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保爾在倫敦逝世，結束了他與文學長達85年的故事。
出身於印度婆羅門家庭的奈保爾，從小就對英國文化充滿嚮往，後來，也正是在英國的這片國土上獲得承認，與石黑一雄、拉什迪並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年輕時候的奈保爾，孤身一人從家鄉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到牛津求學，畢業後定居倫敦，夢想成為一名作家。但當時的他身無長技，對文學也是一知半解，對倫敦的文學圈更是一無所知。他打過零工，在BBC(英國廣播公司)做過兼職，業餘時間還要給《新共和》雜誌寫評論文章，以此來維持生計。
他的寫作之路基本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除了跟遠方做記者的父親有所交流，互相鼓勵之外，大概其他人並不知道這位年輕人夢想成為一名作家。
1955年，其實他已經偷偷寫完了兩本書，第一本書《通靈按摩師》，直到1957年才出版，第二本書《米格爾街》，拖到1959年才出版。而且《通靈按摩師》出版後，還遭到了惡評，有位牛津的教授點評說，奈保爾的小說是來自一座殖民島嶼的風味小吃，根本花費不了多少力氣。這種對年輕作家的惡意，讓奈保爾多年之後回想起來還鬱憤難平。
奈保爾的刻薄
奈保爾曾經給另外一位英國作家安東尼·鮑威爾寫過一篇紀念文章，收錄在評論集《看，這個世界》中。
大概就是在剛出完第一本小說之時，或者是在奈保爾剛進入英國文壇，但是遭遇到不公平對待的時刻，鮑威爾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這種友誼和垂青，讓奈保爾銘記終生。但是，對待鮑威爾的寫作，他卻沒有這麼客氣。
鮑威爾去世之後，奈保爾應邀寫紀念文章，其中有段話是這麼說的：“有種常見的小說寫法就像這樣，偉人去世，一片頌揚之聲，然後有人——通常是個崇拜者，研究他的生平，以撰寫傳記，然後發現了各種各樣非常負面的事。”他還說，他與鮑威爾的友誼之所以能夠持續下去，大概就在於他不曾細讀過鮑威爾的作品。
說心裡話，奈保爾的評論非常刻薄。這種刻薄正是我在聽到他去世消息之後的第一印象：這個刻薄的作家去世了。然後我就想起了他在《看，這個世界》中對鮑威爾的點評——只不過，奈保爾並不是在去世之後，我們才發現他的負面，是從他的傳記《世事如斯：奈保爾傳》在2008年出版的那一刻開始。
這是奈保爾生前唯一授權的傳記，奈保爾給了傳記作者帕特里克·弗倫奇所有權限，可以查閱他的文件，包括他已故妻子萬分抑鬱的通信和日記，他接受了大量採訪，對傳記書稿沒有要求任何改動。於是，傳記出版之後，這位在世的名人，200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成為了世界文壇裡最骯髒的人。
可以說，他身上積聚了一個“人渣”型人格幾乎所有的缺點：他招妓、家庭暴力、虐待妻子、奴役情人、刻薄、自負、自私、種族主義、毒舌，喜歡居高臨下、咄咄逼人、對金錢斤斤計較等。
有個不知道真假的段子，說他見到好萊塢導演喬治·盧卡斯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他掙多少錢。但是就這樣一個在生活中不折不扣的人渣，同時卻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奈保爾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一個作家歸根結底並不是他寫下的書，而是他創造的神話，而神話存在於保存者的心目中。奈保爾授權他的傳記作者直言不諱地寫他的一生，披露他私生活中的汙點，這到底是一種創造神話，還是打破神話的表現呢？這種坦白式的披露，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真實嗎？
奈保爾的自負
說奈保爾是個偉大的作家，我還是有些遲疑。
我並不十分喜歡奈保爾的作品，早年我對他作品的印象就是一種“偉大的自負”，比如他曾評價他的同類作家，說這些作家的寫作毫無疑問“就像是一位覺得自己是已經功成名就的人，現在做什麼都不會出錯，可以像一位訓練有素的魔術師一樣，從帽子裡往外掏滑稽角色，感覺自己一定別再多做些什麼了”。這句形象的話，倒是很貼近他自己的很多小說。
比如，讀他的小說集《自由國度》的時候，我覺得有些乏味。後殖民時代的文學所傳遞的經驗，似乎除了書寫異國奮鬥的血淚史之外，再無新意可挖了。讀《半生》，他講述了一個人的成長曆程，從小缺乏關愛，用叛逆的方式引人注目，陰差陽錯地生活，渾渾噩噩地度過半生，結局仍然孑然一身，一無所有。
小說的結尾不像結尾，用小說家庫切的話說，這也許不算一個真正的結局，只是一個讓他休養康復的暫停時期，《浮生》還是隻寫了一個人的“半生”。後來，他又用《魔種》續寫了這個故事，寫完了一個人的後半生。
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奈保爾作品中如《奈保爾家書》《抵達之謎》之類的作品，半自傳性質，交叉著紀實與虛構，介於小說與散文之間，文體讀起來讓人舒服。只有在這些作品中你才能觸摸到奈保爾堅硬的外殼包裹起來的是一顆如此細膩和有些輕微傷感的心。
我原本對奈保爾和他的作品有個粗疏的評價，說他是一流的遊記，二流的小說，三流的人品。不過，經過更系統全面地瞭解了他的更多作品後，我要糾正這一偏見，奈保爾的作品中，好作品有兩類：一類是稍微帶有自傳性的小說，第二類就是他的遊記作品。像《米格爾街》《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大河灣》《抵達之謎》都是其中的優秀之作。
關於《米格爾街》，奈保爾多次回憶，當年他離開牛津，來到倫敦生活，在BBC廣播公司的加勒比頻道擔任兼職，編輯和主持一檔專供加勒比地區播放、每週一期的文學節目。
此時，他已經寫完了兩本書，但是仍然沒有出版的機會，他覺得自己的文學之路快要走不通了，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往，想起11歲就想成為一名作家的願望，想起當記者的父親失敗的文學生涯，想起他18歲靠政府獎學金遠離家鄉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進入牛津大學學習英語，想起大學期間的挫敗和性苦悶，想起大學與父親的通信，想起畢業之後孤苦伶仃地來到倫敦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勉強維持生計，想起他已經寫完了兩本書，但是出版之日遙遙無期。
這一切似乎都有跡可循，但是，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呢？他隨手在打字機上寫下了一個句子：“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後，總要坐到屋後陽臺的欄杆上，扯著大嗓門朝對面喊：‘有什麼什麼事嗎，鮑嘉？’”
這是《米格爾街》這個系列中的第一篇的開端，1962年，奈保爾憑藉這部小說集獲得了毛姆獎。他說這一刻是幸運眷顧了他，或者說，他開竅了。在他以往的經驗中，小說等同於編造的東西，但是編造的東西要看起來像真的，得來自生活。他總難以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但是就在這一刻，他找到了這種平衡，他明白了小說來自對虛構的部分拋棄，或者說，透過虛構作品看到了某種現實的話，這部作品就是小說。這也解釋了，為何他的小說中摻雜著某種自傳情節的作品，往往比那些純粹虛構的作品要好得多。
寫遊記的一把好手
我個人的印象，奈保爾是寫旅行遊記的一把好手。
我喜愛他遊記作品勝過他的小說。他的作品中，遊記作品佔據了多半，像著名的《幽暗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已經是瞭解印度文明的必讀書目，還有《重訪加勒比》《我們的普世文明》《黃金國的沒落》等。
奈保爾對自己的遊記作品推崇備至，他認為，他與赫胥黎、勞倫斯、伊夫林·沃等這些第一代遊記作家不同，他們都是在帝國時期寫作，不論他們在家裡的性格如何，在遊記，他們必然是半帝國式的，用旅行中發生的意外事件來定義他們在異國背景下的宗主國人格。
但是“我的遊記與他們不同，我本身是一個殖民地居民，我在和自己成長環境相似的新世界種植園殖民地旅行。作為遊客，我在新世界這個偉大而浪漫的背景下，觀看被掠奪的土地上那些被遺棄的社區，這就像是從遠處查看自己社區的形象。它取自一個人自身及其直接的環境——虛構作品的素材——讓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有了新的看法，暗示了遙遠的歷史事件的發生順序”。
對奈保爾來說，遊歷對他來說絕非簡單的觀光，他的虛構作品大都來自他自己的經歷，一旦這些素材耗盡，他需要一個更大的世界來滋養他的寫作。所以他說，他對遊記的好奇心其實也是一個作家的好奇心，而非人種學者或記者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驅使他寫下了很多重要的紀實性的作品，成為了記錄很多文明的經典文本。
《紐約書評》的主編伊恩·布魯瑪，1990年代被邀約撰寫奈保爾的傳記，第一天去採訪奈保爾，聽他講了半天的性苦悶，布魯瑪只能推掉了這份傳記工作。他評價奈保爾有段話總結的非常好：“奈保爾寫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亞洲的書有時很滑稽，但卻不是這一類型。它們也不屬於旅行文學的另一大類型——自我表現型。奈保爾筆下的世界，全靠他的雙眼和雙耳。他嫌棄大而化之的概括，他聽人們說話，不光是他們的觀點，還有他們的語調，他們對詞彙的精確選擇，甚至他們的閃爍其辭。他的雙眼同時記錄下一切，服裝、姿態、表情，那些能讓他進行精準白描的物理細節，就像一個鱗翅目學專家研究蝴蝶。然後他那警覺、從不感傷、對浪漫主義矯情充滿懷疑的大腦會對這些細節觀察進行過濾。”
他還說，無論寫虛構還是非虛構，奈保爾的聲音都是個人化的，因為如此，奈保爾的寫作才開啟了文學的多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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