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先生塑像
有人說，他是知識分子苦難史中最典型的一個；有人說，他是時代的一個標本，一座我們回首那段歷程時任何人都繞不過去的高山。他，是束星北。
撰文 | 劉海軍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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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是怎樣折斷的”，是上海歷史學家朱學勤[1]讀了《束星北檔案》（下簡稱“檔案”）後作出的論斷。“檔案”已問世十餘年了，這是我至今為止所看到的最為精準深刻的論斷。
從“命運史”的角度，束星北這一生可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剛正不阿、黑白分明、特立獨行、行俠仗義；另一個階段則完全變為另一種人，一種我們司空見慣的形象：萎縮、平庸、唯唯喏喏，失去自我，以至淹沒在那個已早被閹割的群體裡。
寧折不彎
束星北的個性或人格極為罕見，有人曾說他本應是馳騁沙場的將軍或戰國時期才會有的俠士，可偏偏被造物主投進了讀書人的胎裡。
束慶星（束星北的三子）對我講過這樣一件事：“七七事變”，已是浙江大學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蹤，開始準備與教授們商議大學西遷的竺可楨[2]何增祿[3]各處尋找。最後還是由其妻葛楚華領著，在杭州一所臨時做為兵營的學校操場裡找到了他，當時，已成為向社會招募的第一批義勇軍戰士的束星北，剃了光頭、一身戎裝，在殺聲震天的口號聲中，將刺刀一次次刺進“敵人”的胸膛。大敵當前，救亡圖存，對有良知的一代知識分子，使命感和民族自尊心大都是一樣的，可是束星北卻是個尤為特別的“個例”。
已在相對論和核理論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束星北，為了國家命運立馬就將精力轉向了國防武器的研究。他在抗戰期間研究所涉甚廣，如無人駕駛輪船、無人駕駛飛機、激光、雷達等等，還同王淦昌[4]給學生們開講“國防物理”講座。王淦昌主講槍炮的設計、子彈和炮彈和行進過程中的動力學和飛機飛行中的空氣動力學原理，束星北講的是短波收發報機、無人駕駛飛機。
1944年，日軍從廣西打了進來。歷史上外面打進廣西的例子不少。可是貴州地勢比廣西高得多，從廣西打進貴州的例子沒有。沒人想到，日軍竟然從柳州打過金城江，又打到獨山，直迫黔桂。一直“高枕無憂”的浙江大學在痛苦絕望中，宣告暫時解散。教授或年齡較長的老師各處疏散，投親靠友，年輕力壯的師生上山打游擊。束星北選擇了後者。
束星北在湄潭的家裡，馬上就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兩個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屑二木三硫磺做火藥，用當地含磷很高的火柴頭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彈和手榴彈。束慶星說，按父親的脾氣，如果不是戰爭形勢發生了變化，日軍被阻止於貴州的獨山並最終撤出廣西，父親一定帶著他製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個你死我活的。
我覺得，中國專制體制下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很少，特別是有了科舉制之後，我們看到的是知識分子在人格和獨立性上一路下滑的趨勢。可是束星北卻是一個罕見的個例，他的個性或人格，使他成為有別於知識分子群體的“這一個”。
中斷前沿，對一個上升勢頭正盛的科學家來說，也許是終生的遺憾，可是歷史不這樣認為，就像以後束星北的政治參與一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個人同時代發生如此驚心動魄、火星四濺的對抗、碰撞，對束星北來說，實屬必然。
“檔案”問世不久，一篇刊登在《南方週末》上的《竺可楨日記裡的束星北》的文章（下簡稱“文章”），有意對束星北的人格進行“質疑校正”，卻無意中為束星北提供了一份人格記錄，也為我的“檔案”記錄提供了印證。
文章意圖依據竺可楨日記，對“檔案”中關於陳毅處理束星北事件的時間和態度進行校正。“文章”說明陳毅早在1955年8月、11月的肅反高峰期，就有意為束星北網開一面，而“檔案”則認為，在我國的政治法則下，哪怕他是國務院副總理，真正解決一個“板上釘釘”的反革命問題，只能在轉過年來的“小陽春”期間才有可能。
1955年，隨著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批判的深入，一場對知識分子的最為恐怖殘酷的鎮壓拉開了大幕。因束星北有在國民黨軍令部的一段經歷和一貫“對抗”與“敵視”黨和政府的行為，首當其衝地落入第一批反革命分子的大網，成為“板上釘釘”的反革命。但是“板上釘釘”的反革命，沒有嚇住擊潰束星北，從“檔案”裡可以看到，束星北當眾被宣佈停職反省後（1955年8月13日）的激烈反抗。他四處呼籲（他給中國科學院寫信，給高等學院寫信，給毛澤東寫信），造成聲勢。顯然動靜弄大了，抵達了上層（有一種說法是竺可楨、王淦昌將消息傳上去的），於是就有了陳毅代表上層專為處理束星北問題的兩次會議。（按竺可楨日記中記錄，一次是這一年的9月10日，一次是這一年11月8日）
“兩次會議”，我們能從中感到上層的變化。第一次會議上陳毅說，“不能只說幾句牢騷話就是反革命……關於高級研究人員不必再作交待。參加討論不要停止工作，最近尹達[5]對顧頡剛[6]表示不滿，但仍［要］爭取，學術思想可以自由，不用迫接受馬列主義，如胡先驌[7]、陳煥鏞[8]、束星北，均要給以幫助，好好爭取”。第二次會議按“文章”所言帶有“同行評議”的性質。這次會議陳毅做出的結論是：“主張從寬，暫不拘禁，再查證據”。實際上，最後下達到青島市委八人肅反小組和山東大學對束星北的處理意見，卻又有變化。我手頭上有一份中共青島市委八人肅反小組於1955年12月18日寫的《關於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檔案資料，其中提到，十月接省委電報通知後，經市委研究當即派山大崔戎（山東大學黨委書記）同志去中央，向陳毅同志彙報了束星北的情況，十一月十三日崔戎回青島後，向市委八人小組彙報了陳毅的指示：“一、束星北應屬於現行的反革命分子，不一定有什麼其它背景，過去對其採取的措施是正確的；二、束星北在運動中，既不老老實實地交待問題，在運動中仍然進行破壞活動，不能繼續任教，山大可予解聘，為防其搗亂，公安局可給站上崗，看管起來；三、為了給予最後機會，可由負責同志再予談話，進行教育，促其覺悟，爭取改造，視最後情況再予處理。總之對束星北問題的處理原則要嚴肅，處理要靈活。”
八人肅反小組“根據陳毅的指示精神”在這份請示報告中提出了對束星北採取的措施：與束談話，同時給予壓力，山大給予解聘，令其限期交代問題。“如其態度仍不老實，即宣佈給予隔離反省，同時組織力量查對材料，待問題定案後，即呈批法辦。”等等措施。
從第一次會議的有意網開一面，到最後的結論，距離是明顯的，顯然“同行”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一次會議，儘管山東大學呈上去的結論是“板上釘釘的反革命”，卻與陳毅從其它渠道得到的印象頗有出入，因而也就有了第二次曾昭掄[9]、周培源[10]、趙九章[11]、貝時璋[12]等人參加的“同行評議”。從竺可楨日記裡可以看到，這次會議上，“同行們”助火添薪，落井下石，其政治熱情和激進情緒超過了政治家。《竺可楨日記裡的束星北》裡提到的，“趙九章對束星北那時期有關工作的評價是‘在科學上一向先有了一個理想，然後歪曲事實來證明。表面上承認錯誤，其實不改’”。正是趙九章在11月8日召開的第2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在對束星北群起而攻之火藥味極濃的氣氛下，為了在中央領導面前表現自己的階級立場，這樣的發言是否真正出自內心，凡是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不難做出正確的判斷。
更有甚者，在歷數束星北的罪行之後，化學家、學部委員、民主人士曾昭掄力主逮捕反革命分子束星北，一些人竟也隨口附和。耐人尋味的，這些“同行”多是束星北的朋友、同行、同事、校友，束星北是什麼人，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從歷史上看，知識分子的“參政干政”，真正改變決策者意志的例子並不很多，但是由於他們的熱情和激進而影響了決策者道路的改變或變化的例子卻很多。這讓人聯想到，1949年之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如此聲勢浩大，與我們知識分子的“熱情”是有一定關係的。實際上，1955年的“肅反運動”，不就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將另一個知識分子給他的私人信件，提供給“人民日報”並因此落到大人物的手裡，才有了這場災難的契機嗎？
這期間，束星北在做什麼？實際上，他的反革命集團“團長”的頭銜是肅反小組和“團員”們共同給他戴上的。運動中，平日一些與束星北走得較近的教授們，紛紛成為他的反革命成員，在恐怖和恫嚇下，交手不過二三個回合，便繳械投降。經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五反”等運動訓練的人，揭發、自我揭發，出賣並自我出賣，是很便當的事，為求自保，最後，幾乎所有的禍水都指引向了束星北。肅反小組為了突破束星北，：刑訊逼供、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並使用了對付犯人的激將法，他們將“別人”的揭發、編造，有意無意地透露給他，以期激發出他的還擊慾望，卻發現，束星北像是個“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什麼方法也不能讓他開口。
最後，束星北因不堪其辱，選擇了服毒自殺（因服錯了藥沒有成仁），也沒喪失一個人的信仰與人格。
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馬上就失去了聲音，失去了獨立自由的精神氣質。我們看到的是一片又一片曲蜷佝僂的身影，而束星北卻直立著，像一堵牆一樣，保護著知識分子的尊嚴。很多情形，屬事不關己，可他一樣會站出來，為了別人伸張正義，討公道，甚至不惜犧牲自己。
為同事討公道大打出手
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束星北為蘇步青大打出手，這事很轟動，對兩個人以後的路都有很大的影響。
這裡說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發生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前，本來是一場實行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的政治運動，應該與知識分子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可是它既然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自然要把知識分子包括進來。先是在北京，清華大學成立了專門機構“節約檢查委員會”，跟著在上海，復旦大學也成立了類似專門機構，如“精簡節約及思想改造學習委員會”，其它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後，也正是這些機構和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三反”的第一項就是反貪汙，所有的教授們都得參加，都得從自己查起。這確實讓人非常尷尬，不說吧，顯然不行，因為是運動，誰也不能迴避。要說呢，又沒的可說，一些教授（絕大多數教授）只能把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件當作貪汙來說。如誰借了圖書館一本書忘了還，誰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記登記，誰用了學校的一些紙張或書釘等等。
最初，大家都沒太在意，認為挖了雞毛蒜皮就過關完事，可是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始背對背揭發，有些人的歷史問題被陸續揭發出來，教授們才感到運動的壓力了。
最先被揭發出來的是浙江大學物理系辦公室管理員任仲英。他被頭一批揭發出來，大概是與他管理物理系物資有關係，按邏輯推斷，他保管東西就會有貪汙或落下的可能。第二批便有了束星北。對束星北的揭發較任仲英要實在得多，說他利用供給緊缺，囤積倒賣大米麵粉，時間地點都有。
任仲英老實忠厚懦弱，遇上這樣的事，除去指著自己的心說一句天地良心外，就不知怎樣了。束星北的處理方式卻是完全與他的個性一樣，不過他並沒有發火，也沒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用拳頭講話，而是不聲不響地寫了份“挑戰書”貼在學校食堂的門口。
據束星北的學生回憶，束星北用毛筆書寫的“挑戰書”，字寫得很大，像“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期的小字報，大意是：陳某某教授，你向領導揭發檢舉我利用供給緊缺，囤積倒賣大米麵粉一事，皆屬汙衊不實之言，望於明日早上七點在師生食堂門口當眾向我作出道歉或與我進行辯論。翌日束星北按時來到食堂門口，一言不發，等著他的對手踐約。
這顯然是個誤會。抗戰時期，特別是抗戰勝利的後期，大學的生活極為貧困，師生們衣不敝體、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貧窮和學校的良好風氣，使大學變成了團結友愛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親去世後，繼承了部分財產，與其他教授比較起來，手頭屬於寬裕的。可是在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財產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託人從大城市買些大米麵粉，不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濟一些最貧困的師生。那個期間，王淦昌、蘇步青、陳建功[13]等，都享用過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個陳教授卻揭發他囤積倒賣，他能不光火？“挑戰書”貼了好些天，他一定要那個教授當面作出解釋或與他辯論，那個教授自然不敢應戰，很快就應聘到別的大學去了。
這事摘乾淨後，束星北取得了組織的信任，竟還當了一個片的運動小組組長。不過他一上任就扭轉方向，給任仲英平反。這時候，蘇步青的事出來了。
蘇步青是中國最優秀的數學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擔任過理工學院院長、教務長。蘇步青三十年代初就獲得東北帝國大學研究院理學博士，成為中國在日本獲得這個學位的第二人（第一個是浙江大學數學大師陳建功）。畢業回國後，北大、清華、廈大和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都給他發了聘書，可是他卻選擇了浙大，據說是他的好友陳建功與他有約在先。在竺可楨主持浙大期間，蘇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線概論》一書，震撼了學壇。世界著名的德國數學家布拉須凱稱他是“東方第一幾何學家”。蘇步青的人品也深為人們稱道，他待人誠懇，為人和善，遇事能讓則讓，在生活和工作上，從不與人爭長論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歷史上沒有任何問題，是浙大公認的大好人。誰也沒想到這樣的大好人會絆在“三反”運動上。
“節約檢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找蘇步青談話，告訴他有事情沒交待，向黨打了埋伏。蘇步青不知道打了什麼“埋伏”，他認為自己清白無瑕，奉公廉潔，絕不做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當人家讓他仔細想想，他在擔任舊浙大數學系主任期間，是不是買過一些日文版的數學書籍和雜誌。他才如夢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竺可楨時代，凡數學系有關日文版數學資料選擇購買，都由蘇步青經手，日本相關書店，會按比例發給他一定的回扣。這事一經揭出，運動有了目標對象，一些人便在這個基礎上想象推理：大學西遷，大的設備儀器由學校委派專人負責，部分小的儀器和設施便分散到各系。由於數學系的東西由蘇步青保管的最多，是不是有貪汙？還有人揭發說，蘇步青家的幾把長條凳是學校的。
蘇步青成了運動重點，公開批鬥，不準回家。其實，拿回扣或佣金的事，竺可禎校長是知道的，因蘇步青兒女多，生活困難，學校意允或屬額外補貼。可是一些知其背景的同事朋友，卻無人為他出來講話，有人說，經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後，知識分子才發生了變化，學會了乖巧，學會趨炎附勢、見風使舵，其實不然，趨利避害、趨炎附勢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早在打著小旗走上街頭迎接杭州解放時就喪失了。蘇步青一向把名譽看得和生命一樣，思來想去，怎麼也想不出既能保節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聽束慶星講，蘇步青已經跳進了河裡，許是被清晨的涼水激著了，才想起死前要向束星北告別的。束星北是清晨出門上公廁時發現的蘇步青，當時，渾身溼淋淋蘇步青正趴在他家的門階上，他讓妻子燒了薑湯，問清了事由，把他安頓好後，自己僱了輛人力車徑自去了浙江省軍管會政委譚啟龍（後任山東省委書記、省長）的家。譚啟龍穿著睡衣，睡意蒙朧地接待了他，束星北開口就問，你們為什麼要迫害蘇步青。譚啟龍顯然沒有記起這個名字，問了一句。束星北簡單地介紹了蘇步青的身份和在數學方面的成就。譚啟龍了有印象，說，就是那個經濟上有問題的數學家。接下來譚啟龍給束星北講了一番運動政策，說，不管對方是何人，也不管有多大的本事，只要有經濟問題都要查。束星北說，你們只要找老校長竺可楨查一查不就清楚了。譚啟龍沒有接茬仍在講政策。當束星北聽到，“我黨絕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時，情緒失控了。他喊道：你們共產黨是什麼人，屠夫、劊子手嗎？蘇步青都要給你們逼死了。譚啟龍自然也不能容忍一個教授跑到家裡來罵共產黨，便聲色俱厲訓斥起來，激怒之下的束星北一個嘴巴打在譚啟龍的臉上。
這無疑是個很嚴重的事件，教授竟上門打軍管會的政委，束星北馬上就被警衛抓了起來。不過譚政委挺大度，他問清了事由後馬上就讓警衛放了束星北，並對蘇步青的事做了調查處理。蘇步青解脫了，束先生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鬥爭批判的重點對象。
再往後，任仲英和蘇步青都入了黨，成了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特別是蘇步青因禍得福，日益受到國家和中央領導人的重視，當上了復旦大學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子，而束星北卻每況愈下，不斷“沉淪”，終成為國家罪人。
在這裡，我再舉一個例子：1952年院系改造後不久，山東大學發生了一件很轟動的事件，以致驚動了青島市公安局和山東省公安廳。事件的主角就是束星北。按說，事件的主角本該是物理系教授周北屏[14]的，可是因束星北的介入，角色轉換了。這個事件與束星北為蘇步青討公道頗有些相似之處。
周北屏四十年代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系，一回國，就被竺可楨聘到浙江大學，成為束星北、王淦昌的同事。在竺可楨時代，他處處順心隨意，從副教授、教授，可謂一帆風順。1951年院系改造前夕，山東大學為充實物理專業力量，將他從浙江大學借調過來，借期為一年。期滿之後，因為束星北的到來，他打消了離去的念頭。在浙江大學，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束星北，他是想和束星北捆在一起大幹一場，沒料到，卻因一枚小小的校徽，險遭滅頂之災。
一天早上，周北屏匆忙中忘記帶校徽，被軍人門衛擋在校門外。他從事教學向來嚴謹認真，眼看著上課時間已到，解釋了一下，就向裡闖，不料門衛竟打開了刺刀指住他，兩人較上了勁，周北屏往裡擠，門崗就用槍刺向外頂，結果刺刀將他的外衣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過不去，去找校黨委討公道，卻讓有關領導一頓大道理給堵回來。周北屏的父親是江南名儒，虔誠的基督徒，家中來來往往大都是些教育界文化界的名流，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自幼便接受這樣的教育的周北屏，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把臉面看得跟生命一樣，他不能接受人家拿槍指著他的事實，更不能接受上面對這事的態度，尋思來尋思去，越想越窩火，便在自家院門口上了吊，雖被及時發現搶救下來，人卻傷了元氣，耳朵出現幻聽，人開始失眠，常常在床上睜著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這事後，將一些老教授們召到一起，問他們：為什麼華崗[15]和其他領導可以不戴校徽，而教授不戴校徽就會被刺刀指著？儘管有些人也感到很義憤，可一說到集體抗議或去黨委討說法時，都不吱聲了。束星北最後還是一個人去了黨委。那是1953年，正是大學上大課、學馬列政治氛圍很濃的時候，沒有人會把一個教授的尊嚴當回事。可是束星北非要論出個黑白是非來。起初校領導只是搪塞，卻發現束星北一臉的凝重，動了真格的，也開始來硬的。不管軟硬，束星北在原則上一步也不退，非得讓校領導向周北屏道歉不可。結果雙方的較量步步升級，將束星北逼到了“臺階”上，他站在黨委辦公室的門口向來人喊道：法西斯、法西斯，民主死了。這樣一來，性質變了，有關領導一方面馬上就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釋、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為。這事不但驚動了青島公安局，省公安廳也來人了，如不是華崗壓著，他無論如何是過不了這一關的。
是“俠性”還是“理性”？
有人將束星北的“行俠仗義”理解為他身上的“俠性”。我們不能否認他身上的俠性的元素，束星北的長子束越新告訴過我，早年，父親曾酷愛武俠小說，科研教學之餘，讀武俠是他最大的樂趣，“文革”前，父親的書櫥裡還擺著不少諸如三俠五義、小八義等等武俠書籍。他認為，父親崇尚俠性精神，不必諱言，也曾寄希望有這樣的精神，來抵抗黑暗和不公。但這些東西，最多也只能說是同他個性氣質有些契合，他的精神基礎不可能是這個。
我覺得在那些令人驚心動魄的“俠義之舉”後面，恰恰是理性精神。我記得對於一味的追求挖掘束星北“俠性”的文章，中國著名海洋物理學家赫崇本[16]表現得很激憤：“束星北他首先是科學家，是個有理性的人”。這話是在十幾年前說的，現在我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這話的份量了。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他堅決不寫有辱人格與尊嚴的“自傳”，到最後，浙江大學對他圍攻了三個月，也沒有拿下這個堡壘。在浙江大學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在全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這應該是非常罕見的。這僅是一個人的一時之勇嗎？在以後越演越烈的政治運動中，“自傳”成為一個人的“定性”“專政”的“罪證”時，再看看束星北的選擇，是不是一種理性；1955年的“肅反運動”，以束星北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在高壓之下，大部分人“屈打成招”，其罪名幾乎揹負了一生，而束星北以理相爭，決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體自殺也不屈服的決定，結果怎麼樣呢？“小陽春”時，束星北“平反昭雪”，重新贏得人們甚至一些專政者的尊重，而“屈打成招”的人，只能心緒複雜地看著這條漢子重新站起來。想一想，當初，如果他像別人一樣放棄反抗，放棄真理，向謬誤低頭，結局會是什麼樣子？
再向下捋，我們還可以看到，束星北的理性行為後面還有明確的思考和認識。如同華崗的關於：“馬列主義第二，自然科學第一”的哲學辯論，“用生命捍衛憲法的尊嚴”的文章，至今還散發著它理性的光芒。
說到這個問題，還有一事值得說一說。山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結束的當晚，山東省委領導舉行晚宴，宴請為黨整風的民主人士（這之前，他們已經接到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指示），束星北藉著向譚啟龍、白如冰等省委領導的主桌敬酒的機會，再申法制等於生命的理論：你們要是不尊重憲法，同樣得不得到憲法的保護，到時候，你們會同那些遭受冤獄的人一樣，斯大林的蘇聯已給了我們前車之鑑。
1957年9月，青島的反右鬥爭，已取得了全面的最後勝利，但最後的勝利因為束星北問題還沒有劃下完美句號。為了向國慶獻禮，也為了山東大學對上面的承諾，山東大學動員了所有力量，來促使束星北“覺悟”，實際上那個時候，束星北的家庭也都完全站到了大學的一邊。眼看著日期臨近，省市的壓力越來越大，山東大學的有關負責人甚至向束星北屈膝央求，他們像哄孩子一樣，感化、勸說、引誘。條件待遇層層加碼：從極右減到普通右派，從逮捕法辦減到留校改造。這樣的待遇，在那個特殊時期，對一般人而言，簡直就是大赦了。可束星北不為所動，無論對方怎麼說，家人怎麼勸。最後，大學負責人將這樣的政治大事簡化到點頭，或在他們事先代寫的認錯書上籤個名。即便是這樣，束星北也沒有絲毫妥協。束星北的理論是：原則的事情不能妥協，就像實驗一樣，這邊你有一點的偏差，那邊的數據就不知道跑到那裡去了，真正受罪的還是你自己。
顯然，束星北對自己行為的結果並非不知。在他與王淦昌的訣別信中提到了伽利略：“死雖死，真理仍舊要取勝的。”從中可以看到，他對自己的行為是有認識有準備的。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怎麼看待束星北的“理性行為”。束星北畢竟不是一個人文科學家，他的人文科學的“專業”不是有意而為，而是“逼上梁山”，是與時代的對抗中，碰撞出來的。翻撿他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人文科學思想”記錄不多。如《用生命捍衛憲法的尊嚴》，“反右”之初給人大委員長劉少奇的信等等，統共也就五六篇。而更多的歷史記錄是“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用行動來書寫或展示理性的人。
同樣是追問探求發現，自然科學家和人文科學家面對世界的思維和使用的工具是不相同的。在束星北的行為詞典裡，沒有“模糊”、“彈性”、“張馳”這樣的詞彙，正如束星北同華崗爭論中所言：“哲學這樣說也行，那樣說也行，自然科學不行，物理數學不行，化學也不行。”從“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闡釋理性的行為是多麼簡單直接，而這種簡單直接距離真理更近，因而也更為深刻。
“折斷”
不可否認的是，他沒有堅持太久，從“檔案”來看，時間大約在六十年代初，以那篇“我是一個披著人民外衣的豺狼啊”的長篇檢查為分界線。這之後，他逐漸成為另一種人。
我們無法也不能否認束星北的“變化”，“檔案”記錄著他步步退卻落敗的過程。我們可以設想，鋼鐵在高壓之下，終於折斷了，比較起來，他比那個群體的大多數人要晚幾年，烏雲四合之下，靠一兩個智者將蒼天捅出個窟窿來，是不可能的，也只有過來人才能夠想象，那樣的壓力和恐怖往一個人身上集中時的力量會有多麼大。束慶星告訴我，父親去世後，青島醫學院為他做了腦解剖，發現他的大腦已萎縮了百分之六十多（一個自認為天才的大腦，不亞於青年人的活躍的大腦竟然是這樣的）。
束星北的“折斷”始於月子口。月子口在嶗山夏莊鎮以東，位於青島市區三十餘公里的白少河中段，其地形為彎月形山谷而故名。這是一個全國大興修建水庫時代的產物，也是青島1800名右派改造或重新做人的熔爐。束星北最初的感覺，這個熔爐好像為他一人而建，因為其他人之前已經彎下了腰，認識到自己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他們認可這個熔爐，願意通過改造向黨和人民贖罪並重新做人。而還在黑白是非原則真理的堅持與疑問中的束星北自然就被孤立了。也就是說，他在接受改造者的改造同時還要接受這些被改造者的改造。這些人要通過對束星北孤立或鬥爭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從而劃出敵我矛盾和非敵我矛盾的根本界線。於是束星北在受到管教人較一般人更為嚴苛的照顧外，還要接受同類的管教。
水庫的清理庫底築壩都屬重體力勞動，年事已高身體多病的束星北本應划進老弱病殘的隊伍裡，做點炊事或後勤供應類的輕活，可偏偏要把他划進前線突擊隊裡，讓他搬石頭拉土。搬石頭運土需要搭伴，也一定會給他找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束星北的動作自然跟不上，不是翻了車就是傷了腳，人們就圍過來看他的笑話。
為鼓勵右派更好地改造，月子口實行了計分評比，根據勞動表現和精神改造三天一小評，一週一大評，月底總評，然後根據分數來確定最好的和最壞的隊員。當人們發現揭發監督打小報告所得分數往往高於勞動成果時，束星北就成為眾人圍剿蠶食的弱者。他的勞動表現和能力被人監督彙報，工間休息時間長短被人監督彙報，平時所言會被人記錄在案，吃飯時有一次多領了一個窩頭也會被人記錄在案，就連上廁所的時間和睡眠中的夢話也會被記錄下來。面對這些同類的圍剿，只懂得君子之道的束星北不知所措。在每一個月一次最好和最壞的隊員總評中，束星北總是被評為最壞的隊員。
很快就到了饑荒年，在中國各處餓殍遍地之時，月子口也一樣出現了食物的匱乏。為了迎合上面的政治所需，修建工期不斷提前，飢腸轆轆的人們再也無法靠著希望和口號滿足上面的好大喜功了。工地上常常為了一點點食物發生打鬥，自殘乃至自殺的事時有發生。處在改造絕境的束星北又開始了比宵小圍剿更為殘酷的考驗。
束星北的工資四百餘元，打成極右後成了二十元，八口之家二十元怎麼活，靠著什麼走過來的？過程不表，我只舉兩個例子。一是飢餓逼得束星北做了賊，他發現工地不遠處有一片莊戶人的花生地，便趁著月色去偷，結果這個笨賊讓看地的老頭給捉了個現行。當看清這個衣衫襤褸的賊也是個老者時，動了憐憫心，不但沒有罰他，還從地裡給他拽了一把花生，結果束星北當場就將這把連泥帶皮的花生吞了下去。
束越新曾給我描述過父親復出後和家人吃過的一頓飯。他說那頓飯是為了給他的外孫女過百歲，全家老小濟濟一堂，菜餚十分豐富。席間，束星北將自己埋在食物裡，不停地吃，兒女們，還有孫子孫女圍在一起，他誰也不看一眼，只管往嘴裡填。那頓飯束星北吃了十個雞蛋，一隻燒雞，四隻豬蹄子，另外還有大量的蔬菜。那一年束星北已67歲，一個老者吞下怎麼多的食物會是怎樣的一個場面。一次給大學生的報告會中我提到這個細節，有些人在吃吃笑。我說，你們聽到這個細節竟然笑了，你們應該哭。我在聽到這個故事後在我家的閣樓上哭了好長時間。
“最壞的隊員”讓束星北認識到自己原來一無是處，一個人連最基本的生存能力與技能都沒有，何談尊嚴？而飢餓讓束星北認識到，與黨和人民作對，他們就不給你吃飯，從而認識到“皮與毛”的關係。
牽連子女
實際上，更大壓力來自家庭。月子口時期，束星北自顧不暇，家庭的壓力似還不很明顯。到了醫學院，生活與改造稍有變化，家庭的“債務”，便如系在心靈上的繩索，越勒越緊。
長子束越新畢業於哈爾濱軍工大，畢業後分到一家空軍地勤部隊，本屬於部隊培養的苗子，可是沒有完成部隊首長讓他幫助父親認罪悔改的任務，被部隊開除了軍籍，趕回青島，從此成了一個“黑戶”。很長時間裡，他幾乎什麼工作也找不到，為了生存，為了弟弟妹妹的學業，他只能到碼頭、車站或建築工地和那些身份不明的人爭搶飯碗。有時，街道辦事處會念及他的軍人經歷，也會給他提供一些諸如搓纜繩、拉髒土、砸石子的活幹。
四子束慶星更是束星北的心病。束慶星生在浙大飽受日機轟炸的西遷路上，四歲時，在湄潭染上小兒麻痺症。缺醫少藥，得不到醫治和營養的束慶星的一條右腿永遠只有小孩胳膊那麼粗細。因為這病，束星北對他格外憐愛，那麼多的子女，卻獨厚他許多。束星北從不同其他子女睡一張床，卻總將束慶星摟在臂彎裡。也正是為了這個讓他終生負疚的孩子，他竟向弱者動了手。
兒子上學後，為了改善“形象”，束星北給兒子的那條殘疾的腿特製了一個木靴，這樣至少讓人看起來，兩條腿好像一般粗細了。木靴很重，束慶星形象雖然像樣了，可腿卻瘸得更厲害了。為此他常遭到同學取笑。有一次，他和弟弟在上學的路上，被浙大一個出納職員的兒子攔住了，一邊誇張地摹仿著他的動作，一邊用自編的歌侮辱他。這樣的事經常發生，以往發生低低頭也就過去了，可是那個職員的兒子一直把“節目”演到到校門口，讓同學們看。兄弟倆爆發了，三人扭打在一起，職員的兒子要大一些，吃了虧的兄弟倆上門告狀，竟被其母親罵了出來，束星北聞知後，便登門打了那個女人一個耳光。為了這事，束星北專門在《浙大日報》上刊登了道歉啟事。
父親的偏愛，未能讓束慶星的溫暖延續多久，束星北出事後，有些本憐其殘疾的老師也開始歧視他。他的學習成績最好，可是卻得到不到相應的待遇和榮譽。他開始畏懼學校、畏懼同學、畏懼老師，耳朵出現了幻聽，他常聽見一些同學圍著他喊“三瘸子、三瘸子”（束慶星在家中男女混合排行為老四，同學是緣著男孩排行稱呼的），特別是夜深人靜時，喊聲尤為巨大。為此，他便休學了。到了這個時候，自身不保的束星北當然也無力保護兒子了。
也是因為父親，長女束滬新（男女排行老二）只能看著自己的同學朋友胸帶紅花走進紡織廠、印染廠或四方車輛廠，即使最不濟的也會分配到橡膠廠或食品廠。而她呢，在家“閒”得都快要發瘋了，一家街道辦的石料廠才答應要她。所謂的廠子不過是隻有二十幾個人的石料工地。她每天要帶著帆布手套，一手執錘，一手拿著個鐵環，砸上幾方修馬路用的石料。她一雙曾被同學們羨慕不已的長有修長手指的雙手，因長期勞作而粗糙不堪，骨骼也扭曲變形。因為父親，她心情低落，沒有笑容，被同學喻為“冷美人”，很長時間找不到戀愛對象。後來終於有一個家在南京的青年為了愛情冒著風險，和她走到一起。為了讓家庭擺脫惡劣環境，兩人關係確立後，他將束滬新帶到了南京。
男方的父親是一家企業的副廠長，母親在機關工作，他們曾極力阻止兒子的婚事，當發現木已成舟，無力改變兒子的選擇時，他們作了有限的讓步，他們只接受讓他們倍感為難的兒媳，卻不接受兒媳的家庭，他們的出身身份和地位都不錯，他們不能讓兒媳將其家庭的“細菌”帶過來。因而，兩家從沒有來往與走動，即使在結婚的日子裡也沒有到一起坐坐。
兒女們認為，束家子女中，四子束孝新鐵板隨父，不僅外表隨，性格、智慧也秉承了父親。許是比其他兄弟姐妹們更多些呆氣，也就從父母那裡多得了些愛憐與管束。上小學的時候，他有一陣子迷上了玩牌，上學放學滿腦子總是那些花花綠綠的Q和老K。年底考試成績自然不好，卷子發下便掖到書包裡，父母問及，便撒謊說，卷子在老師那裡，以後再問又說在同學那裡，一直捱到春節將至，實在是無路可退了，才將幾張令家人蒙羞的卷子交了出來。
在束家，子女們可以犯錯誤，可以偷懶、貪吃，甚至在外受到不公後，與人打架都可以得到原諒，但學習不優卻是絕對不能寬恕的。平日不管是誰，成績若是考了四分，第一件事便是蹲冷板凳。吃飯的時候，其它兄弟姐妹都與父母圍坐在大廳的餐桌上享受天倫之樂，考砸了的孩子只能屈就在廚房的小餐桌上獨自進食。束星北有一點是一定要灌輸給孩子的：我們這樣的家庭要是連這點也沒有的話，就什麼都沒有了。
看到兒子幾張亂七八糟的卷子，束星北氣便不打一處來，在兒女們的驚叫聲中，他雙手像抓小雞一樣抓起束孝新，一腳將門踢開，便扔了出去。也許氣昏了頭的束星北已經忘記他自己當時正在樓上，被扔出去的束孝新當時就滾到樓下，口鼻竄血不省人事了。父親狠心的一摔，卻摔出了青島二中最優秀的學生。從此之後，束孝新的成績在全校沒落過前三名。因而到了高考的時候，束孝新已經具備了非清華不考的自信與實力。
可是高考下來，束孝新卻名落孫山。束孝新知道自己落榜的原因，最初，他不服氣，沉寂了一年後，志向仍是清華，結果仍是名落孫山，最後他只得屈從“身份”與“階級”的命運安排，放棄了報考清華的念頭，到青島瑪鋼廠紅專夜校當了一名教師，一邊工作，一面複習，因當時青海高考對“成份問題”要求稍鬆些，他專門跑到青海報考並考上了中國鐵道學院。從中國鐵道學院畢業後，束孝新被分到四方機車車輛廠成都分廠，成了企業的優秀工程師。五七年整風之初，廠子裡的知識分子開始按照黨委的要求向黨提意見。一個受到廠領導“迫害”的技術員，寫了一篇批評個別領導主觀武斷工作失職的意見書，讓科室同事簽名，因有同感，科室的多數人都簽了名。一向小心謹慎的束孝新雖從無意參與政治，但礙於面子也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右開始，他頭一個被網進右派分子的網裡。自己什麼事也沒做就被打成右派，他不解也不服氣，去找主管領導說理。那個領導只拿著他簽過名的材料晃了晃說，還是回去反省吧。束孝新怎麼反省也不能給自己領的“帽子”找到理由，又無處訴說，便決定進京找毛主席說理，結果人在車站被截住了，投進了監獄。
五子束義新命運也是父親“安排”的。束義新16歲就進了青島瑪鋼廠。這當然不是他的選擇，他的選擇是校園，是讀書升學高考，然後選一個名牌大學，並最終留下來，做個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家。可是家境使他不得不早早放棄學業。他和哥哥一樣才華橫溢，廠子見他肚子裡有些墨水，便將他安排到紅專夜校作教師，在瑪鋼廠，與一線的工人比較起來，紅專夜校的老師職位算是較好的職位，它曾讓頗感失意的束義新信心重拾。可是隨著父親命運的滑落，他的地位也跟著下滑了。他夜校教師只做了三個月，位子就被別人頂了。他跑到廠領導那裡去質問原因，人家也不解釋，一鞭子將他趕到切削車間幹床子。後來知道，自己的位子是被廠辦主任的妹妹“搶”去的，又越級到厂部理論，結果又給攆到了澆鑄車間。澆鑄車間是瑪鋼廠最苦的工序，每日功課無非將小鋼爐流出的滾沸的鋼水，用鐵勺子舀出來，然後倒進一個個耐火磚做的槽子裡。因為他是束星北的兒子，他每天要在煙熏火燎令人窒息的車間幹上十幾個小時。車間裡沒有安全措施也沒有勞動保障（甚至連人人都有的勞動保護費他也沒有），他的腿肚子給濺出來的鐵水燒得傷痕累累。最初，他憋著口氣，想象著一面做工掙錢，一面到夜校學習機械冶煉方面的技術知識，以便好為廠子搞些技術革新(這樣的思路也是父親為他設想的)。可是理想很快就破滅了。有一天，他在十七中的一個同學考上了北京大學，幾個要好的同學約他一同歡送。看著那個學習遠不如他的同學喜氣洋洋地踏上了北京的列車，束義新失去了平衡。當天，他就離開了瑪鋼廠。他決定一邊做點生意，一邊在家複習高考。當然這一切都瞞著父親和母親。
比較起來，六子束潤新讀書的興趣差一些，這似乎不全是才智或上進心的原因，而是與他生存的年代有關。束潤新於1959年初中畢業，那時，饑荒已經降臨中國，束潤新無心再考慮大院校，而是選擇了青島樓山後農業機械學校。他之所以選擇這個學校，是因為學校每天有一頓免費的午餐，而且可以放開肚皮海著吃。由於年景的原因，“免費的午餐”沒吃多少日子，便隨著學校的解散成為記憶。束潤新從此流落街頭。那一年他才十五歲，十五歲的束潤新在車站、碼頭和建築工地幹起了拉大車扛大包的苦力。這一切自顧不暇的束星北一點也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原校總務科科長帶著兩個警察來到了束星北家，警察亮出逮捕證並讓茫然不知所措的束星北簽字。
當然是一件歷史冤案。學校解散，束潤新曾帶領十幾個同學讓總務科退賠他們的學費。既然學校已經解散，領導自然不會再退賠學費。對峙了一陣子，束潤新的“隊伍”在校方的勸說下，很快就解散了，事件便不了了之。可是後來發現，學校總務科大批的糧票與油票被盜，校方馬上就聯想到帶頭鬧事的束潤新，也不由分辯，盜竊分子的帽子便落到了他的頭上。
還有一招：不讓做事。所謂不讓做事是不讓做有能力做的事，比如技術科學和教育。什麼物理學家教育學家，什麼動手能力等一身的武藝，黨和人民不讓你做事，你就是個廢物。這條路一封，陰霾四合的天空再也找不到一點縫隙了。怎麼辦？要麼死，要麼投降，徹底投降。
這個社會改造工程系統終於在束星北身上取得了成功，成功的例子無數，我只舉二則，一是對家庭和兒子的改造完全接受。1962年，社會重提階級鬥爭後，有關部門圍繞束星北專門制定了家庭街道辦事處和青島醫學院保衛科的三級聯合改造。束星北欣然接受，認為這是組織領導對自己的關照。也就是說，每天工作結束後要去保衛科檢討反省自己這一天的表現與思想，然後街道辦事處，晚上回到家裡還要對長子束越新進行檢討反省。有鄰居稱，兒子有時會因自己屈辱的命運對父親拳腳相向，而父親縮胸垂首一聲不吭。
還有青島醫學院保衛科李科長，他直接負責對束星北的改造與監督，他是一個被紅色信仰和階級鬥爭武裝到細胞的戰士，他一直到死都沒有放棄對束星北的敵視，在他眼裡束星北國民黨特務的身份是板上釘釘的。雖然無數調查都沒有帶來可靠的證據，卻絲毫不會影響他的結論。這個行伍出身的公安，在一次接受我的採訪中，似忘記了時間背景的移換，興奮地講起了他對束星北的震懾。他說，他一直都在公安系統，最清楚壞人的心理。“你只盯牢了他，一聲不吭，用不了一分鐘，他們就得投降。束星北你別看他怎麼狡猾怎麼善於偽裝，我只要一盯住他，他就不會動了，他心裡有什麼東西，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問他，既然能看清楚，那特務身份也看到了。他說，這就是他的狡猾之處。
這樣的人，束星北避之若瘟神，可是當大事臨頭，束星北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大約在文革前夕，他的一個非常可靠的學生找到他，想通過海外關係救他出去。深陷苦海的束星北面對這根救命稻草，鬥爭了一個晚上，卻在翌日凌晨來到保衛科，向李科長檢舉了這個想讓他叛國投敵的學生。
既然是“折斷”，必會伴著精神負作用。有一個時期，他好像病了。他的行為在家人看來很是乖張，他總是感覺到有人要追殺他，他說，有時候都能聽到兇手在他身後的喘息聲。一回到家就將自己關在壁櫥裡，吃吃啦啦的，也不知在裡面幹些什麼，人總是很神秘的樣子。他的大腦也常出現混亂，如看了電影《農奴》、《白毛女》後，他就幻想自己是強巴，女兒就是白毛女，期盼有一天，金珠瑪米來拯救他。可是金珠瑪米真的來了，他又嚇壞了。束義新（四子）給我講過這樣一事，至今他想起來都感到匪夷所思。一天晚上，束星北從醫學院下班回家，走在登州路時，一隊解放軍向他迎面走來，錯肩而過時，一個好像是繫鞋帶的軍官突然將他逼向路旁的樹林子，像是念咒語一樣，說了幾句話後，他便鬼使神差地跟著走，一路上，軍官告訴他你什麼也不要說，只管走，到了海邊，有接應的船隻，天亮之後就會自由了。可是他越走越覺得不對勁。這些人是來拯救他的解放軍嗎，這不是叛國投敵嗎？這時對面駛來一輛卡車，雪白的燈光將他照醒，他奮力推開那個“解放軍特務”，逃回家來。
鋼鐵折斷後，束星北陷入一個黑壓壓的群體，陷入了他以前最為憎恨的平庸、軟弱和黑暗。那個群體裡有的，他大體都有了。當然有所不同的是，因為前面人格的突出，鋼鐵的堅硬，遭到摧折之後，經歷的苦難更多更甚，所以有人說，他是知識分子苦難史中最典型的一個；所以有人說，他是時代的一個標本，一座我們回首那段歷程時任何人都繞不過去的高山。
記不清是誰了，說過一句這樣的話：暗夜裡，我們有光卻不發，其本身就構成為黑暗的一部分。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標誌就是要“問”、“說”、“作為”，束星北天生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只是他的所有能量，大都在同暗夜的角鬥中消耗了。他曾想照亮歷史，溫暖真理，但他沒有做到，能做的只是將自己折斷後的至今都不曾癒合的傷口留下來，讓我們看，或者也讓我們觸摸。
據長城戰略研究所《束星北學術研討會》發言稿整理
[1] 朱學勤（1952—）中國當代學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1985年陝西師範大學史學碩士，1992年獲得復旦大學歷史系史學博士學位。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志》等著作。
[2] 竺可楨 （1890—1974）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1918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36年4月任浙江大學校長。解放後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
[3] 何增祿（1898—1979）物理學家、教育學家。因發明了7噴嘴水銀擴散泵、研究高真空理論而聞名。長期執教於理工科大學，主持過浙江大學物理系，創辦了浙江大學光學儀器系和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高真空技術專業。
[4] 王淦昌（1907—1998）1933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34年回國，是年受聘於山東大學物理系，1936年到浙江大學任教。1950年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員，1955年被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5] 尹達 （1906—1983）考古學家。1932年從河南大學畢業後到中央歷史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1937年赴延安。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和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後任中國科學院研所副所長，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著有《新石器時代》。
[6] 顧頡剛（1893—1980）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192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等職。
[7] 胡先驌 （1894—1968）中國現代著名植物學家。1912年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農業和植物學。回國後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植物學教授兼生物系主任並與蔡希陶在雲南創建了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8] 陳煥鏞（1890—1971）中國著名植物學家，1919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森林系，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9] 曾昭掄 （1899—1967）中國著名化學家。1926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等職，1949年後歷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等職。
[10] 周培源（1902—1993）1927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學奠基人之一。
[11] 趙九章（1907—1968）1938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大氣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家，中國動力氣象學創始人，中國現代地球物理科學開拓者。
[12] 貝時璋（1903—2009）1928年獲德國土濱根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細胞學、胚胎學創始人之一，中國生物物理學奠基人。2003年國際永久編號36015小行星名為貝時璋。
[13]陳建功（1893—1971）數學家、中國函數論研究開拓者之一。二十年代曾數次赴日本學習研究數論。解放後任復旦大學、杭州大學教授。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家院士。創立了具有特色的函數論學派，享有國際聲譽。
[14] 周北屏 (1913～1984)留學美國,獲物理碩士學位。抗戰初期回國。1940年被聘為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並任理學院院長。1949年10月任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
[15] 華崗（1903—1972）中國現代哲學家，192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書記。解放後任命為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55年受“胡鳳反革命集團”案株連被捕，1980年平反。
[16] 赫崇本（1908—1985）1932年畢業清華大學物理系，1948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哲學博士學位。解放後歷任山東大學教授、海洋學系主任，海洋學院教授、教務長、副院長等職。為中國物理海洋學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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