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陶峙嶽
征戰沙場，陷入內戰迷津
陶峙嶽,1892年9月18日出生於湖南省寧鄉一個耕讀世家。幼年勤學好武。15歲時考入湖南陸軍小學堂。1911年考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堂。參加了武昌起義。1915年轉入河北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深造。畢業後任湖南省督軍公署參謀處上尉參謀。
大革命時期,參加國民革命軍,隨北伐軍轉戰大江南北。歷任營長、團長,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第三師副師長、師長,第八師旅長、師長。先後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北伐戰爭、會攻南京、復克徐州之役、蔣桂戰爭、蔣馮閻戰爭、淞滬會戰等。大革命失敗後,他陷入內戰迷津,曾三次參加“圍剿”革命根據地，有兩次未與紅軍接觸，一次被紅軍擊敗。因而引起蔣介石嫡系將領的疑忌和排擠,屢遭貶逐。
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黨軍委會直轄的第一軍軍長,後任國民黨第七十六軍軍長兼第八師師長。由陝西率部馳援上海抗戰,部隊進入陣地後,全軍官兵同仇敵愾,一舉擊潰日軍。在敵海陸空軍強烈攻擊下,堅守陣地22天,有力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被譽為“抗日名將”。旋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洛陽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等職。
和平起義，功不可沒
甘肅河西地區同新疆毗連，是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48年秋，陶峙嶽就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河西警備總司令和新疆警備總司令。他於1949年9月先後領銜酒泉、新疆國民黨軍隊和平起義。為新疆及河西地區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的陶峙嶽
陶峙嶽和張治中是同窗好友，到新疆赴任之前，他在蘭州與張治中傾心交談，兩人分析全國形勢，對新疆及河西的出路問題雙方都已有默契。
陶峙嶽一到新疆，就暗中著手起義的準備工作。他以兼任河西警備總司令的名義，經常和河西軍政要員湯祖壇、彭銘鼎電話聯繫，互相通氣，遙控指揮。湯、彭是陶的湖南同鄉，他們積極支持陶峙嶽的和平主張，並採取各種措施，穩定部隊，做好酒泉起義的準備工作。
1949年2月，國民黨政府急電陶峙嶽“晉京述職”，並提出除留一個旅在新疆擔任防務外，其餘部隊悉數東調，開拔到關中參加內戰。陶峙嶽以地處邊疆，民族眾多，局勢動盪為由，婉言覆電“暫不能赴京述職”；部隊東調之事，他也以交通不便，車輛、油料、糧餉補給等問題，一時無法解決為由拒絕，在新疆按兵不動。
陶峙嶽在新疆天山
在蘭州解放前夕，新疆主戰派葉成、羅恕人、馬呈祥等，掌握北疆的絕大多數兵力，他們依仗蔣介石、胡宗南的權勢，沆瀣一氣，反對和談，圖謀變亂。面對複雜局面，陶峙嶽一面積極準備起義，一面以主要精力做主戰派的工作。他在司令部召集的一次會議上說:“對局勢各有各的看法，不可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須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贊成起義，就是不需要和平，和平的反面就是戰爭。”陶峙嶽接著說:“西北局勢你們都很清楚，解放軍攻佔西安、寶雞後，勢如破竹，現已兵臨蘭州城下，國軍分崩離析，危局無可挽回。我們新疆部隊號稱10萬，高懸關外，佈防分散，彼此不能支援，只有爭取和平解放才是唯一出路。為使各族同胞免遭戰火塗炭，我贊成用‘北京方式’、‘綏遠辦法’來解決新疆問題。至於個人生死榮辱，已置之度外，當然人各有志，我決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何去何從，請你們選擇。”
8月26日，蘭州宣告解放。一週以後，毛澤東在中南海約見張治中，向他介紹了西北戰場形勢，說:“西北野戰軍已由蘭州、西寧兩路進軍河西，請你致電新疆軍政當局，敦促他們起義。”
陶峙嶽與包爾漢
9月10日，張治中連發兩份電報，分別致電陶峙嶽和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勸勉他們：“今全局演變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各族人民和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佈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9月17日，陶峙嶽即派第八補給區中將司令曾震五赴蘭州，同彭德懷商談新疆與河西起義事宜。
【彭德懷（前右一）、王震（第二排右一）、張治中（左一）、陶峙嶽、包爾漢、賽福鼎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在入城式閱兵臺上檢閱部隊】
經過商談，多數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應當儘快起義，個別頑固分子反對起義，從中作梗。但此時他們已無法阻擋起義大局的發展了。
原來方案是新疆、酒泉同時宣佈起義，由於新疆頑固派尚未離職出走，過早起義，急則生變。為穩妥起見，陶峙嶽決定酒泉起義和新疆起義均由他領銜，酒泉先行起義，新疆暫緩一步。
9月24日晚，彭銘鼎、彭月翔、沈芝生等國民黨將領，來到河西警備總部，召開通電起義簽名會議，宣讀電文後，與會者紛紛簽名。當晚12時，起義通電正式發出，宣佈河西地區3.8萬名國民黨官兵起義。電文是：“抗戰八年，繼以內戰，人苦兵劫，渴望和平。峙嶽等為革命大義，我西北諸袍澤亟應表明態度，正式宣佈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謹此電達。”
9月25日，解放軍舉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受到起義官兵和廣大市民的熱烈歡迎。酒泉和平解放之後，新疆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陶峙嶽於9月25日再次率新疆國民黨軍隊7萬餘人通電起義。酒泉和平解放後，解放軍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接收改編。
1949年11月7日，陶峙嶽、包爾漢帶領新疆起義軍政要員到機場熱烈歡迎王震司令員。
1949年12月，起義部隊整編後，陶峙嶽先後任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司令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領導部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屯墾戈壁，揮汗荒原，創造出在戈壁灘上種植棉花、興修水利、植樹造林、建造城市等許多奇蹟，使新疆逐漸走出落後貧困的古道，成為國內外聞名的農業示範區。
兩次遞交入黨申請
1949年12月30日，新疆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陶峙嶽任兵團司令，王震任政治委員。不久，王震就和陶峙嶽推心置腹地交心，徵詢他對共產黨組織的態度，這時的陶峙嶽由於自己以前與共產黨有過交手，特別是1930年7月黃陂之役成為他心頭的悔恨之結和人生的汙點，一種不可言狀的惶惑使他囁嚅良久而不敢啟齒提及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事，但思想上卻從此產生巨大震動，內心深處已萌生出爭當一名共產黨員的迫切願望。
1963年，陶峙嶽與王震（右）在新疆奎屯西果園
1952年，王震和陶峙嶽一同視察石河子途中，王震再次問及陶峙嶽願不願加入中共組織，他動情地說：“是所願也，不敢請也。”他仍在砥礪自己，鞭策自己，力求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直到1965年，陶峙嶽才鄭重地將第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新任兵團政治委員張仲翰。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有特殊歷史背景的陶峙嶽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事自然被擱置下來。陶峙嶽並沒有因此對共產黨產生任何懷疑與動搖，相反，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經得起任何嚴峻的考驗。
“四人幫”被粉碎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陶峙嶽深深地為中國共產黨敢於正視歷史，敢於實事求是地評判自己的功過是非的魄力所感動。1982年5月，陶峙嶽再次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感懷“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於社會進步事業的實踐”。
同年9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陶將軍以90歲的高齡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獲悉這一喜訊陶峙嶽熱淚盈眶，激動地說：“偉哉共產黨，飲水必思源。四化又長征，追隨幸有緣”。
透過其漫長的入黨歷程，可見陶峙嶽對中國共產黨的執著追求和對加入黨組織嚴肅、慎重的態度。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1979年，陶峙嶽任湖南省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6月至1988年，陶峙嶽任第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陶峙嶽是第一、二、三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一、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5年7月，陶峙嶽（右五）等陪同周恩來總理參觀石河子墾區
1955年,陶峙嶽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12月26日，陶峙嶽將軍病逝於湖南長沙，終年97歲。
幾天之後，王震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親自為陶峙嶽致了悼詞。在悼詞中，王震說：“陶將軍戎馬一生中最光榮的一頁，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響應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的偉大號召，毅然擺脫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羈絆，率領十萬官兵和平起義，化干戈為玉帛，協助入疆部隊順利進軍，把五星紅旗插上崑崙山、帕米爾和阿爾泰之巔，使佔全國六分之一面積的邊陲要地，成為人民新中國不可侵害的重要組成部分。……陶峙嶽同志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是愛國愛民的革命軍隊高級將領，他率領國民黨軍隊起義有很大功績；他老驥伏櫪，壯心不已，領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屯墾戌邊所創立的功勳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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