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家人
一、 “您問起她安葬的地方”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巴金致信穆旦：
良錚先生：
謝謝您的來信。我幾次拿起筆想寫回信，可是腦子裡彷彿一團亂麻，不知道從哪裡寫起，現在還是如此。想來想去，我只能寫上面寫的那兩個字：謝謝。我想說的許多話都包括在它們裡面了。其他的我打算等到我的問題解決以後再寫。死者在病中還幾次談到您，還想找兩本書寄給您（《李白與杜甫》），後來書沒有買到，又想您也許用不著，也就沒有再提了。
您問起她安葬的地方，我只能告訴您她的骨灰寄存處，那是龍華火葬場（漕溪路二一〇號）二樓六室八排四一七號四格。您將來過上海，去那裡，可以見到她的骨灰盒。我本來要把骨灰盒放在家裡，孩子們怕會影響大家的情緒，就存放在火葬場，三年後可以接回家來。至於一般的公墓，早已沒有了。
再一次謝謝您。
祝好！
李堯棠 十月廿七日
這封信見《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243頁）。信中的死者，陳蘊珍，即蕭珊。蕭珊一九一八年出生於浙江鄞縣，一九三六年因喜愛巴金小說而開始與巴金通信，從而相識。一九四四年與巴金在貴陽結婚。五十年代蕭珊翻譯出版了屠格涅夫的《阿西婭》《初戀》、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等作品。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因患癌症去世。
▲巴金和蕭珊
巴金從一九七〇年春節後在上海奉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蕭珊病重時請假回家照料不被批准，直到蕭珊住進中山醫院，才得到“工宣隊”頭頭允許，在妻子最後的將近二十天裡看護陪伴。期間種種不堪，巴金在《懷念蕭珊》裡有痛切的敘述。
一九七二年二月，穆旦結束了在天津郊區大蘇莊五七幹校的勞改，回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每天比別人早上班半小時，“自願”打掃廁所。
一九七一年底，穆旦和蕭珊恢復了中斷多年的聯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蕭珊已經是重病，還給穆旦寫信，感慨萬千：
“我們真是分別得太久了。是啊，我的兒子已經有二十一歲了。少壯能幾時！生老病死就是自然界的現象，對你我也不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時間。但是十七年真是一個大數字，我拿起筆，不知寫些什麼……”
（《穆旦傳》，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112頁）
二、 “由於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
一九三九年，蕭珊考入已經遷至昆明的中山大學外文系，隨後轉入西南聯大，先在外文系就讀大約一年時間，後又改入歷史系。這個時期的穆旦，已經是顯示出卓越才華的聯大學生詩人。一九四〇年，穆旦畢業後留在外文系做助教，一九四二年二月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抗擊日軍。蕭珊也在這一年暑假之後輟學離開昆明，到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辦事處協助巴金工作。
西南聯大時期穆旦與蕭珊初識和交往，此後的抗戰歲月裡各自顛沛流離，偶有短暫的聚會。因為蕭珊，穆旦結識了巴金。一九四八年二月，穆旦的詩集《旗》，列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九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八年三月，穆旦的女友周與良從上海起程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穆旦送行。逗留上海的一段時間，霞飛坊（後來的淮海坊）五十九號，巴金和蕭珊的家，成了穆旦度過許多愉快時光的地方。多年之後，一九七三年十月，穆旦給蕭珊的朋友楊苡寫信，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一九四八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時是多麼熱鬧呵。靳以和蘊珍，經常是互相逗笑，那時屋中很不講究，廚房是進口，又黑又煙燻，進到客室也是夠舊的，可是由於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汪曾祺，黃裳，王道乾，都到那裡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個沙龍。我還記得巷口賣餛飩，賣到夜晚十二點；下午還有賣油炸臭豆腐，我就曾買上樓，大家一吃。那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可是人呢？想起來不禁惆悵。現在如果黃裳再寫出這樣一篇文章來，那就更覺親切了。
（《穆旦詩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141頁）
▲巴金、蕭珊一家
三、“我們有一種共感，心的互通”
穆旦與蕭珊的交往，最重要的時期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初，穆旦、周與良夫婦從美國學成歸來，途經上海，巴金、蕭珊在國際飯店宴請他們。巴金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辭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務後，又於十二月主持了一個小型的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以出版世界文學的翻譯作品為主，尤其是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巴金自己翻譯的屠格涅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很快就由平明社出版了多種。
▲穆旦、周與良夫婦
穆旦在芝加哥大學期間苦讀俄語和俄羅斯文學，正準備翻譯俄羅斯及蘇聯文學，與平明出版社的傾向不謀而合，自然受到了巴金、蕭珊的熱情鼓勵。
穆旦翻譯的黃金時代，迅速來臨了。
那麼，在穆旦的翻譯活動和翻譯作品的出版過程中，蕭珊起到了什麼作用？
首先要看看蕭珊為平明這個小型的出版社所做的工作。事實上，蕭珊是平明的義務編輯。對穆旦，蕭珊就不僅僅是“拉稿”這樣的關係了。
為了給穆旦翻譯的作品配圖，蕭珊寫信問巴金：“我們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沒有？查良錚已譯好一部，但沒有插圖。你能告訴我，我們的放在哪個書架嗎？”
（《家書—巴金蕭珊書信集》（以下簡稱《家書》），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137頁）
遠在朝鮮的巴金仔細地回覆說：
“普希金集插圖本放在留聲機改裝的書櫃內，蓋子底下。”
（《家書》，143頁）
為了保證翻譯質量，蕭珊還特意請卞之琳看稿，“我請他把查譯的《波爾塔瓦》看了一遍，他覺得比得過一般譯詩，那末就夠了，我想再寄回去給查改一下”
（《家書》，140頁）。
現在僅存兩封穆旦致蕭珊信，其中有翻譯的討論。穆旦著手翻譯普希金之初，從工作方式到翻譯計劃，都在與蕭珊商量。
但更重要的，是兩個老朋友的“共感，心的互通”。這既在譯書和出版這樣的事業之內，又在這之外，也可以說超乎其上。對於那個時期的穆旦來說，這種“共感，心的互通”的重要性，無論怎麼估計都是不過分的。穆旦這樣寫：
使我感動的是，你居然發牢騷說我的信太冷淡平淡了。可見我們很不錯。你應該責備我。我為什麼這麼無味呢？我自己也在問自己。
可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現在唯一和我通信的人，在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這樣，你還覺得我太差嗎？
我覺得我們有一種共感，心的互通。有些過去的朋友，好像在這條線上切斷了。我們雖然表面上這條線也在若有若無，但是你別在意，在心裡我卻是覺到互通的。尤其是在我感到外界整個很寂寞的時候，但也許是因為我太受到寂寞，於是連對“朋友”，也竟彷彿那麼枯索無味。
也許是年紀大了，你的上一封信我看了自然心中有些感覺，但不說出也竟然可以，這自然不像年青人。你這麼傷心一下，我覺得—請原諒我這麼說—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一些東西。現在我也讓你知道，你是我心中最好的朋友。
（《家書》，129—130頁）
這樣的老朋友，自然可以無話不談。一九五四年的一封信裡，穆旦就情緒十分低落地發牢騷道：
我這幾天氣悶是由於同學亂提意見，開會又要檢討個人主義，一禮拜要開三、四個下午的會。每到學期之末，反倒是特別難受的時候。過得很沒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結束算了。
（同上，132頁）
▲蕭珊
下面的事，可能是穆旦不知道的。
一九五五年春天，楊苡從南京到上海來，靳以特意約她到家裡談話，除了說到“胡風分子”，又提到楊苡和蕭珊共同的朋友和同學，諄諄囑咐楊苡並讓楊苡轉告蕭珊，以後注意點兒。楊苡和蕭珊徹夜長談，卻引起爭辯，“特別是為了一個我們共同的好友，一個絕頂聰明、勤奮用功的才從美國回來誠心誠意想為祖國做點貢獻的詩人”，楊苡勸蕭珊不要忙著為他出書，蕭珊拒絕了。天快亮時兩個人不歡而散。這還沒完，送走楊苡後，蕭珊立即去找靳以，指責他的多慮。
（楊苡：《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號》，《文匯讀書週報》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
蕭珊要不要為穆旦出書的問題，不久也就不再是問題。首先是平明沒有了，自一九五六年起，穆旦譯著就分散到其他出版社。再接下來，不論是哪裡都不可能出穆旦的譯著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穆旦成為南開大學“反右”運動放出的“一顆衛星”，法院到校宣佈查良錚是“歷史反革命”，到學校圖書館實施監督勞動。
四、 “終於使自己變成一個謎”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穆旦致信楊苡：
去年年底，我曾向陳蘊珍寫去第一封信，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終……蘊珍是我們的朋友，她是一個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給我留下不可彌補的損失。我想這種損失，對你說說，你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每個人的終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個，便少一個，終於使自己變成一個謎，沒有人能瞭解你。
我感到少了這樣一個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倫語）；而且也少了許多生之樂趣，因為人活著總有許多新鮮感覺願意向知己談一談，沒有這種可談之人，即生趣自然也減速。
（《穆旦詩文集》第二卷，139頁）
一九五四年蕭珊買過一部《拜倫全集》，她曾經在給巴金的信裡還專門提過這本書，版本很好，有T. Moore等人的註解。她後來把這本書送給了穆旦。
六十年代初，穆旦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開始偷偷翻譯拜倫的《唐璜》，到一九六五年譯完這部鉅著。後來被抄家，這部譯稿萬幸沒有被發現扔進火裡。蕭珊去世，穆旦為紀念亡友，埋頭補譯丟失的《唐璜》章節和註釋，修改舊譯。到一九七三年，《唐璜》全部整理、修改、註釋完成，寄往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譯者去世三年之後，這部譯著終於出版。
穆旦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寫了一首題為《友誼》的詩。他告訴同學和詩友杜運燮，詩的第二部分，“著重想到陳蘊珍”：
你永遠關閉了，不管多珍貴的記憶
曾經留在你栩栩生動的冊頁中，
也不管生活這支筆正在寫下去，
還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凍；
永遠關閉了，我再也無法跨進一步
到這冰冷的石門後漫步和休憩，
去尋覓你溫煦的陽光，會心的微笑，
不管我曾多年溝通這一片田園；
呵，永遠關閉了，嘆息也不能打開它，
我的心靈投資的銀行已經關閉，
留下貧窮的我，面對嚴厲的歲月，
獨自回顧那已喪失的財富和自己。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復旦光華樓
（作者 | 張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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