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卉妮，築明教育創始人，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曾任《紐約時報》研究員
作者按：
任何一個科班新聞學院畢業的人，大概都會把《紐約時報》當作職業的終極夢想——那裡是全行業的風向標，專業主義的天堂，媒體人的精神聖殿……不誇張地說，它構建了我對於工作和事業的DNA。在創業接近兩年的時間裡，在紐時的那段時間的職業訓練仍然讓我受益匪淺。
任何一個科班新聞學院畢業的人，大概都會把《紐約時報》當作職業的終極夢想——那裡是全行業的風向標，專業主義的天堂，媒體人的精神聖殿。即使在傳統媒體行業走下坡路的今天，《紐約時報》仍然被評為美國大學畢業生最理想的就業單位之一。
對選擇向來隨心所欲的我，畢業後竟然誤打誤撞地加入了《紐約時報》的上海分社，成為其中一位中方研究員。選擇這份工作前，我經過了好一番內心掙扎。那時我剛從哥大新聞學院畢業，更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在文章標題底下留有署名的真記者，而在《紐約時報》這樣的外國媒體，中國人的名字只能在文末以“某某某對此文亦有貢獻”的形式出現。當時恰好有一家香港的英文報紙給我提供了一份全職駐站記者的工作。一邊是在殿堂級的機構“幫工”，另一邊是行業翹楚“獨當一面”的工作機會，一時間確實難以抉擇。
當我在那份頗具規模的香港媒體實習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果斷地選擇了當時只有兩個常駐人員、工資只有一半、甚至對中國人沒有“正式編制”的《紐約時報》上海分社。
事後證明這是我做過的最好決定之一。不誇張地說，它構建了我對於工作和事業的DNA。在創業接近兩年的時間裡，在紐時的那段時間的職業訓練仍然讓我受益匪淺。
紐時上海分社是一個只有一室一廳的辦公室，在我去之前，X君已經獨自一人在外間奮鬥了數月，我的老闆大衛在裡間。辦公室那時的電腦是幾臺用了很長時間的戴爾機，額外有一個裝有幾十份國內外報刊雜誌的書架。沒了。在那個時候，我絕對不會想到在這麼簡單的配置下，我會親眼見證和參與了兩個普利策新聞獎報道的誕生。
我現在回想，幾乎所有“高大上”的事情，都始於一種意想不到的簡單。
我問過大衛在做每一篇報道時會想什麼？他跟我說：我想把一個問題搞清楚。
嗯。搞清楚一個問題。
直到現在我才多少理解這句話的意義。“問題”與“清楚”，幾乎概括了做好任何一件事的起點與終點。
第一，待解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能提出一個好的問題、一個正確的問題，往往是處理解決任何事情中最難的一步。做科研的人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每個課題往往是立項最難。做決策的人也明白這個道理，只有方向對了，執行才有價值。我參與普利策解釋性報道，就始於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蘋果公司富可敵國，卻沒有給美國本地帶來成比例的就業機會？”同時，也要認識到，好的問題，往往是人人“心中有，筆下無”的。我記得吳思先生寫出《潛規則》一書時，就提出自己寫的恰恰時很多中國人天天經歷的事，但是沒有人落於筆下的事。創業時，我也經常會反問自己，是不是真的看明白了問題？有的時候，追尋問題往往會鑽進一個虛無的循環中，到頭來要解決的可能只是一個極其普通、具有常識性的問題。
第二，何為搞清楚？清楚的界限是什麼？對於這個界限的理解不同，決定了做任何事的格局、境界、高度，也決定了在執行時的持久度。很多人會羨慕有的人總是格外能堅持。我認為堅持不過時表象，可以堅持，無非標準更高——別人覺得已經到終點時，你會再往前走幾步。我記得在一個報道的調研階段，X君與我賣了老命地折騰了三個月，我們覺得此事已到盡頭了，該瞭解的都瞭解透了。大衛卻覺得還沒夠，要等等。等過了六個月，大衛和我們覺得已經筋疲力盡了，紐約總部的編輯們覺得還沒夠，要等等，於是又過了數月。到最後，經過接近一年調研的報道，與當時三個月的成果比，自然有天壤之別。後來看到2015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講的也是極其類似的故事。當記者們覺得找到13個涉案牧師已經差不多了時，主編大人正色道：“不夠。我們要針對的是整個制度。”當我領導一個公司時，我也要問自己：真的推到底線了嗎？是不是還有再進一步的可能？
不怯於面對真問題，不含糊清楚的程度。在這一個起點與一個終點之間，就是執行的能力了。
說到執行，更加簡單，就是兩條：窮盡一切可能；最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窮盡一切可能。紐時的記者真的比同行們要聰明嗎？完全沒有。他們只是比同行多試了一個渠道。
為了能儘可能多地採訪到蘋果員工（這個公司並不允許自己的員工接受外界採訪），時報的記者專門做了一個數據庫，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蘋果前任員工聯繫方式，然後再逐個撥打電話。有時我為了找到一條線索，可以翻查追溯數十年的文獻材料，明確當時的相關人物。有時因為年代久遠，人物的工作單位幾經變遷，也能順藤摸瓜，一個一個地打電話查訪。有一次找尋一位三十年前報道中出現過的老先生，他早已退休回家。我最終聯繫到他所在村子的居委會，得以在電話中與老先生溝通。為了找到某次爆炸事故發生後的死者家屬，我先立下找到死者同事的目標，然後加入了數十個QQ群，晝伏夜出，與工人們一個一個小窗聊天，終於得以找到相關人員。在一個新聞報道的採訪中，橫亙在我們面前的難題，往往就是時間和數量。
“窮盡”這兩字是嚇人的，看上去意味著可怕的工作量。事實上，做起來卻感到樂趣無窮。因為只有不怕窮盡辦法，你才發現每個人的創造力幾乎沒有邊界，任何艱難的問題，都可以找到方法解決。最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也往往是最快的方法。什麼是最笨呢？簡單地說，就是重複，重複，再重複。
我的老闆大衛已經入行二十年有餘，每次寫稿據他說仍然“提心吊膽”。他常常將文章寫成手稿，一字一句念出聲，遇到不順耳處改寫，然後再謄錄到電腦中。幾經修改後，仍如此反覆。身處紐約的記者無法來到國內採訪，會將問題清單，落成數十頁紙的文檔發來（3000多英文單詞）。而這些只是日常之法。後來我在工作中面試問到名校剛畢業的學生：打算如何做市場？願意發傳單嗎？多數答曰：“我想我可以找到更有效率的方法。”結果往往是：找了半天更有效率的辦法，幡然醒悟者最終迴歸源頭，但時間往往被浪費了；更多執迷不悟者則開始埋怨所有可以埋怨的條件，一事無成。我有一位同事，任何角度看似乎都比別人慢半拍，但突然一天似乎全身開竅，卓然超群。有一次吃飯時她無意間跟我說：“Huini，我發現你的聲音地鐵裡聽著挺舒服的。”我才知道，她把工作中的很多會議都做了錄音，在通勤期間反覆地聽。做事並非學生時代的競賽解題，找到快速途徑者勝。後來我看到一篇講阿里巴巴的帖子，說到阿里最早一批創始員工都“又笨又執著”，深以為然。
說到頭，所謂《紐約時報》教我的那些法則，都可以被忘卻。
歸根結底，我只是看到山有多高，山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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