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審判
天津教案發生於1870年，是清朝和外國列強交往中一次重大事件，是由於清朝民眾對於西洋文化的誤解以及洋人的傲慢不願平等交流而引發的流血衝突。事件最終以清政府處決人犯16人、緩刑4人、充軍25人、賠款49萬兩，向列強賠禮道歉而告終，主導事件處理的曾國藩背上了“賣國賊”的罵名。但設身處地的想一下，當時列強聯軍重兵雲集天津，曾國藩的處理避免了戰爭的爆發，為清朝換來了難得的休養生息、發展洋務壯大自身的時間，已經很不容易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
天津教案可以說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外民間矛盾的一次總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再次戰敗，於1860年先後與多國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其中有幾條規定：1、開天津為商埠；2、准許外國人在中國買賣人口；3、外國傳教士可以到內地自由傳教；4、傳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買田地，建造教堂，正是這4條引發了後來的“天津教案”。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在中國攫取了更多的特權，洋神父們大量來到中國傳教，作為開放口岸的天津更是洋人在中國北方活動的中心之一。在傳教的過程中，洋神父們發現清朝人非常抵制天主教會，因此決定收養兒童從小進行教育以方便傳教，開設了公益慈善性質的“育嬰堂”。“育嬰堂”兒童的來源主要有兩樣，一是清朝末年民眾生活苦不堪言，還沒有計劃生育，因此很多家庭生了很多孩子卻養不起，只能將孩子送到“育嬰堂”；二是清政府准許外國人在中國買賣人口，因此教堂直接買孩子，這一買就買出了事。
育嬰堂
能做人口買賣的哪有好人啊？教堂用大價錢買孩子，人販子為了賺錢做起了無本買賣，乾脆直接拐騙、綁架百姓的孩子賣錢。當時洋人在清朝是有特權的，這幫人販子一旦被抓就將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教堂身上妄圖脫罪，加重了教堂和民眾的矛盾。另外1870年5、6月間天津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很多孩子患病而死，就有人傳“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等荒謬謠言，大量民眾就去圍堵教堂討要說法。
在當時洋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踏上清朝的土地，和民眾根本不平等交流，反而向清政府施壓要求驅散人群，其中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更是當眾開槍傷人，中國民眾的怒火一下被點燃了。衝突爆發後，民眾殺死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燒了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教堂。“天津教案”發生後，法、美、英、德、俄、比、西七國軍艦雲集天津向清政府施壓，要求處死一切涉案人員以及相關官員，而被清政府推出來背鍋的就是曾國藩。
在曾國藩與列強談判的過程中，多數朝廷官員和民間輿論都是主張不退讓、不惜一戰，但是曾國藩出於現實考慮不願意戰爭發生。首先慈禧等滿清統治者害怕戰爭，畢竟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京城被佔領，圓明園被燒的經歷還歷歷在目，因此他們給曾國藩命令就是盡力滿足列強的要求；其次別看朝堂民間一片主戰之聲，但根據兩次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真發生戰爭輿論立馬變樣，引發戰爭的官員總是替罪羊，曾國藩害怕成為另一個林則徐；再次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剛剛平定不久，清朝還沒有從戰亂中恢復過來，東南財稅重地滿目瘡痍，沒錢拿什麼打仗；最後當時正是清朝國防虛弱時期，清廷嫡系大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追繳捻軍時戰死，八旗最後的精銳騎兵全軍覆沒，而漢族地主武裝“湘軍”“淮軍”受到清廷忌憚正在裁軍，無兵可用。
最終“天津教案”以“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為首殺人的16人被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等25人充軍流放，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萬兩白銀，重臣完顏崇厚出使法國道歉”而告終，交涉結果傳出後，曾國藩被罵為賣國賊，憂鬱成疾於一年後去世。說實話弱國無外交，這個已經是曾國藩據理力爭的結果了，甚至於要不是普法戰爭爆發，列強無心糾結東方事務，這個結果清朝都得不到。嘴炮黨誰都能當，但在清末那種積貧積弱的情況下想做些實事有多難，誰做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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