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適初任北大教授，每月薪水260元。資料圖
陳霄
教師討薪，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古已有之，就連號稱“總統沒有教授掙得多”的民國，也不乏此例。
1919年12月25日，在欠薪兩月之後，北京所有公立學校教師集體罷工，引發第一次“薪潮”，隔了一年的3月14日，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又因欠薪問題集體“罷教”，開始了第二次“討薪運動”。
不過，總體說來，民國時期教師的待遇還是頗令人豔羨的。
教授的排場
民國時期，教授的薪水是出了名的高。
1917年，26歲的胡適剛應聘當上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一個月就能拿260元的工資。他在當時寫給母親的家信中描述說，他每月要交給學校的伙食費是9元，居住在學校的宿舍不用花錢，後來與同鄉高一涵出去合租了一處僻靜的住房，每月租金是6元，每人僅出3元。
有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1927年公佈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400元至600元，副教授260元至400元，講師160元至260元，助教100元至160元。
當時上海的工人家庭，雙職工的家庭月工資收入一般在28元到32元左右，已足以養活一家五口人。
上世紀30年代初，還有一種說法是，普通警察的工資也就是一個月兩塊銀元，縣長每個月工資大約20元，這樣一比較，大學教授的收入是縣長的幾十倍之多。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發文回顧抗戰前清華大學教員待遇稱：“(教授)比國府委員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廳長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學教員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學教員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
南京國民政府1933年制定的《文官官等官俸表》，蔣介石本人的工資是800元，各部長、省長之類級別的大概是600元左右。即較高層級的教授收入與國民政府的省長部長相當了。
因此，民國時期的教授生活是非常優渥的。
當時輔仁大學有個教授叫英千里(演員英達的爺爺)，他也同時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兼課，三校授課，英千里有時候一個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收入，他的兒子英若識多年以後還記得，有一次父親領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讓我們小孩兒趴在桌子上抓著玩兒”。英千里後來厭煩城中塵囂，還在京郊買了地皮建別墅，後來為家人出行度假方便，又買了一輛福特轎車，這種排場，在當時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
當年胡適買小汽車時花了自己一個月的薪水——500元。顧頡剛也因頻繁往來於城內的北平研究院與西郊燕京大學之間買了小汽車，每月還花20元僱了一個司機。
考慮到當時的物價水平比較低，1元錢可以買到七八斤豬肉，8元錢可以支付有20間大房的四合院年租，這些名教授的收入實在是令人咋舌。
除了工資之外，大學教授們的其他待遇也相當不錯。
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後，為招聘賢能，在高薪之外，還為每位教授提供一棟新式住宅。1933年，清華西院就住有陳寅恪、吳宓、聞一多、顧毓琇、周培源、雷海宗等近五十位知名學者；1935年年初，聞一多、俞平伯、吳有訓、周培源、陳岱孫等教授又遷入清華新南院，新建的西式磚房條件比西院更完備，除有一個花木蔥蘢的小院子外，內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大小14間房，附設的電話、熱水等生活用具一應俱全。
至於名教授的社會地位，可能也頗令前後時期的文人羨慕。抗戰時期，著名教授喬大壯被國民黨政府總參謀白崇禧請去當參議，只做些與政務不相關的文字工作。有一次，白崇禧將喬大壯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大壯立即面見白崇禧，嚴厲指責：“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又改了回來。
重高等，輕初等的民國特色
民國時期，中小學老師的境遇比起大學老師相去甚遠。
王力教授所言，大學教授薪資比中學教員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學教員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實際情況可能略為複雜。
近代教育家鄭通和在1936年對全國98所學校的2735名中學教職員薪俸調查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人的月薪集中在50元至140元之間，月薪超過180元的不足5%。
季羨林自清華大學畢業後，他的母校、山東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山東省立濟南高中邀請他去當國文教員，季羨林回憶說，國文教員，待遇優厚，每月160元，是大學助教的1倍。
相較中學老師，小學老師們的工資就更低微，大約只有前者的一半。以河北省為例，高等小學教員的月薪平均20元，初等小學教員月薪平均13元，而鄉村小學教員，每月不過四五元而已。
也有評價認為，教育經費偏重高等教育，忽視小學，是民國特色。並舉證說，1931年，國際聯盟考察團專家就指出，“按照歐洲小學教師與大學教授薪水之差，未超過1：3或1：4者，而中國則較大若十倍且超過此數”，進而批評中國政府“對於為大眾而設之初等學校，較之中等學校，尤其較之高等學校，實異常忽視”。
其實這並非當時國民政府的本意。
南京國民政府1933年頒行的《教育部公佈修正小學章程》中就規定：“小學教職員之俸給，應根據其學歷經驗而為差別，但至少應以學校所在地個人生活費之兩倍為標準。”
1945年，《行政院核定國民學校教職員任用待遇保障進修辦法指令》中則規定，國民學校教員的最低薪金“得比照當地縣市級公務員薪給標準支給”。
不過，這些規定都相對模糊，由於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雖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因此教師待遇其實與地方財政密切相關，於是就出現了富裕地區教師薪資高並且按時發放、經濟不發達地區教師薪資標準低且時常被剋扣或拖欠的現象。
受限於時局的教師待遇
民國教師的薪資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大環境的影響，無論是大學教授還是中小學老師都不例外。
清末民初時期，由於社會動盪，教育經費極為短缺，1918年《教育雜誌》上《本社十年之回顧》一文稱：“自民國三年至五年，政治之變端迭甚，財政之發生極端困難，教育根本因之動搖……”當時許多中小學教師待遇差，薪酬不能按時發放的情況也較為普遍，學校師資流失嚴重。
民國初期，當局雖然就教師最低工資設置了兩個標準：一即是當地基本生活費的兩倍；二是不得低於當地公務員的工資。但受限於地方財力，這兩個標準並沒有得以在全國統一實行。
1928年，南京、杭州等多地的小學教員為了討薪，出現了請願、罷教潮，要求改善待遇。1933年，北平的小學教員請求當局還清積欠薪資、按十成發薪，未得到滿足，於是當時有47所學校決定實行怠工，40餘所小學教學停頓。
對於當時的教師來說，除薪資被拖欠之外，另外的一大煩惱則是職位之不穩定。民國多數學校實行的教員聘任制，每到寒暑假，都得靠著校長髮放的聘書決定來年的命運，收到聘書的，則是被學校留用任教，否則就意味著被解聘了。
抗戰期間，形勢更嚴峻，就連原本生活優渥的大學教授，戰時的通貨膨脹也使他們的購買力大大下降了。
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回憶，抗戰勝利前幾年，經濟最困難，包括他在內的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幾乎人人都在外面兼職當中學教師，連聯大的老師也在中學裡兼職：“在五華中學教中文的時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裡教一班……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學裡教書，學校知道聞先生是有名的詩人，所以給他的工資特別高，還特別給他一間房子，雖然現在看來也不覺得怎樣，不過在當時就非常了不起了。”
經濟學家千家駒想賣《財政學大綱》講義稿換稿酬，但因沒有出版社敢出版而成泡影。1943年，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藏書都賣給了廣西大學圖書館，換來一兩千元，他自稱，這些書本由他的“精神糧食”變成了“物質糧食”。學者傅國湧在《民國年間那人這事》中提到，當時即使是大學教授也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生活十分艱難，所以還有人為千家駒的賣書而眼紅。
形容大學教授在當時經濟形勢下的困境，還會有人提到聯大教授潘光旦在昆明抓老鼠吃的情景，以及為幫助窮愁病困於李莊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和林徽音，傅斯年託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向蔣介石致函陳情，申請特殊資助的事。
教育支出僅次於軍費 實現發展飛躍
民國時期教師總體上享受著還不錯的各種待遇，與當時政客的觀念有很大關係。
直係軍閥首領、後來第五任民國總統曹錕，雖然歷史上聲名不佳，卻尤其重視教育，他曾在保定創辦了河北大學，並親自任董事長。
但他說自己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辦大學就得靠教授，因此從來對教授都是以師禮畢恭畢敬，給教授發的工資比手下的師長、旅長高。看到教授上課、做實驗的辛苦，他還頗為內疚地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還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國民黨政府內部對戰時教育方針有各種不同看法，但當權者一直都是教育的堅定支持者。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
蔣介石對戰時教育的表態也很有名，他在1939年3月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彼時當局的這種教育觀，也反映在當時的法律法規政策中，不僅有前述提及的老師薪酬兩原則，還在《教育憲法》裡規定，“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的15%，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的25%，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的35%”等各種細節。
受益於這種觀念，抗戰八年，中國的教育支出僅次於軍費，實現了發展的大飛躍，有數據顯示：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大學校園裡的高薪制度也有相當不俗的“投入產出比”。
民國時期，中國大學達到世界前沿的學科數量已不少，如清華的文史、數理，北大的文史，協和的醫學都蜚聲國際；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學、金陵的農學、南開的經濟學、東吳的法學等，都初具國際知名度。
與此相伴的還有一批具有國際前沿水平的一線學者：以清華為例，中國學方面的陳寅恪、趙元任、馮友蘭、蕭公權等都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前沿學者；數學方面的孫光遠、華羅庚、陳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薩本棟、吳有訓、趙忠堯等；化學方面的高崇熙、薩本鐵；生物學農學方面的戴芳瀾等都是享有國際盛譽的一線學人。
閱讀更多 法治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