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歷史
“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繫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官方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於人們廣泛交通。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區別於首都衚衕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衚衕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後歷時八百多年。由於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為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京官話語音（區別於北京胡同話）為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灤平話是北京官話的推行區、記錄區，小小區別於北京胡同話。
普通話是規範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8] 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推廣普通話
中國地域廣闊方言眾多。由於不同方言在溝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礙，不利於各地經濟文化的溝通交流，因此存在“區域文化島”的現象，這些“區域文化島”保留了不同地區的先進文化和民間智慧的精華，但是由於語言障礙無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補，因此，需要有一種共同語來消除“區域文化島”，將中國廣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來。不過推廣一門語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宜操之過急，要恰當處理好地方語言的發展和普通話推廣之間的協調性。推廣普通話的目標不是要消滅地方語言，而是要消除溝通障礙，但是在推廣當中的確出現了消滅方言的現象（例如南寧的平話與白話） ，所以在推廣的時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過猶不及的道理。因為語言多樣性一直是中華文明的寶貴文化積澱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樣性一樣，因為多樣性，這個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為多樣性，生物圈才能維持平衡，保證物質流動和能量傳遞能夠正常的進展下去。語言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語言多樣性，才彰顯了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和源遠流長的歷史積澱，因為多樣性，才不會所有的人都用一種同樣的思維去看待問題，思考問題。
北京話、大陸普通話、臺灣國語、新加坡華語、馬來西亞華語等在語音、詞彙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話並不屬於一種標準語，因為它是未經整理和標準化的北京城區方言。以上的幾種標準語都是以北京話這種方言為基礎來進行標準化的產物。
測測你的普通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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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國
終極
國果
三級
國果過郭
二級
國果郭裹過
最終測試
國過郭裹果鍋噠
郭鍋國鍋鍋鍋噠
恭喜你
下蛋成功
好了，
原來皮一下真的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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