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如果說中國電影至今還有沒能“攻克”的難關,那便是科幻題材的影片。

在絕大多數人的認知裡,科幻電影的標籤就是視效,但視效電影其實只是科幻電影的一種呈現方式,科幻內核探討的更多是當下人的生活會被科技和科學帶到哪裡。從《西部世界》、《人工智能》、到《全面回憶》、《銀翼殺手》,探討科技、人性與道德的博弈似乎是科幻電影永恆的主題,如何“定義人類”也成為了電影人始終在思索的問題。

在科幻電影的世界裡,如果說華語科幻片在此前一直處於“失語”狀態,那麼隨著電影人的不懈努力,華語科幻片如今越發有了聲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於近日在騰訊視頻上線的由高書雷導演執導的國產科幻影片《天堂計劃》。

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通過“意識上傳”技術產生的“虛擬人”是人類嗎?“虛擬人”和“非虛擬人”之間存在情感維繫嗎?當人類周邊事物都可以用虛擬影像代替的時候,還有什麼是真實的?小成本科幻影片又該如何突圍?種種問題都是《天堂計劃》在探尋的。

國產科幻電影的破與立

“科幻題材可以極大地拓寬人們的想象空間,充滿想象力的電影,總歸是美好的。”正如高書雷所言,科幻電影代表的是一種文化的想象力,更是電影工業的整合能力。用冰冷的機器影像去代替有溫度的軀體,以此延續親情、友情或愛情,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在《天堂計劃》的故事裡卻又在情理之中。

《天堂計劃》的故事發生一個資源匱乏、疾病肆虐的未來世界,當生態環境被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開始枯竭,同時越來越多人身患血液疾病而面臨死亡的大情況下,克隆人器官販賣市場隨即滋生。為了防止克隆人替代真正的人類,各國紛紛成立CK部門專門負責克隆人的清理工作,政府為了最大程度地解決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而實施了“天堂計劃”,即利用科技手段,將重病或年滿60歲的人類意識上傳到專用的機器設備上,用機器設備代替人類肉體,讓他們以“虛擬人”的狀態永遠地存活在這個世界上,並同樣享有公民權利。

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與國內以往科幻題材影片不同,在賽博朋克風的故事設定裡,《天堂計劃》以人類“意識上傳”技術為切口,圍繞克隆人、意識上傳技術、虛擬人、永存等問題,並植入懸疑元素,將人類的生存問題放大,重新定義了人類的存在與意義。

科幻片從不是以炫技為主,而是重在故事、重在思想內核。故事怎麼去寫,概念怎樣表達,情感點又如何去抓住,這些都不需要花太多視效成本去做。作為一部小成本科幻影片,《天堂計劃》最聰明的地方就在於不炫技,而是踏實講好故事。

放眼國內當下的電影發展模式,“小而美”已成為常規操作,其投資小、容易把握的特點也正中“軟科幻”類影視作品的需求點。而在“小而美”大旗隨處飄揚的科幻電影市場中,如何突圍成為另一需要攻克的難點。

作為一部小成本科幻影片,《天堂計劃》顯然懷有更大的“野心”。

小成本外衣下,科幻與溫情的內核共存

模糊了天堂和人間的界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人類生與死邊界的《天堂計劃》,將發力點放在科技與道德、情感的語境中,並提出了全新的議題。

在《天堂計劃》塑造的未來世界裡,特效鏡頭粗略估計至少有350個,特效師出身的導演高書雷一人完成了近六成。街道里的虛擬寵物、大街小巷的虛擬影像廣告、隨處可見的虛擬元素都在訴說著影片細節之處的周全。這份周全背後正是高書雷在面對科技飛速發展、社會語境變遷背後,對關於“克隆技術與人類倫理道德”利害相關問題的現實思考。

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在資源匱乏的未來世界,人們看似可以用“意識上傳”來延續生命,然而大部分人卻並不認可這種技術。為了躲避追查,“天堂計劃”意識傳輸員楊曉和其女兒楊蔓在市井小巷中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在“意識上傳”技術盛行之際,一系列“虛擬人”失蹤案件也悄然發生,一雙看不見的手正在伸向眾多“虛擬人”家庭,楊曉父女二人也因鄰居的意外事故而捲入了這場失蹤懸案中。

隨著劇情的層層推進,楊曉父女二人的秘密隨即浮出水面,天賦異稟的楊蔓原來只是楊曉親生女兒的克隆體,看似融洽的父女關係實則暗藏衝突,而在二人的朝夕相處中,楊曉早已在不知不覺間將楊蔓當作了自己的親生女兒。除了楊曉父女二人,反派申金的人物塑造同樣可圈可點,其母親也是以“虛擬人”的身份陪伴他成長,可在失手打壞了“虛擬人”設備後,他失去了母親的陪伴,正所謂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饒是反派,但因人物形象的立體化,反倒為角色的行為動機增添了可理解和反思性。

不難發現,影片在探討科學倫理的同時也在思考著人性中對親情、愛情等情感的渴望。無論是楊曉父女、申金母子,還是萬千通過“意識上傳”來留住愛的人而言,以“虛擬人”形式永存在世界上,雖然無法給親人和愛人擁抱,但它們又是真實人類無法割捨的精神支撐。

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通過“意識上傳”技術而獲得生命力的“虛擬人”還是人類嗎?如果不是,那麼意識再回傳到克隆體算不算一次“重生”?克隆人或“虛擬人”與人類的情感又是真實存在的嗎?這是導演的思考也是影片拋給觀眾的問題。

整體而言,雖然《天堂計劃》沒有場面盛大的酷炫特效,但對人性的探討與人類間溫情的刻畫,卻恰好彌補了影片的短板,令整個故事更具感染力和觸動性。

《天堂計劃》:在嘗試中努力成長

“不做一部長片,你都不知道什麼叫絕望;不做一部長片,你都不知道什麼叫希望……”在《天堂計劃》的導演手記中,高書雷用“誠惶誠恐”來形容自己首次挑戰長篇科幻懸疑題材的心情。這是高書雷的心聲,放在科幻電影領域也恰是國產科幻電影的現狀。

當大眾談起科幻電影,《銀翼殺手》、《星球大戰》、《銀河護衛隊》、《阿凡達》……不勝枚舉的全球科幻電影名單中卻唯獨缺少了中國科幻電影的身影。從八九十年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霹靂貝貝》,到2010年前後的《未來警察》《全城戒備》,再到隨後的《不可思異》《逆時營救》等影片,在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史中,能夠讓人記住的還是八十年代的幾部經典作品。

相比國外題材各異、腦洞大開的各種科幻片,中國電影市場科幻題材少見且關於人性等哲學問題的深度探討也極其缺失,這是當前市場存在的普遍問題。當然,《天堂計劃》也並非盡善盡美。

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越靠近電影,越應該敬畏電影。”談及拍攝心得,從劇本創作、團隊合作、演員挑選、到影片拍攝、戲劇性和合理性的平衡,以及後期處理等方面,高書雷在自己的長篇處女作身上收穫頗多。

《天堂計劃》之前,高書雷已拍攝了五年的短片,做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片子,而科幻題材長片夢卻是根植於其內心的夢想。項目之初,作為長篇電影新手,高書雷能直接拿來組隊的班底基本上為零,經歷了五個團隊的接觸與回絕後終於正得以成團,美術和特效方面則由其自己找人解決。在高書雷看來,導演和每個部門的溝通很重要,信任是一方面,自己親力親為是另一方面,“如果作為一個新人導演,經常要甩鍋,那麼真的很難成長起來。”

而在《天堂計劃》的人物設計上,高書雷坦言男主角人設其實存在一定的問題。因前期劇本和拍攝週期等問題,楊蔓小時候的內容沒能詳細刻畫,楊曉的定位也不夠清晰,因此在影片的故事呈現中父女間情感時空略有斷層,感情的刻畫也較為淺薄。有失必有得,例如《天堂計劃》的初始劇本中並沒有的二叔和屠夫,卻在成片中成為了重要的存在。正如高書雷所言,“有些人物寫著寫著就死了,有些人物寫著寫著就來了,”這或許便是劇本創作最具魅力的地方。

不再“失語”的中國科幻電影,如何用小成本攻克大難題?


從根本上來看,科幻題材的影片講究在理性科學的基礎上對未來世界進行恣肆暢想,在假定性中獲得真實感,並催生對當下的反思,而中國科幻電影在這方面的探索顯然不夠。《天堂計劃》雖然遺憾不少,問題也存在,但難得的是融入了導演對虛擬與現實、科技與倫理、人性與親情的諸多思考,以反烏托邦的設定觸及當下關於科技發展與人類生存的探討,其勇於嘗試的創作意識值得肯定。

“我們選擇登月,我們選擇登上月球,還有其他的一切,不是因為它們輕而易舉,而是它們困難重重。” 恰同約翰·F·肯尼迪在關於人類航天事業的演講中的這番話,科幻電影一直是很多中國電影人的夢,中國科幻電影的路也還很長,像高書雷這般不忘初心的電影人願意一試,那麼我們也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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