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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裡，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
——習近平
淚別梁家河
1969年年底，跟習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隊的知青王燕生當兵走了。其後，不斷有知青離開。
返城的閘門打開了。1971年，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幹、招生、徵兵。每年有千餘名知青通過這些方式離開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習近平試圖叩開返城的大門，他希望上大學讀書深造，畢竟讀書是他最大的願望。
這年，習近平和武暉一同去縣裡參加了考試，習近平選擇的目標是清華大學。當時錄取的方式是考試加推薦，家庭成分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
習近平遭到了清華大學的拒絕——他是“黑幫子弟”。武暉的大學夢也破滅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師範學校。這個受北京知青影響，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農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幾個月才緩過勁兒來。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學，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習近平一個人了。
1975年，清華大學分配給延安兩個名額，全部給了延川。習近平再次有了報考的機會，他三個志願全填寫了清華大學。
“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他認定清華大學了。縣裡將習近平報了，上去，但是一觸及敏感的政治審查，延安地區負責招生的人猶豫了，清華大學招生的人也猶豫了。
這時，習仲勳下放的洛陽耐火材料廠出具的一份證明，衝開了那道看起來似乎難以跨越的“政審關”_“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
再沒有爭議了，習近平被清華大學錄取了。
開學的日子近了，可習近平依然在忙大隊裡的事。一天，石春陽來找習近平，習近平與他談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人選問題。
“隨娃，我要上大學走了，支書誰當?
“這個事難說，大家選誰是誰。”
“你可以當。”
“我不行，當不了。
“你咋當不了?我以前也沒當過，現在不是當得挺好嗎?”
“我怕我當不好。”
“你還沒當，咋就知道當不好?
顯然，石春陽是習近平心裡的合適人選。
幾天後，習近平召集黨員開會。會議快結束時，他說:“我快走了，下一任支書誰來當，咱們得選。我推薦隨娃當。”
接著是投票，每人發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大家都寫的是
“隨娃”。
石春陽說:“這個結果， 其實不是因為我有多好，而是我們村裡人信任近平。他推薦了我，大家才選我。”
離開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習近平召集社員開了個座談會。石春陽至今還記得他說的話。
“我來咱梁家河這七年時間，學會了很多東西。咱梁家河的群眾無私地接納我、幫助我，讓我在這裡步人社會，人團、人黨、當村支書;我從這裡出發，返城上大學。梁家河給我的一切，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習近平說:“要當好一個村的領導，必須-碗水端平。群眾最講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錢的事，你處理得不公，群眾也不答應;十塊錢的事，你處理得公道， 群眾也不會有意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該咋辦就咋辦。
他把頭轉向石春陽，說:“隨娃，梁家河以後要發展，你必須起模範帶頭作用。你是年輕人，當支書以後，要多動腦子，多思考問題，還要多聯繫群眾，這樣工作才能做好，支書才能當好。如果處理問題不考慮群眾的感受，支書也當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習近平離開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鄉親們拉話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起得較晚。當他早晨推開門走出窯洞時，看到院子裡、道路旁站滿了人一-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來了。大家手裡拿著紅棗、小米，默默地站著。他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這是他第一次當眾流淚。
人群裡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來。一位老婆婆拉著習近平的手說:“你在這兒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別忘了我們呀……”
習近平流著淚說:“你們對我這麼好， 我不走了，就在這兒紮根一輩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華大學，以後我們有條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飯了。”一位“小夥伴”向他吼叫。
這天，村子裡的人都沒有上山幹活，他們排著長隊為習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陽、張衛龐、呂侯生等12個人步行40多里，和習近平一起來到延川縣城。
晚上，大家住在呂侯生的三伯呂能勝在縣百貨公同的宿舍裡。
10月8日，他們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紀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錢，大家湊齊了這筆費用，堅持不讓習近平出。照片中，習近平坐在前排當中，臉龐瘦削，外衣的扣子絲不苟地扣著。
梁玉明一直把習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車.....
習近平走了，帶著對梁家河深深的牽掛。
多年以後，他對梁家河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一
在他看來，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因此他說:“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
在他看來，梁家河是-所學校，他在這裡收穫很多。他說:“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來，艱難困苦能夠磨鍊一個人的意志。他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鍊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這個對人的作用很大。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他說:“15歲來到黃土地時， 我迷惘、彷徨; 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他說:“當年， 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裡。
隨娃：村幹部要“一碗水端平”
“隨娃”是石春陽的小名，為人實在，習近平很看重他。
習近平當選大隊黨支部書記後，就推薦石春陽當隊長、支部委員。1975年春，習近平又推薦他當了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兩人一起搭班子，石春陽跟習近平學了不少東西，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當領導要“一碗水端平”。
1975年試辦沼氣取得成功後，梁家河事實上成了一個培訓點。各個公社都來梁家河辦學習班。現場演示、座談等事務繁多，習近平便對石春陽說：“隨娃，以後你給各公社來的人開會，我太忙，顧不過來。”
石春陽接下了這個任務，忙前忙後，既對沼氣技術有了更深的瞭解，工作也變得有了條理。直到習近平說要讓他接替當大隊黨支部書記時，石春陽才恍然大悟，原來習近平是在有意鍛鍊他。
有一件事讓石春陽永遠難忘——
習近平剛當選大隊黨支部書記不久，大隊接到一批救濟糧，圍繞怎麼分，社員產生了很大爭議。人人都說自己家困難，都想多分一點兒，互不相讓。開會商量，說著說著就爭吵起來了。
習近平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就說：“都別嚷了。咱們現在就到各家各戶去看，究竟誰有多少糧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誰該多分，誰該少分，不就一目瞭然了嗎？”
話音落地，習近平就帶著大家到各戶去看，查看每家有多少糧食，並當眾記錄在冊。從夜裡10點一直忙到凌晨5點，實實在在地弄清楚了各家存糧情況。
誰家糧食少，就給誰家多分。大家誰都沒話說。
這件事深深地烙在了石春陽的記憶裡。接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後，他一直琢磨這件事。
他說：“這種雷厲風行的做法，讓誰也沒有機會投機取巧。一碗水端平，首先是個做人問題。人有私心，一碗水怎麼端也端不平，群眾也不會信任你。一碗水端平，還要有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要讓大家都能接受才行。”
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後，石春陽在大隊黨支部書記崗位上經歷了三起三落，唯一沒變的就是他“一碗水端平”的處事原則。他始終記著習近平離別時的囑咐：“多動腦筋”“一碗水端平”。
20世紀80年代,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石春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思索著如何實現平穩過渡。
他召集村幹部一起討論制定實施辦法。他和村幹部把村裡的老年人叫到一塊兒,瞭解當初合作化的時候各家各戶為村集體入了多少股,先把股份給各家各戶退還回去。接下來,他又和村幹部把村裡的大牲口、馬槽、步犁等大件生產資料進行估價,根據每一個勞力、人口的分值進行對應分配,多出或者缺少部分,互相找補。
開了多少次會,算了多少天賬,石春陽已經記不得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後,看到大家沒有反對意見,石春陽終於鬆了口氣:“看來一碗水算是端平了。”
雖然包產到戶了,可總有涉及大家的事需要黨支部來解決。
有一次，村裡要修一條生產道路,從山頂到山腰一路修下去,到了誰家的地裡,傷一點兒莊稼,佔一點兒地界,都沒意見。可到了山根處,卻被一戶人家擋住了,要賠償款。
石春陽想，這是村裡為了大家上山勞動方便而修的生產道路,又不是搞修建、鑽油井,哪有賠償這一說法。但是不繼續修路對於前面已經做出犧牲的村民是不公平的。於是，經他苦口婆心地勸說,這戶人家終於放棄賠償要求,路修通了。
事後村民們說:“你要是給他家賠償,那我們也要賠償,看你怎麼辦!”
石春陽說:“按政策辦,該賠償就賠償,不該賠償都不賠償，一碗水端平,這是我的原則。”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延安實行退耕還林,梁家河是延川縣第一批一次性退耕還林試點村。為了執行退耕還林政策,石春陽動了不少腦筋。
走訪村民時,他聽到了這樣的聲音：
“好好的地,不讓種莊稼,要種苜蓿,胡鬧哩!”
“農民不種地,吃什麼?喝什麼?尋的餓死呀!”
石春陽明白,村民這樣質疑是對政策不瞭解,是黨支部工作做得不細。於是,他一邊向村民宣傳政策,一邊動員村民退耕種草,並在自己的地裡率先種上了苜蓿。
驗收的日子臨近了,村裡有一戶人家地裡還長著向日葵。如果這家驗收通不過,整村就通不過。“不能讓一家影響了大家。”石春陽天天站在這戶人家地裡,硬是督促這家人把向日葵砍了,種上了苜蓿。
那一年,全村退耕1532畝,一次性退完。
當退耕還林補助糧款發到各家各戶的時候,大家這才相信,原來農民不種地,真的能吃上飯。
石春陽對“一碗水端平”的思考一直沒有停止過。他發現在物資短缺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注重的是公平,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最重要的是碗裡要先有“水”。怎麼讓碗裡有“水”呢?石春陽結合縣上的發展規劃,提出在梁家河發展蘋果產業的設想。
2015年2月13日,習近平回梁家河看望鄉親們,聽說山上有蘋果園,就上山去看。
“種果樹的成本投入高不高?”習近平問。
“不算很高,比如一畝地的果樹,不算人工成本,只是打藥和施肥,一千多塊錢的成本就夠了。果樹五年後開始掛果,每年能收入幾千元。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達到兩萬元以上。種糧食就差遠了。”
看著山上的果園,聽著石春陽的介紹,習近平笑了:看來隨娃學會帶領村民搞產業了。
這個碗裡的“水”越來越多。2014年後,來梁家河旅遊的人多了,梁家河瞄準商機,開始大力發展文化旅遊產業。
2015年5月1日,梁家河成立了鄉村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石春陽專門請人為公司制定了章程,建立起完善的管理體系,並聘請了經理和專職財務人員,讓公司獨立運營。
村民成了這家公司的員工,60%以上的村民實現了在家門口就業。
時代還在發展,“一碗水端平”的故事還在續寫。發展沒有句號,“一碗水端平”的故事也沒有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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