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代背景看，楚漢之際是新舊階級制度發生重大變動的時代，項羽的命運是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命運的反映。換言之，項羽的失敗，是一個沒落階級不可避免的歷史命定，隨著項羽的逝去，最終宣告了中國貴族時代的完結。
項羽出身於一個楚國舊貴族家庭。《史記·項羽本紀》說：“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羽雖為將門之後，但生不逢時，其家族隨著楚國的滅亡而敗落。他所處的秦代，是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初建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當時社會制度的主體形式。反映在社會階級的層面，活躍在當時政治舞臺上的是擺脫了宗法制度束縛的士人階層，這個階層憑藉著自身在文化知識上的優勢，脫穎而出，迅速崛起，成為當時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官僚階級的主體部分。與之相比較，貴族階級已走向末路。貴族階級的沒落與以下社會條件有關：一是分封制的廢除。分封制度通行於夏、商、西周三代，在春秋時期走向解體。貴族階級是分封制度的產物，世襲權利的家族傳承是貴族的基本特徵之一。隨著分封制度的消亡，特別是六國貴族政權的消亡，貴族階級失去制度的依恃而走入末途。二是貴族階級自身素質和生存能力的退化。特權是貴族階級的憑藉與依賴，傳統社會的遊戲規則是貴族安身立命的保證。特權的庇護與眷顧，導致了貴族階級自身素質的退化；社會遊戲規則的變動，使得貴族面對變化的社會手足無措。在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政治競爭中，貴族表現得茫然而低能，他們在傳統道德文化方面的優勢反而成為一種負累。在兼併進取、世風日下的社會背景下，貴族及其文化變得不合時宜。三是來自平民階層的競爭衝擊。富國強兵的時代要求迫使各國統治者採取了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制度，相對平等公正的社會氛圍給予平民以施展才能的機會，新的人才選拔機制導致了貴族與平民在政治力量對比上的此消彼長。項羽的命運正是這些歷史社會現象生動的註腳。
與貴族階級的沒落相反，以士階層為代表的平民階級開始崛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王室衰微，大國爭霸，顛覆了傳統的政治秩序。崇尚耕戰，急功近利，成為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念。社會身份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被漠視，逐漸淹沒在實利追求的潮流中。藉助於時代提供的機遇，在戰國時期的競爭中，許多平民精英脫穎而出，打破了貴族對政治的壟斷。齊國士人魯仲連就是一個典型。司馬遷評價他說：“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而出身低微的李斯在入秦前對其老師荀子所說的一番話，足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態勢：“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史記·李斯列傳》）社會的變動為“布衣”提供了機遇，平民精英的崛起成為勢所必然。陳涉、吳廣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相號召，發動起義，說明了這種觀念已成為當時社會的共識。但舊貴族的影響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依然存在，並在秦朝末年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借屍還魂，導演了一場悲壯的謝幕，這場悲劇的主角就是項羽。
秦始皇兼併六國，一統天下，掃蕩了六國的貴族勢力。又通過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從階級和制度兩方面給予貴族勢力以毀滅性打擊。貴族階級作為一支現實的政治力量不復存在，但他們的社會文化影響依然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特別是秦始皇通過軍事征服手段統一中國後，沒有在民族文化的融合統一上下大氣力，解決當時地域文化間的矛盾衝突問題，六國民眾的被征服感深切，這就為日後發生的六國民眾反秦鬥爭埋下了伏筆。至秦朝末年，爆發了反秦大起義。固然，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是重要的動因，但這僅僅是表層的原因，深層次的原因是秦地與關東六國地區民眾在文化觀念上的對立。當時戰爭的基本形勢是“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鹹率其眾西鄉”（《史記·秦始皇本紀》）。由此可知當時秦鬥爭的特點：一是反抗侷限於關東地區，為反文化征服的性質，帶有明顯的地域性。二是農民起義很快轉化為六國貴族領導的復國運動，以貴族為主體的“諸侯”成為陳涉死後反秦鬥爭的主導者。造成這一社會現象的歷史原因有二：一是秦朝征服六國統一天下後，沒有采取有力的政策彌合原秦國民眾與其他六國民眾間的文化隔閡和衝突，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文化壁壘分明，嚴重對立，遂導致了“關中”與“關東”地區間的地域對立。二是六國舊貴族勢力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的代表符號仍然具有強大影響力，在復國鬥爭的旗幟下，通過擁戴舊貴族為領袖，六國民眾在精神上滿足了他們對自己尊嚴的維護和對傳統文化的迴歸。舊貴族作為地域傳統文化的代表，他們的社會號召力是顯而易見的。如秦朝末年的反秦鬥爭中，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為楚王，從民所望也”（《史記·項羽本紀》）。東陽陳嬰推舉為一支反秦武裝的領袖，而“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也。’”（《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我倚名族，亡秦必也”的心理，正是當時民眾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意識。當時的六國民眾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六國貴族之後代作為他們反秦鬥爭的領袖，正是這種社會文化意識的反映。六國貴族作為地域文化的代表和旗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順應了六國民眾反抗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異己文化的需要。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貴族武裝不負眾望，帶領民眾推翻了秦朝的殘暴統治，其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其中，項羽指揮的“鉅鹿之戰”，是擊敗秦朝軍事鎮壓的決定性戰役。項羽很好地完成了歷史交付的任務，他在當時反秦鬥爭中的作用是居功至偉的。但項羽現象，畢竟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舊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的迴光返照，應該視為一種歷史的迴盪確認和文化的滯後影響。
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六國貴族勢力推翻秦皇朝的統治後，作為歷史的矯枉過正，出現了項羽主持的大分封。對此史家多歸咎於項羽個人的作用，指責其為“倒行逆施”。殊不知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中，這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實乃歷史情勢所致。項羽不過是歷史必然性的執行人。當然，項羽舊貴族的身份，使他成為擔當這項歷史工作再合適不過的人選。這是一種歷史的宿命。分封制度的復辟引發了“楚漢之爭”，作為大分封的主持人項羽自食其果，身敗名裂。隨著項羽的失敗，歷史再次驗證了分封的回頭路是走不通的。項羽以自己的犧牲換得了歷史方向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講，項羽是一個“代歷史受過的悲劇性人物”。一個時代隨著一個代表人物的離去結束了。新興的漢皇朝以嶄新的面目面世，形成了“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從此開啟了“平民”時代。司馬遷認：“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史記·高祖本紀》）所謂“文敝”，說明了一條歷史的悖律：社會的進步是以傳統文化的破壞為代價的。但畢竟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對此陳亮說：“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趙翼也評價其為“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單就階級的變遷而言，是為確論。從這個意義上講，項羽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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