性公投、資本管制、全國罷工、街頭暴力等大事件的希臘人，儘管有怨氣，但又不得不在“後援助時代”默默地接受現實，努力尋找出路。
今年51歲的瓦西里是一名船舶電氣工程師，家在雅典西郊。在航運大國希臘，與修造船相關的專業技術人員非常搶手。20多年前，大學一畢業，瓦西里就開設公司，承接遊艇電路維修工程，生意一直不錯。但瓦西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對財經新聞不感興趣，所以當2009年新聞上都在談論希臘財政赤字問題時，他還以為那只是政府的事，與老百姓無關。
金融危機蔓延，對希臘經濟造成很大沖擊。一方面是希臘對外貿易長期存在逆差，資金外流，只能靠舉債度日;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後外國遊客減少，給希臘的旅遊業帶來打擊。向來對經濟不敏感的瓦西里後來才知道，當年希臘政府宣佈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遠高於歐盟上限後，很快就導致多家國際評級機構調低希臘的主權評級，隨後希臘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讓他更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公司的生意因此會一落千丈，難以為繼。瓦西里先是向《環球時報》記者回憶起危機前的好日子：“希臘船東習慣在冬天維修和保養遊艇，這樣夏天就能駕船出海。在經濟危機之前，公司每年都能在冬季接到至少5張大單，加上夏天有不少緊急搶修項目，收入相當豐厚。”但談起危機升級，他眉頭緊鎖地說：“到2013年，一切都停頓了，從那時開始就再也沒有接到保養遊艇的大單，公司業務只剩下零星的緊急維修工程。”2015年瓦西里的公司倒閉。他告訴記者：“那時我沒有固定收入，太太是家庭主婦，除日常生活支出外，兩個孩子的校外補習班費、健康保險、房產稅等都需要錢，我們的銀行積蓄很快就所剩無幾。”與大多數希臘人一樣，瓦西里對無端失去安穩生活感到既憤怒又彷徨，他說：“希臘人民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卻成了被緊縮政策捆綁的替罪羊。但政府援助計劃的施救對象是銀行巨頭，老百姓只能自救。”
憑著過去在業界的良好口碑，瓦西里去年才應聘到一家中東船運公司，並被派往沙特。較高的薪水讓他們一家逐漸擺脫困境。他現在苦惱的是：“回國休假陪伴家人的時間太少，我還是很想在希臘找到好的工作，但要實現這個願望，可能還要等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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