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網上一篇媒體文章點爆了大量關於疫苗問題的討論，從領導階級到平民階級，從父母到孩子，從醫生到普通患者。憤怒，焦慮，恐慌，悲憤充斥著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這類事件，讓人們不再坐以待斃，他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做出了自己最大努力的行動。這個令所有人憤怒的問題出自何處？會對孩子們造成哪些影響後果？如果遇上不合格的疫苗，那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補救？
而今日的困境在於，一切信息都需要自己判斷和分析。當微信群、朋友圈、資訊App成為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時，微博、政府官網、電視臺以及傳統報紙雜誌，都漸漸退居幕後或反應遲鈍了。在支離破碎的信息碎片中，我們還能找到真相嗎？傳統媒體、意見領袖或行業權威，還能相信嗎？如果不同信息互相打架，各種建議南轅北轍，我們到底相信誰呢？
引爆此次事情的那篇自媒體文章，談到了多個獨立事件，但之間的邏輯推理並不嚴密。“疫苗行業三巨頭”的“發家史”、管理層低價吞併國有資產、過往的質量劣跡，真的是今天疫苗問題的直接原因嗎？
就主角長春長生而言，目前發現的問題來自兩處。一是百白破疫苗，去年10月，原食藥監總局抽樣檢驗中，發現長春長生與武漢生物的各1批次百白破疫苗效價不合格，可能影響免疫保護效果。二是狂犬病疫苗，7月15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線索對長春長生的生產現場進行飛行檢查，發現了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生產中存在記錄造假等嚴重違反《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藥品GMP）行為。
就第一次的百白破疫苗而言，問題似乎沒有那麼嚴重。按法律規定，疫苗廠商生產的疫苗，每一批次樣品均需送到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下稱“中檢院”）進行檢驗審核。此後產品才能向市場銷售。從中檢院年報數據可以看出，2017年度有50個疫苗類品種申報約4400批，實際查出18批不符合規定。包括廣州諾誠的狂犬病疫苗1批，玉溪沃森、長春長生與武漢生物的百白破疫苗各1批，賽諾菲-巴斯德公司生產的五聯疫苗8 批以及凱榮-貝林公司生產的狂犬病疫苗6 批。合計中國企業4批，國際企業14批。
比如賽諾菲-巴斯德公司的36 批五聯苗中，有8 批疫苗的破傷風效力不符合規定，不合格比例達22.2%。就這一點看，賽諾菲-巴斯德的不合格比例，比長春長生更高。所以，至少應該破除一個迷信：進口疫苗比國產疫苗更好。
而關於第二個狂苗問題，則涉及生產違規造假。據《中國證券報》記者郭新志、戴小河的調查，違規問題主要是出在狂苗生產過程中的“小罐發酵”環節生產工藝。長春長生為了提高產量，未經申報批准，違規使用了較大規格的發酵罐，並在記錄上造假。據其他媒體的報道，在原輔料等其他環節也可能存在違規行為。
長春長生的問題還有哪些呢？我們只能等待官方調查。國務院已經派出調查組，對所有疫苗生產、銷售等全流程全鏈條進行徹查。除了違規生產，其他問題比如各地疾控中心掌握採購權的人員行賄受賄，抽取提成等不法行為，也需要進行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
對所有兒童的父母而言，現在真正憂心的是綠本，即《免疫預防接種證》。如果接種記錄裡真的打了長春長生、武漢生物的百白破疫苗，恐怕得去接種站查詢如何補種，或者直接撥打12320。
至於那些鼓吹不打疫苗的荒謬言論，則極為有害。預防接種自發明以來，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無論怎樣評價預防接種的功績都不為過。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關於世界的真相，儘管困難，我們也要奮力尋找。超級暢銷書《人類簡史》、《未來簡史》展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近日推出新書《今日簡史》，也在重要章節中直面真相問題。在他看來，今天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後真相時代，在這個信息爆炸的世界，保持清晰的見解和獨立的判斷，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能力。
如何判斷信息的真偽？作為個體，我們該怎麼辦？主動選擇，還是盲從與恐慌？《今日簡史》或許會給你一點啟迪。當然，也可能給你更多困惑。與提供解決方案相比，赫拉利似乎更擅長提出正確的問題。
以下書摘來自《今日簡史》第16章：正義：人類的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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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個問題不那麼重要，因為無論地球另一邊遇到什麼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負什麼責任。當你看到鄰居發生不幸的時候還能有點兒同情心，通常也就夠了。然而今天，因為像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之類的重大全球議題會影響所有人，不管你在塔斯馬尼亞、杭州，還是在巴爾的摩，都無法倖免。所以我們也就該把所有人的觀點納入考量。但誰能做到呢？哪有人能夠搞清楚全球千千萬萬個群體到底組成了怎樣的關係網絡?
縮小規模，或者拒絕面對？
就算我們有這個打算，多半也已經再也搞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問題。如果講的是兩個採集者、20個採集者，抑或兩個鄰近部落間有何關係，大概我們還能夠理解，但如果是幾百萬個敘利亞人之間、5億歐盟居民之間，抑或整個地球上所有群體和子群體之間的關係，人類實在無法理解。
面對規模如此龐大的道德問題，人類為了理解和判斷，有下列4種常用的方法。第一是縮小問題規模：把敘利亞內戰想象成兩個人在打架，一個是阿薩德政權，一個則是反抗分子，一個是好人，一個是壞人。這樣一來，整個複雜的衝突歷史就被縮小成一個簡單明瞭的事件。
第二是把重點集中在某個感人的故事，用它來代表整個衝突事件。如果你搬出一套精確的統計數字，想要向大眾解釋事情有多複雜，大眾只會失去興趣，但如果搬出某個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賺人熱淚，叫人血脈僨張，還能讓人誤以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很多慈善機構長期以來對此再熟悉不過。例如，有一項實驗，請民眾捐款救助一名來自馬裡的7歲貧困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蘿琪亞，許多人被她的故事打動，打開了心門，也打開了錢包。然而，如果研究人員除了告訴你蘿琪亞亞的故事，還用統計資料指出非洲普遍的貧困問題，這時受訪者突然就變得比較不願意出手相助了。另一項研究，則是請人捐款給1位或8位病童。在只有一位病童的情境中，民眾捐的錢更多。
要應對大規模道德問題，第三種方法是編出各種陰謀論。想知道全球經濟究竟如何運作，並且是好還是壞嗎？這太難了。不妨換個方式，想象有20位億萬富翁在背後操縱，控制了媒體，發動了戰爭，一切都是為了聚斂更多的財富。這幾乎永遠都是一套毫無根據的幻想。當代世界實在太複雜，不僅難以明辨正義公平，就連控制管理也是一大問題。不管是億萬富翁、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是共濟會或錫安長老會，沒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但也因為如此，沒有人能夠有效地操縱一切。
以上三種方法，都是拒絕面對世界究竟有多複雜。而第四種，也是最後一種方法，則是創造出一套教條，全然相信某種號稱全知的理論、機構或領導，接著便無條件地跟隨。宗教和意識形態教條之所以在這個科學時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避風港，讓我們得以避免面對令人沮喪的複雜現實。前面也提過，即便相信世俗主義，也無法避開這種危險。即便你打定主意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條，一心追求科學真理，遲早還是會因為現實生活過於複雜而不勝其擾，於是決定提出某種教義，讓人別再追問下去。這些教義確實能讓人在智力上得到撫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但這究竟算不算正義，仍舊無法確定。
我們該怎麼做？是接受自由主義的教條，相信只要把權力交給所有個體選民或顧客，就能得到最好的結果，還是拒絕個人主義，沿著傳統文化的方向，把權力交給某些群體，走一條集體共同判斷的路？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只是讓我們從“個體無知”的刀山，掉進“群體偏見”的火海。在狩獵採集部落、鄉間聚落，甚至城市小區，都還有可能共同思考大家面對的問題，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全球性問題，而我們並沒有個全球性的社群。不論是臉譜網、民族主義或宗教，距離建立這樣的社群還有遙遠的距離。所有現存的人類群體，都還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和真理。不論是美國人、中國人還是伊斯蘭教或印度教教徒，都無法建構“全球社群”，於是他們各自對現實的詮釋也就難以令所有人信服。
我們該放棄嗎？人類會不會就是無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義公平？我們是否已經進入後真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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