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裡，故鄉是青灰色的，那是太行山的顏色。
大學期間，我和同學們一塊去看電影《老井》，那是已故導演吳天明先生的一部優秀作品，也是張藝謀第一次出任主演，可能是他長得實在太像農民了吧，我猜想，反正我幾乎第一眼就接受了這個角色，並且在整個觀影過程中都處在一種莫名的興奮和焦躁之中。命運有時候很神奇，我沒有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後，我和他居然在樂視相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同事。
興奮是因為熟悉，焦躁也是因為熟悉之後的對劇情的緊張猜測。電影裡的每一個場景我彷彿都親身經歷過。演員們的動作、眼神、臺詞、表情，電影的道具、場景和故事，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熟悉。八○後和九○後對這部電影估計沒有任何瞭解，即便是一些七○後也不見得有印象。因為它描寫的是一個極度缺水的太行山村莊在尋找水源和改變落後過程裡發生的種種悲歡離合。我恰好也算是這樣的故事的親歷者。
張藝謀演繹了一種生活狀態
出河北省會石家莊向西大約十五公里，有一個縣城名字叫獲鹿。請注意，這個“獲”要讀“huai”(懷)的音。相傳兩千多年前秦漢時期，韓信領兵行軍至此，三軍缺水，他便命令手下去尋找水源。接連派出幾組人都沒有什麼收穫，於是韓信決定親自出馬。在某一處他發現了一頭白鹿，於是彎弓搭箭，一箭射傷了白鹿。白鹿負箭逃跑，韓信策馬急追。倏忽間白鹿消失不見，而隨後趕到的韓信卻意外地發現了一眼泉水。為了紀念這個略顯神奇的經歷，此地被命名為白鹿泉。後來設縣，也因此起名鹿泉縣。到了唐朝安史之亂時期，為了全力剿滅安祿山、史思明，河北的很多地方都被改了名字，鹿泉改名獲鹿（抓獲安祿山的意思），與此有相似經歷的應該還有束鹿（綁住安祿山）、鉅鹿（抵禦安祿山）等等。而“獲”之所以讀作“huai”，完全是因為當地方言所致。
一九六八年，我就出生在這個縣城的一家醫院。因為出生那一天新聞裡播報：全國最後一個革命委員會，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從此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於是爸爸給我起了“劉建紅”這個名字。直到上初一之前，我一直覺得這個名字有些女性化，便擅自做主，拿了家裡的戶口本跑到派出所，給自己重新定名：劉建宏。當時，究竟是用“宏”還是“洪”，我還真的躊躇過一小會兒。看《鐵道游擊隊》大隊長劉洪可是響噹噹的人物，而且跟我一樣也是小眼睛，不過最終，宏大、宏偉這些好聽的字眼還是更有說服力。
我們那幾代人，名字大多如此。建宏、建紅、建軍、建新、建國、建立都是建字輩。立國、立新、立軍、立民都是立字輩。此外，張斌、王斌、劉斌、李斌、楊斌都是斌字輩，還有國旭、國軍、國慶、國立都是國字輩。不僅名字相仿，經歷也大致相同。五十年代的都經歷了“文革”，六十年代前幾年出生的也都趕上了上山下鄉。
我是一九六八年出生，卻也趕上了上山下鄉，不是因為政策，而是因為我的父母。
我父母來自獲鹿縣的同一個村子——棧道。就是成語“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棧道”這兩個字。不過此“棧道”非彼“棧道”。這個棧道是坐落於太行山裡的一個村莊，距離縣城雖然只有二十里地，卻已經四處環山，交通很不方便，在沒有通公路之前，甚至汽車都開不進來。儘管如此，棧道規模可不小，因為它有七百多戶，三千來人。
因為父母那時候兩地分居，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所以我在上小學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都被送回這裡，在姥娘（也就是姥姥、外婆）家長大。
這是一個貧窮的山村。我童年裡最強烈的記憶，就是吃飯。夏秋兩季尚好，一天三頓飯，大人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一到冬天，噩夢便開始降臨，因為擔心青黃不接，家家戶戶都得算計著過日子，於是，三頓飯改成兩頓飯。第一頓類似於現在很流行的早午餐（brunch），不過餐桌上可沒有牛奶麵包，玉米麵或是小米、紅薯、胡蘿蔔粥、老鹹菜、玉米麵餅子幾乎是標配，第二頓飯在日落之前，吃的和早上沒有啥區別，最多就是把餅子貼在鐵鍋上，那樣吃起來更脆、更有嚼頭，還有就是把紅薯燜在柴火堆裡，那樣出來的烤紅薯香嫩可口，還有糖汁溢出。我跟陳曉卿說，你拍攝的《舌尖上的中國》因為少了這道美食，打了不少折扣。
彼時愛之，俄而避之
不過週而復始的煮紅薯、蒸紅薯、烤紅薯終於破壞了我的胃口，到現在我在飯桌上看到紅薯仍然避之唯恐不及，倒是小時候不喜歡吃的胡蘿蔔，現在還能吃上一點。人們如此節儉，道理很簡單，誰家的糧食都不富餘，如果不能捱到第二年新糧下來，那可能真的只有鎖上門外出逃荒了。那時候，遇到逃荒的饑民在門口要飯，姥娘也最多讓我拿半塊雜糧餅子給人家。玉米麵餅子捨不得，白麵饃饃咱自己都看不到呢。偶爾跟姥娘一塊去縣城，我回到媽媽那裡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碗櫥，翻一翻看看能否找到饅頭。偶爾發現了一次，心情也極為矛盾。好啊，你們居然揹著我吃白麵。當然，我自己是決不會放棄這樣一個大快朵頤的機會的。一天兩頓飯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完全處在飢餓狀態裡，哪怕剛剛吃完，也沒有啥滿足感。不開玩笑，冬天裡，我整個的念頭都是想吃飯。
棧道的飢餓和貧窮由來已久，久而久之，就產生了一些故事代代相傳。說一家有兄弟兩個，小時候吃餃子，哥哥總喜歡吃餡不吃皮，弟弟則悶聲在一旁把飯吃個精光。長大分家，敗了家的哥哥找弟弟藉口糧，弟弟說，你等著，去外面扛回來一麻袋糧食給了哥哥。哥哥問裡面是什麼，弟弟說，當年你吃餃子剩下的皮，我都給你曬乾了留著呢，拿回去吃吧。這個故事現在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其中頗多不合邏輯的內容，但農村裡流傳著大量類似的故事，不為邏輯，只為最基礎的生活道德教育。
我也有過吃糠的經歷，好像只有一次，但那個滋味真是永生難忘。一口糠餅子進口，慢慢咀嚼，最後留在嘴裡的就是真正的糠了，無論怎麼努力都難以下嚥，一直卡著，粗喇喇地刺痛了嗓子。
棧道的人們住窯洞、種旱田，彷彿已經習慣了老天的刻薄和吝嗇。這裡雨水極少，地下水也難以尋覓，誰家如果有一口真正的水井，便如同今天的億萬富翁一樣擁有先天的優越感。多數人家喝的是涮街水，它雖然是井水，卻是從旱井裡打出，也就是下雨時人們收集起來的地表水。這種水渾濁，還容易有異味，於是很多人就用從山裡撿回來的一種石頭做淨化器，類似於明礬一樣。每逢下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桶接到水簷下，接滿了一桶，再冒雨換第二桶。水真的比生命還寶貴。
在大學裡，我開始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關於人類與自然以及環境的關係，他的很多觀點都對我很有啟發。他說：“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每一個世界歷史民族所寄託的特殊原則，同時在本身中也形成它的自然的特性。”
由於最初生產力的低下，人和自然的關係不僅僅是一種順從，更演變成一種敬畏。某種意義上講，自然環境就決定這個地區人們的生產方式，也造就了這些人的宗教、文化、哲學，包括科學。
這樣的觀點很容易地就被我接納，因為環境對人的制約、束縛，確實顯而易見地存在。這裡的人們通常是善良的，人與人之間都是親上加親，七大姑、八大姨地交織在一起，棧道很長時間裡只有王、劉、高、趙四大姓。這裡的人通常也是勤奮的，如果不去耕耘，就只能被餓死。偶爾也會有懶漢，首先他要不斷接受來自長輩的訓斥，其次他也要時時面對貧苦的威脅，這類人通常娶不上媳婦，貧病交加而亡，死後還會成為別人家教育自己孩子的反面典型。這裡的人也是木訥的，他們多數人一輩子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最遠就是去縣城或是省城。失去了眼界，他們也失去了好奇心、創造力，因為世界在他們眼裡從出生到死亡，根本就不曾發生什麼改變。但有時候他們也會突變，貧窮經常會讓他們無所顧忌，一旦心裡的惡魔被喚醒，他們也可能邪惡、狠毒和狡詐。環境塑造了他們，也決定了他們。
黃土地培養了人，造就了人
老人們告訴我，抗戰期間這裡是三不管地帶，因為實在太窮，沒有啥油水。在我家東北面的山上，還有據說是日本人主持修建的戰鬥堡壘，我爬上去看過，雖然被遺棄多年，但結構確實有些複雜，不過這個堡壘還沒修完，日本人就回城了，由此可見棧道得有多讓人失望。但隔一段時間刮刮地皮還是可以的。所以，那時的棧道只有一個村長，無論是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還是游擊隊來到這裡，都由村長出面對付。大家都來要稅，於是全村人就提前湊上一筆，因為沒有地方保管，村長就把錢放在麻袋裡，讓自己的瞎子大嫂坐在屁股底下，瞎大嫂自從失明之後就一直是坐著睡覺，她並不知道自己坐的是全村人的救命錢。
給錢就是良民、順民，還能過生活。也有隔壁村的年輕人偷偷地殺了一個來“掃蕩”的日本兵，結果全村被日本人報復性屠殺，幾乎沒有留下活口。
媽媽也告訴過我，她小時候，家裡就經歷過一次險情。半夜三更，突然從窗戶裡伸進來一隻握著手榴彈的手，外面的聲音幽幽地說，把你們家的驢交出來。對於手無寸鐵的山村百姓，他們除了乖乖地把家裡僅有的大牲畜交出去，還能有什麼選擇呢？
龍應臺說，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你來說，就是毀了一生。棧道的人們就這樣唯唯諾諾地過了一輩又一輩。棧道也在這樣的唯唯諾諾里過了幾百年的貧困生活。
貧困的山區（資料圖）
對於貧窮的另一個深刻記憶是某次出殯。那時候我應該已經上了中學，寒假回去，有一天被號哭聲吸引到門外，只見幾個男女老幼號啕著扶著一輛手推車從我面前經過，出殯的景象我不陌生，但那一刻還是重重地打擊了我。平板車上死去的應該是一個老者，他被用草蓆包裹著，只露出一雙穿著舊鞋的腳，很顯然這是一個赤貧之家的喪事，他們買不起一口像樣的棺材，哪怕是傳說中的“狗碰”（就是那種用極薄的木板做成的棺材，甚至經不住狗的一碰）。瞬間我的胃痙攣了，我感到全身發冷，通體不適，過了兩三天才有吃點東西的胃口。而據姥娘告訴我，東溝（山洪泛濫之後衝出來的一個自然水溝，平常是沒有水的）就是村裡扔孩子的地方，誰家孩子死了或是不想養了（多數是因為孩子多，實在養不起），就把孩子趁著半夜扔到那裡。孩子或者飢寒而亡，或者被各種野獸叼了去。
儘管貧窮是一種揮之不去的記憶，但當我長久地離開這裡之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它竟是我魂牽夢縈的地方。我對它的瞭解越多，對它的愛和感慨也就越多。
哪怕是當初那些刻骨銘心的貧窮和飢餓，到今天也變成了溫馨的回憶。我同樣還能記得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吃完晚飯，鑽進被窩，擠在炕上，聽大人們聊村子裡的各種故事(其中很多都是半神半鬼的故事傳說)是一種快樂。而在夏天的夜晚，坐在院子裡納涼，一邊看滿天星斗，一邊聽大人們聊天下大事也是一種享受。因為有了收音機，因為走出去的人開始多了，村裡人偶爾也會聊原子彈、人造衛星和外面的世界。我經常好奇地看著天空，猜測著哪顆星星是播放著《東方紅》的人造衛星。
夏天的夜晚，另外一個遊戲也是迷人的。那就是把樹苗的細管剝得很薄，然後去捉螢火蟲，放進去製成燈籠。
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突然間，就會有一個玩命地跑向雞窩，因為母雞下蛋了，拿著還帶著母雞體溫的雞蛋，我們要向大人高興地彙報。大人們則趕緊接過來，放到籃子裡。雞蛋的數目很清晰，因為在農村，雞蛋是硬通貨。誰家產婦坐月子，誰家過事兒，雞蛋都是最重要的禮物。當然還有供銷社，拿雞蛋去供銷社就能換回你需要的醬油、醋、火柴、針線以及食鹽等生活必需品。極偶爾，大人高興了，會獎勵你一個攤雞蛋，那可是比過年還要讓人興奮的事情。時至今日，我再也沒有吃到小時候那麼好吃的雞蛋，不論是廣東清遠的走地雞，還是到處都有的柴雞蛋，都沒有了那時候的味道。那就是我的“珍珠翡翠白玉湯”。
農村的孩子是不能隨意閒著的，每個年齡都有每個年齡的活計。我乾的第一件事是剜豬草。拿一個小柴筐、一把小鐮刀，就可以去田間地頭了。和小夥伴們一起，容易因為玩耍而忘了幹活，眼看著要吃飯了，怎麼辦？很簡單，從石頭裡找點最輕的那種鋪在筐下面，在石頭上再鋪上一層豬草，這就算完成任務。家裡大人問起，把筐展示給他們看，而到了豬圈邊上，把草往裡一扔，石頭找個地方倒掉，今天的活計就算完成了。
也有偷不了懶的時候，有一年寒假我和哥哥回了棧道，大人們給我倆一人一個柴筐，我們的任務就是去地裡把收割過後的玉米根叉撿回來當柴火。哥哥長我四歲，他用大筐，我用小點的，一天上午下午去地裡兩趟，回來分頭堆放，看誰撿的多。結果我倆拾回來的兩垛足夠全家燒幾個月的。
孩子雖然小，有一些活計還非孩子莫屬。比如修窯洞。姥孃家院子裡坐東朝西的那幾孔窯洞就有我的功勞。棧道的窯洞修在黃土層，分為兩種，一個是土窯，一個是石窯。原理雖然一樣，工序卻有所不同。姥孃家院子裡，剛好兩種都有。我參與了修石窯的過程。砌石頭窯洞的第一道工序是先起牆。在黃土中挖出牆的縫隙，用石頭砌起來，大約兩米高，然後用木頭搭成拱形，再用石頭砌成類似於石拱橋一樣的拱。接著用小石頭把大石頭之間的縫隙填實。撤掉木頭，石窯的主體架構就算完工。下面就是我出場了，此時的石窯還是實心的，石頭牆之內還滿是黃土。我的任務就是把黃土一點點地挖出來，直到挖出的空間足夠大，再由大人接手，挖掉剩下的黃土。
窯洞（資料圖）
冬天裡的最大樂趣是逮鳥。特別是雪後。飢餓的小鳥經常到院子裡覓食，我們掃開一片雪，倒上一點乾糧渣，再用拴了繩子的小棍兒支起一個簸籮，我們則牽著繩子的另一頭躲在屋子裡，屏住呼吸，專等小鳥上鉤。現在，任憑我如何回憶，都不記得我們是否真的逮住過小鳥。因為我從來不記得後面的故事了。
魯迅在《社戲》以及《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描寫的景象對我並不非常陌生。當然，棧道沒有南方的清秀，卻有著自己獨有的雄渾。
一九八九年春節，我和大學同學爬上了村子背面的山峰，俯瞰棧道，我驚訝地發現在村子的西面，韶山（巧了，我的家鄉也有一個韶山，但肯定沒有毛家灣）宛如一面屏風擋住了西去的出口，而整個村落像一隻鳳凰一樣鋪陳在四面大山中間的盆地裡。我第一次覺得我的家鄉原來真的很漂亮。後來我聽三舅說，他查了縣誌，瞭解到大約北宋年間，一個姓王的男人爬上了峭壁，發現了群山環繞的這裡，於是便定居下來，後來陸續有人前來投奔，逐步到了今天的規模。我猜想那個時候棧道應該是水土豐美的，否則也不會吸引那麼多人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裡，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氣候發生了變化，才讓已經紮根於此的人無法逃離。
其實，哪怕貧窮也不能完全摧毀人們的精神。一個特殊的例證就是這裡的人對戲曲的熱愛。高曉松說“漢人沒有音樂”，這個說法我部分認同，但也有一部分不大同意。在棧道，人們是曲不離口的。結婚的時候大家唱戲，生孩子過滿月還是唱戲，家裡辦喪事出殯埋人照樣也得唱戲，更不要說逢年過節了。每年春節，村子裡有沒有戲是一件大事。富裕的時候，就請戲班子來唱；不富裕的時候，就自己組班子唱。我父親六十年代初因為工廠停產，回農村待了一段時間，因為會拉胡琴，跟著一個草臺班子表演了幾個月。後來，他能拉下整本的紅色京劇、樣板戲《紅燈記》。我三舅某年春節也是粉墨登場，飾演了一個喜劇人物，這件事至今還是我們家庭聚會的話題。我分析，之所以漢民族音樂不夠發達，多多少少和我們農耕的勞動方式有關係。一個在田間勞作多時、精疲力竭的人，晚上是無暇再顧及音樂和舞蹈的，這和遊牧民族完全不同。遊牧民族甚至是哼著、唱著就完成放牧了。我曾經在中學時代嘗試過幫家裡人收割麥子，這是農活裡最辛勞的一個。彎著腰，抬著頭，一捧麥子，一把鐮刀，一壠下來，不僅大汗淋漓，腰都幾乎直不起來了，更何況這還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
金黃的麥穗
現在我經常湧起帶自己的孩子回農村體驗生活的衝動，但發現已經根本不可能。那是我的故鄉，卻不再是他的故鄉。即便是我，也已經受不了農村的艱苦了，我會發現我無法去廁所，儘管那裡的味道我小時候早已經熟悉。甚至那時候，村裡人去廁所都不用手紙，隨便從地裡撿兩塊土坷垃，利用解大便的時間把土坷垃磨光滑，就是最好的手紙。我也接受不了農村生活的各種粗糲了，我知道我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我了。
大概四十歲前後，我好像經歷了自己的所謂中年危機，那段時間我經常會想，自己死了之後是不是該埋在老家呢？我是不是現在就該回老家蓋一個宅子呢？要知道大概只是十多年前，父母考慮到我們應該不會再回去了，才把村裡的房子賣掉了。
現在看來，離開就是永別，我應該是永遠回不去了，那片家園，只存在於記憶裡、腦海中。我也終於明白，我的童年是我的，不是孩子們的，我的故鄉是我的，不再是他們的。儘管我常常遺憾，他們失掉了很多我們那個時代的童年快樂。想來，這應該是很多我的同齡人共同的遺憾和失落吧。
（部分圖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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