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文
在世人的話語中，常把金屬作為劃分文明時期的標準——所謂“青銅時代”、“黑鐵時代”這樣的說法，自古希臘以來就有，至於“黃金時代”這樣的隱喻，更適於指代人們心目中任何一個最好的時期。這並不只是誇張的形容，因為對歷史上的所有人類社會來說，開採、使用這些金屬的時代的的確確都比更早前的石器時代更先進。按照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摩爾根的名著《古代社會》中的觀點，鐵礦冶煉術是“野蠻階段”最重要的四項變革之一，而其中，“鐵的產生是人類經驗中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發明和發現都顯得微不足道，或至少退居次要位置”。
然而，即便在現代，採礦也是一項高度危險的工作，即使萃取出來之後，金屬的加工（提煉、熔冶、鍛造）也都並不容易，需要高強度的辛苦勞動，因而在古代社會常常是強迫戰俘、罪犯和奴隸去從事這些工作，自由人很少願意去幹這樣的活計。這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縮影：在“文明”的背後有著“野蠻”的一面，“進步”通常也意味著付出很多代價。
現代文明在技術進步的同時，意味著更廣泛地使用金屬，因而更加劇了這一進程。何堂坤在《中國古代金屬冶煉和加工工程技術史》中斷言：“若無19世紀中期以來液態鍊鋼術的發明，人們絕不可能如此大量地生產和使用金屬，也不可能產生和建立現代文明。直到目前為止，鋼鐵依然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和支柱。”另一方面，從人本的角度來說，採礦、冶煉一直是人體最受摧殘的環境之一，劉易斯·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強調“採礦、提煉和加工喚醒了殘酷的現代戰爭：它們助長了暴力”；不僅如此，採礦和冶金的模式與理念一直是整個西方世界發展工業的主導模式，“到了16世紀，採礦業已經為資本主義奠定了其剝削的基本模式”，它在淘金潮、石油熱、鑽石熱等一系列掠奪式開發之下，影響到整個經濟和社會組織，其理念擴散到了各行各業，諸如不計後果、快速致富、落後者完蛋等等。
毫無疑問，金屬冶煉與社會發展程度密切相關：新大陸的金屬製造業在歐洲人到來之前長期停滯，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殖民者到來的歷史時期也沒有出現鐵的冶煉，這正是他們社會發展的可靠指針。金屬是一種相對稀缺、但卻更容易集中和儲存的資源，沒有它們顯然也就沒有金銀銅鐵鑄成的貨幣來構築更廣闊的交易網絡。由於每個脫離了石器時代的人類社會都不例外地使用了金屬工具，因而對金屬與文化的研究本身可以作為理解人類社會發展模式的一個很好切入點：這些技術與文化是如何傳播的？在推動社會變革方面扮演了什麼角色？如果它催生了現代社會，那麼是否意味著不同社會如果不受干擾地發展，遲早都能發展出自己版本的現代社會模式？
這些大體便是傑克·古迪在《金屬、文化與資本主義》中所關心的問題。為了證明金屬技術與文化的普遍性，他旁徵博引，以極大的時空跨度，描繪出一幅盛大、連續的歷史畫卷：對礦藏的探尋、發掘和利用促使工匠這類專業性、專職群體的形成，而隨之而來的研究則催生了經驗與知識；不僅如此，新的犁鏵和挽具使人類開始控制自身肌肉之外的能量，“牛是通向蒸汽機和汽油發動機的第一步”。由此帶來的物資豐富集中和金屬控制，則促進了王權統治的權力集中，但更重要的是在交易中形成的貿易網絡（交易的往往就是金屬，至少古代的貨幣就大多是金屬製成的），這個網絡不斷加速，使人類社會逐漸形成一個整體。至於像火車這種從礦山車衍生出來的發明，都是這樣一個進程的自然產物，隨之又進一步推動了這種網絡。
到這裡，這算是一個視野開闊、但並不驚人的歷史故事，然而作為知名的人類學家，傑克·古迪不會就此止步。簡單地說，他研究金屬並不只是因為對金屬本身感興趣，而是想要藉此上升到更高層次的對話：他由此強調，人類社會的傳播交換網絡早已形成，尤其是歐亞大陸早期在文化上的一致性——這意味著不存在一個“進步的西方”和“落後的東方”。在他看來，對金屬等物資的發現、交易和技術擴散，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因而思想的傳播（或“蔓延”）一直以來都是常態，東西方各個不同的社會也都在積極吸引，其社會構成要素也由此不斷調整變化。既然如此，那麼他順理成章地認為，青銅時代並不是什麼獨特的歐洲現象，西方既不是與其它社會完全不同的，也不是沒有從別處那兒有所得，因為“交換”當然意味著彼此都有借入和借出。
類似的觀點，在他的許多著作（如《西方中的東方》）中都曾反覆出現過，傑克·古迪作為一個心懷愧疚的西方人類學家，不斷重申自己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認為那不過是一種有害的幻想，但在這裡，他走得更遠：他直率地承認，通過對金屬與文化的研究，他對近代歷史的敘述產生了懷疑，因為那過多強調了“資本主義”是發源於歐洲的全新生產方式，但卻忽視了他所講的“共性”。在此，他的意思是：這種包含大規模金融業和製造業生產的經濟形式在世界歷史上早就出現了，19世紀蒸汽機、高爐和鐵路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一種特別的形態，但它之前就“一直在發展著，並沒有中斷過”，19世紀歐美主導世界經濟的情況僅是“一個特殊時期，並非一個永久性的狀態”。
顯然，這否定了資本主義是一種質變、是對以往社會形態的斷裂和飛躍，轉而強調其連續性和量變的一面。正因此，他才認為採礦和金屬製造作為一種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本身就預示著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他當然也同意近代西方“發生了某些變化”，卻不認為這種變化具有不同於以往變化的意義，而是輕描淡寫地認為這是一直都在發生的事。通過長時段的追溯，他認為這不過是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交替領先”現象而已——這就像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所說的，幾千年來東西方就像蹺蹺板遊戲一樣，哪一方暫時領先都是不足為奇的事。傑克·古迪說得明白：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確實出現了指數式增長，“但與過去的發展一樣，它也是可以發生轉移的”，所以現在發生的不過像以往的技術擴散一樣，是平常的一幕。因為在他看來，19-20世紀的思想家太過極端地把西方制度與其它地方的制度區別開，“其實這完全是一種種族中心論的做法”。
有一點確實不可否認：他所描述的那種此衰彼盛的技術優勢在各地輪流交替的現象，是歷史上交流傳播的事實——當然，在大部分歷史時期，這主要是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各地。但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於：金屬冶煉、紙張和印刷術可以由各地交替佔據優勢，然而假以時日且不被打斷，中國或印度社會能自發產生出自己版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嗎？傑克·古迪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在他看來，西方工業革命的成功只不過是“一個範圍更為廣闊的運動”的一小部分地方性的、暫時的現象，如果鐘擺往回擺盪，那也會輪到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你追我趕，成就基本相當，他們的競爭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也和他在《文藝復興：一個還是多個》中的立場吻合：在那本書中，他認為文藝復興不是特殊的西方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的複數。
理解他這一說法的關鍵在於，他所說的“資本主義”並非西方特殊的社會生產和組織形態，而是一種早就普遍存在的事物，其界定是相當寬泛的：“大多數經濟體都是‘資本主義’，這些經濟體中包含了交易、積累和其他各種因素”（第7頁），也就是說，交易、積累等因素在他看來就是“資本主義”。在這一意義上，他強調所有政治主張都是複合型的，只不過側重點各有不同而已。照這樣的看法，“資本主義萌芽”至少在歐洲大陸的不同文明和不同社會中當然都存在。這顯然淡化乃至抹煞了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發展的特殊動力和機制，至少現在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交易、積累因素，肯定無法自發產生西方那種資本主義制度。不過公平地說，按他的觀點，甚至東方社會能否自發演變出資本主義也不是重點，因為在長久以來的交流中，每個地方都無須自行發明出所有技術和文化，它只須借入並自我調整即可。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他為什麼那麼說了：他不僅僅是反對西方中心論，而且否認諸如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文藝復興這樣的現象有何本質的特殊性，因為強調特殊性本身在他看來就是一種種族中心論的傲慢，因此轉而強調“共性”。歷史學家汪榮祖在《康章合論》中曾說，康有為接近西歐啟蒙思潮的觀點，深信文化是“普適的”（universal），所以各種文化都可相通相適；而章太炎則持有一種類似德國曆史主義的觀念，堅持文化的“特殊性”。他含蓄地批評道，康有為“惟見全地球的共同‘歸宿’（destiny），而無視（或認為不必顧慮）各文化的個別‘命運’（fate）”。在某種程度上，傑克·古迪也是如此：他以其開闊的視野，看到了東西方交替領先的運動，將這種發展看作是全人類共同的“歸宿”，無意分辨其個別的差異，因為這對他所敘述的整體而言並無多大意義；但對很多堅持自己民族和文化認同的人來說，恰恰是這一點至關重要。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一種學說和觀點的意義，取決於它是對誰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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