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讓賢」的意義


馬雲“讓賢”的意義


“凡理國者,務積於民。”

上至國,下至家,中間是企業。如何做到基業長青,事業傳承,一直是社會精英所探索的命題,也一直不斷迸發出明亮的火花與巨大的進步。

這一次,是馬雲,他正在做出一個巨大的變革,他希望為麾下已進入世界五百強阿里巴巴帶入一個良好的治理機制,從而實現其“102年的企業”。

並不例外,動靜不小。這關係到一個巨無霸企業的創始人“離場”的大事,不發出響亮的聲音,那他就不是馬雲了。

選擇的日子很巧,9月10日。這個日子至少有三重含義:一是馬雲的生日;二是阿里巴巴1999年創業的日子;三是教師節。

馬雲說,“我做老師,肯定比我做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做得更好!”


馬雲“讓賢”的意義



實際上,教師節來臨前,馬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便透出“去意”:更多時間和財富用於慈善事業,不久後會回去教書。

隨後,《南華早報》報道:馬雲將在9月10日宣佈“傳承計劃”。這份頗有歷史的報紙,早在一年前就被阿里收歸麾下。

9月10日,正式消息出來:馬雲將於2019年9月10日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接班人”為阿里巴巴合夥人張勇。

提前一年的宣佈,良好的傳播效應之後,更是馬雲對自己所創企業的一種“深謀遠慮”,亦是中國互聯網界對企業傳承的一次巨大試驗,它不僅事關阿里未來的命運,更事關無數互聯網甚至所有公司的長效治理機制。

馬雲依然要做第一人,阿里巴巴可能成為企業長效治理機制革命的第一家企業。

這才是“馬雲卸任”背後的應有之義。


五月花號汽笛中的世界五百年

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說到底是國家的歷史,真正使人類知道“世界”的概念,不過區區五百年。

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港灣,一艘帆船靜靜地停泊在港灣,它的名字已經人盡皆知:五月花號。距它不遠處,一塊大石上刻著“1620”大字,船是後人複製的,這一切,都是為了紀念清教徒首次登上北美大陸而立下的標誌。

1620年11月21日,經過66天的航行,反對英國國教的102名清教徒終於來到了北美“新大陸”。

在即將登陸之前,船上41個成年男子在甲板上籤訂了一份契約,這就是後來被歷史學家確認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約的文件,《五月花號公約》。

這份公約規定,到達大陸後,自願結為一個民眾自治團體,並制定和實施有益於團體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規、條例和憲章,全體成員保證遵守和服從。


馬雲“讓賢”的意義

《五月花號公約》

《五月花號公約》全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義,阿門。
我們,下面的簽名人,作為偉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順臣民,為了給上帝增光,發揚基督教的信仰和我們祖國和君主的榮譽,特著手在弗吉尼亞北部這片新開拓的海岸建立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莊嚴的面貌出現,現約定將我們全體組成政治社會,以使我們能更好地生存下來並在我們之間創造良好的秩序。為了殖民地的公眾利益,我們將根據這項契約頒佈我們應當忠實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並視需要而任命我們應當服從的行政官員。 ”

不要小看這份公約,正是它的基本原則,拉開了美國“盛世”的大幕,為其後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也直接被演化成其後的《獨立宣言》和《聯邦條例》(聯邦憲法前身),最終成就了民主立憲的美國政體。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林肯紀念堂與華盛頓紀念碑遙遙相望,人們認為,華盛頓創立了美國,林肯則拯救了美國。

實際上,無需再重述美國的崛起史,不管是華盛頓、林肯,還是其後的傑斐遜,實際上都是五月花號簽約白人中幾個人的後代,五月花號,確實締造了美國。

至少到目前,這個立國200多年的國家,依然生機勃勃……

實際上,五月花號上的嘗試之前,還有另外一路探索:這包括第一次統治“世界”的荷蘭,統治的時間長達200年;第二次統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它統治世界的時間則長達350年,直至在這最近的五百年中被美國所替代。

荷蘭,位居北歐的一個小國,如同其它北歐國家一樣,寒冷的極地上生長一批民風剽悍的“強盜”,但卻也孕育了最早的新教徒,這個地方,至今樹立者馬丁.路德、加爾文等五大聖人的雕像,以用來紀念這些探索人類命運的先驅。

國家的誕生路徑實際上很殘酷,基本上是以戰爭的方式進行,新任統治者往往會對傳統統治者採取滅絕師太的方式進行肉體消滅,但“聖人們”開始思考去掉“暴力競爭”的問題。

他們基本都走向了理性邏輯:國家創建的方式應該是契約,即人民與統治者達成契約,契約來保護人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同時達成權利的平等。

但這樣的思想破壞了既得利益者,傳統的統治者們的利益,所以它是以一種非法的方式在傳播與進行,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實際上就是這種思想的追隨者或繼承者。

法國盧梭的《契約論》名聞天下,但它的出版卻是在傳統教義薄弱的荷蘭出版,因為荷蘭,是清教徒的聚集地。

正是因為清教徒的契約,訂立了良好的商業規則,使得荷蘭變得逐漸強大,並局部地控制越來越大的領土,實現了殖民統治。

而真正實現一個優秀的政治治理模式則要更後一些。1688年,也就是英國一批清教徒搭乘五月花號遠赴北美的68年之後,荷蘭人登陸了英國,並展開了一次被稱之為“光榮革命”的戰事,也有一些人將之稱為清教革命。

一場侵略能被定義為革命,當然不簡單,因為它推動了一種民主憲政的國家治理模式,從而實現了人民對抗非正義的統治。

這種對政治的“馴服”成就了其後的英國,也成就了這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改良主義”改革國家治理的模式,即君主立憲制,比如差不多再晚200年後的日本。

其後350年間,英吉利變成了“日不落帝國”,殖民地貫穿整個地球,也是早期北美的絕對統治者。

可嘆的是,當這些解放人性的國家治理模式不斷被人們所嘗試時,中國再一次進入了落後遊牧民族征服先進農耕文明的歷史輪迴,大清來了。

當因為國家治理模式變革而引發的生產力高度發展時,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革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愛迪生電力革命)先後發生時,中國正逐步進入康乾盛世,而迫使各國使臣向帝王“叩首”依然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以一種契約形成憲章,從而實現一個國家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既保障了人民的各種權利,同時也把權利裝進了籠子裡,同時保障統治者不會因為“暴力競爭”而下場悽慘,這正是制度之功。

500年的世界史告訴我們,好的文化,好的制度,好的“聖人”的三結合,成就了一個相對較好的國家治理模式。


家族企業難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人治還是法治?國如是,家如是,企業當然亦如是。

1968年出生於臺灣的楊致遠,1994年與大衛.費羅創辦了全球第一入口網站雅虎,可謂一時之英雄。

除了將自身搜索、門戶等業務做得風生水起,更是在2004年接觸馬雲,最終以10億美元外加雅虎中國全部股權投資了阿里巴巴。

這被業界解讀為祖籍湖北的楊致遠“最正確的投資”,為其後的雅虎帶來滾滾財源。

但近年來的雅虎,卻麻煩不斷。2012年楊致遠在辭任董事和所有其它職務之後,他的繼任者梅耶爾,幾經折騰,雅虎已失當年虎風,最有價值的資產就只剩下“阿里巴巴的投資”了。

谷歌的成功亦成就了埃裡克.施密特、拉里.佩奇、塞吉.布林,但是當2015年,印度人桑達爾.皮查伊出任CEO之後,質疑聲亦是不斷;當庫克接任喬布斯成為蘋果CEO時,類似的質疑亦從未停止。

當然,尚難說谷歌、蘋果的接棒者能夠將企業帶向何方,能否實現基業常青,但前述雅虎,還有Lendingclub等案例卻足以證明,企業領袖的傳承與董事會的更迭,往往給企業帶致命的傷害。

在大陸另一端的中國,問題可能更加嚴重,改革開放30年的短短歷史,企業創始人們正面臨生理與心理的雙重考驗,到了必須或不得不“交棒”的時刻。

前幾年掀起了“富二代”接班的大討論,各種思潮不斷,馬雲所創辦的湖畔大學,錄取率為4%左右,比排名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學都要低,但它的宗旨卻是“不是要探討如何創業,而是要探討一個企業如何活得久。”

迄今為止,世界上具有百年曆史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依賴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從而不斷地將家族的事業不斷推向進步。

但保證薪火不斷,基業常青,光靠小範圍的優秀基因顯然不靠譜,保不準出現個“敗家子”,很快就基業荒蕪,水淹中流了。

比如富二代“接班”問題爆發時,出現的不僅僅是“敗家子”問題,更是出現了“壓根不願接班”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代表股份制模式出現後,既要保證基業常青,還要保證企業不“易主而食”,則更是一個難上加難的問題。

實際上,不僅僅是企業領袖更迭,甚至很多公司骨幹、主要管理層均正在走向“中年危機”,你很難否定工號前多少名,“老中供”這樣的存在,如何保證企業的血液新鮮,幹勁十足?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優秀的創業家們,開始思考,如何破解這一難題,這事關企業命運,事關治理模式。


文化、制度、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但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一個雪山近處森林環繞的小鎮,卻顯得寧靜而美麗,它的名字叫蒙德拉貢。

這場危機同樣席捲西班牙,但蒙德拉貢毫髮無傷。以這個小鎮為中心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亦沒有一個工人失業。

因為,他們啟動了一種名為“蒙德拉貢模式”的企業運營和治理模式。

蒙德拉貢合作社是由天主教神父何塞·瑪麗亞·阿里斯門迪創立。1941年,神父第一次來到這個被西班牙內戰毀壞的市鎮,兩年後他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工人子弟建立了一所初級技術學校。1956年,這所學校第一屆的五位畢業生在他的教導之下,創建了一家生產煤油爐的小型合作社工廠(ULGOR),就是今天法格合作社(FAGOR)的前身。

此後,一家又一家產業合作社陸續誕生。1991年,為適應歐洲統一市場的競爭環境,眾合作社聯合起來,組建了蒙德拉貢聯合公司(簡稱MCC)。

如今,MCC已發展成為集工業、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商業、金融、教育和培訓、科研和信息、服務等多個合作社為一體的跨行業合作制聯合體。公司下設金融、產業、分銷三大子集團和蒙德拉貢大學,擁有7萬多員工,年銷售額達120多億歐元。其中,勞動者銀行有超過數十億美元的資產,除了巴斯克地區,西班牙重要城市亦有辦事處。

MCC最令人稱奇的不是規模,而是制度。

MCC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由全體職工組成的社員大會,遵循“一人一票”制:每一個社員無論其投入“股金”多少,都有權對合作社的重大決策和發展方向進行投票。

合作社還為每個社員設立“個人資本賬戶”,社員交納的初始入社資金和稅後利潤分紅全部存入該賬戶,退休或離開合作社時可全部取回。 而在工資支付方面,合作社請社會中介機構按照其規模、技術水平、效益情況確定職工的總體工資水平,使其與社會同類型企業基本相當。

據稱,當創始人阿里斯門迪神父1991年退休時,他的報酬只有集團收入最低工人的6倍。至於股份,他說,“由於我是半個世紀前入股的,我的股份遠遠低於今天僱用的任何一位合作者。”這位退休大老闆開著廉價小汽車,一生的積蓄只夠給自己在西班牙海岸聖塞瓦斯蒂安市購置“半套單元房”。

由於採用了社會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的方式組織生產,從而實現了同時照顧效率和公平,這些產品在主流市場中擁有很強的競爭能力。

公社內部特殊的民主合作氛圍長期影響著這個地區:尊重人、尊重勞動、注重公平和教育;堅持互助共濟、平等參與、民主管理、團結合作、關心集體和社區。

蒙德拉貢模式雖然聞名遐邇,但似乎並沒有太多的COPY者,這種模式,似乎正在缺少這樣的土壤:更大範圍的人共同創立一家企業。

另一個例子似乎更近一些。

這家企業,不僅活過了100年,而且似乎依然青春活力,這就是高盛。

華爾街85號大樓,迄今依然是資本人才的首選之一,這裡正是,高盛的總部大樓。能夠成為高盛的一員,能夠成為高盛的合夥人,它不僅是富貴的代名詞,更是成功的通行證。

高盛何所恃?答案是:合夥人制度。

高盛採取的合夥人制度,必須為所保薦和承銷的股票、債券及其它業務承擔全部的責任,當然也享有其豐碩的成果。

為了300多個合夥名額,高盛人幾乎個個爭先,人人盡責,這是高盛基業常青的最重要保證。

僅僅為了賺些錢的企業不過是一連串的生意,“人走了事還在”的則基本是創業,任何一個創業者,當然希望能夠改變這世界上某一個角度,某一個點。

所以,一個企業的創始人隊伍,帶著良好的初心,思考著願景,帶領一群人開始拼搏,希望能實現這樣的目標。

大部分人“壯志未酬身先死”,小部分人初達目標,卻轉瞬已經人至半百,如何傳承?

做一件好事易,難的是做一輩子的好事。找一個優秀的人易,難的是持續找到優秀的人;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優秀的人持續做出優秀的事?


馬雲的試驗

絕大部分企業無法從蒙德拉貢模式獲得借鑑,馬雲當然不會例外。

但他,卻不能停止思考解決阿里巴巴的問題,以阿里的調性,不僅要去尋找,而且要帶頭去尋找。

不知道馬雲是否借鑑了高盛這種馬不揚鞭自奮蹄的合夥人制度。

但是通過合夥人制度將最優秀的團隊成員吸納進合夥人圈層,從而帶領公司走向一個正確的方向,並實現更多的優秀人才向合夥人方向靠攏的方式,實現一個公司治理的巨大變革,這才是馬雲高調宣佈即將卸任的本義。

在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中,如果說對經濟發展帶來最大影響的企業,阿里巴巴肯定是當仁不讓之選。


馬雲“讓賢”的意義



發展到今天,它已有了極其難複製的護城河,不僅有了電商、物流、金融、文娛等核心的業務,更有在雲服務、大數據、機器智能、區塊鏈等基礎業務,可以說,目前在中國的互聯網中,僅有騰訊能與之媲美。

坊間有說法,馬雲早在創立阿里巴巴時,就矢志尋找一種解決辦法讓基業常青。

這種說法顯然有點說張無忌從出生就知道自己將成為一代宗師一樣無厘頭了。

但阿里的“中國合夥人”之路的探索時間不短,早在2009年9月10日,“18羅漢”集體辭去創始人職位時,馬雲就宣佈,“阿里進入合夥人時代”。

阿里的合夥人制度一直被外界稱之為“理想主義”合夥人制度,因為它與高盛“承擔全部責任”的合夥人制度迥異。

蔡崇信在解釋阿里的合夥人制度時說,阿里的合夥人不必為企業的盈虧負責,合夥人必須是使命、願景驅動。

阿里的使命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而它的願景是“成為102年的企業”。

如果要成為阿里的合夥人,必須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具備優秀的領導能力,高度認同公司文化,並且對公司發展有積極性貢獻,願意為公司文化和使命傳承竭盡全力。

同時,在被提名阿里合夥人之後,先要通過為期一年的考察期,然後進行合夥人投票,得票數不得低於75%。

此外,阿里合夥人也有退休制度,自身年齡以及在阿里巴巴集團工作的年限相加總和等於或超過60年,可申請退休並繼續擔任阿里巴巴榮譽合夥人。

這一制度被馬雲稱之為阿里的內在動力機制,他認為在進入合夥人時代之後,要做102年的阿里在自己十四五歲時,就要開始有節奏地積累組織傳承的經驗。

目前,阿里合夥人已達36人,70後、80群體已佔比超80%。最近一次晉升是在2017年2月24日,螞蟻金服平臺數據事業群研究員胡喜、天貓事業部產品技術部研究員吳澤明、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辦公室研究員聞佳、螞蟻金服人力資源部資深副總裁曾松柏。

這是阿里公開的第三次合夥人擴編。


馬雲“讓賢”的意義



實際上,早在2013年,馬雲就已經辭任了阿里集團CEO一職,其接任者先後為合夥人陸兆禧、張勇。

而這一次,馬雲則率先拿自己這個董事局主席身體力行,宣佈2019年教師節卸任,拿出了一幅要為這一阿里式“中國合夥人”制度示範的樣子。

至於,阿里合夥人制度最終能否到達風清揚的“光明頂”,是否能實現中國合夥人制度的一個借鑑,都還難定論。

但,馬雲再度成為了改革“第一人”,阿里巴巴再度成為了第一個模式革命。

所以,當馬雲說,這是他深思熟慮、認真準備了10年的計劃,並不意外。

因為,當思考這些問題時,英雄都變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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