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的黃金拍攝期應該至少還有 20 年。” 48 歲的賈樟柯站在上海影城的銀幕前，臺下是一片掌聲。他的新片《江湖兒女》剛剛在這裡舉行點映會，大光明電影院的另一場點映正在進行。
熟悉這位導演的影迷稱他為“賈科長”。“科長”是中國最基層的行政幹部，人情、暴力、義氣是那個世界的基本元素。那裡既有彷彿永遠無法走出的貧窮，也有社會與經濟轉型中雞犬升天的灰色故事。賈樟柯的電影創作從那個世界開始，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賈樟柯的第一部作品《小武》講述了一個扒手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山西汾陽，賈樟柯的故鄉，一個靠產煤出名的小城。“汾陽”奠定了賈樟柯的基調，此後 20 年，他的鏡頭輾轉大同、北京、重慶、湖北、廣東等地，並在《江湖兒女》中回到大同。每到一處，他關心的都是底層和底層人的故事。在《江湖兒女》之前，地理跨度最大的是 2013 年的《天註定》，那部電影再現了 4 起震驚全國的社會事件，並將事件中的人連在了一起；時間跨度最大的是《山河故人》，史詩般地呈現了一個汾陽家庭從 1999 年到 2025 年的分分合合。
“我可以把它（過去的作品）剪成同一部電影，放一個九小時的什麼呢？叫《悲慘世界》！”賈樟柯說，當他把階層分化、社會組織崩潰、人情規則瓦解這些創傷赤裸裸地展現在觀眾面前，他希望的是這個民族變得更好。
《江湖兒女》的野心不可謂不大。它真的從過往作品中提取了眾多素材：同樣的名字，熟悉的舞臺，塵封的 DV 畫面。賈樟柯喜歡講述時代的變遷，而他的基本方法卻是首先展示那些不變的東西，從而讓變化——通常是人的變化——更顯殘酷。
而從大同，到三峽，再到新疆，綠皮車和輪船將主角帶往不可知的未來。通過如此寬廣的空間跨度，賈樟柯顯然希望揭示某種經驗的普適性。每個人都在承受著時代變遷帶來的撕裂與痛苦。
“賈科長”的野心最後落在一個詞上：“江湖”。字幕中，這個詞被直接翻譯成它的拼音 “jianghu”。拒絕翻譯，意在強調一種社會現實的特殊性：在“賈科長”看來，“江湖”無法被歸類於“武俠”“黑幫”等經典範疇，必須獨立地敘述。換句話中，“江湖”具有被類型化的潛力，而理想中的《江湖兒女》，或許有機會開創一種新的類型片。
然而，預告片中的刺激橋段只佔據了電影的一小部分。更多時候，它講的是“後江湖”的故事。它在氣質上更接近《山河故人》——那是賈樟柯思考中國社會過去與未來的一個高點，這讓影片的“類型化”特徵變得模糊，同時讓人不禁追問：“江湖”到底有多遠？
電影之外的故事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就在不久前，《江湖兒女》還一度因“技術問題”取消點映，甚至引發撤檔傳聞。直到 9 月 14 日，“龍標”才正式落下。內地公映版本時長 136 分鐘，比戛納電影節參賽版少 5 分鐘。有消息稱，這 5 分鐘屬於馮小剛的戲份。馮小剛的名字亦未見於片頭、片尾的演員表。
而在 9 月 9 日，賈樟柯還轉發了馮小剛的闢謠微博，並表示謝意。有網民回覆稱，因此不想再看《江湖兒女》，賈樟柯的回應是：“可以不看。謝謝。”
事實上，高產的“賈科長”目前只有 3 部作品在內地上映。人在江湖，有些事確實由不得自己。
在法國電影雜誌《電影手冊》（Cahiers du Cinéma）評出的2018 年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中，就有《江湖兒女》和畢贛的《地球最後的夜晚》。《江湖兒女》依然可以鎖定年度華語片十佳，但這部力度稍欠的“賈氏江湖”，沒能像預期般的令人興奮。
我們選取了 9 月 18 日兩場點映的現場問答，去掉了劇透部分，並略作整合，希望對你觀影有幫助。
“賈氏江湖”
問：我覺得在我們都市文化裡，大家提到的“江湖”離我們是有些遠的，我們可能會想起東方的武俠，或者小時候看的一些香港的電影。那“賈式江湖”是什麼樣的角度？
賈：我是 1970 年出生，上小學的時候街上挺亂的。男孩子嘛，總需要有個大哥，不是被迫的。一條街、一個縣城、一個城市，總有那麼幾個人是讓大家佩服的。他們除了拳頭硬之外，處理人際關係時非常懂人心人情。但是到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年暑假回去，我看到當時最崇拜的大哥——小時候覺得他特別帥——還蹲在門口吃麵條。吃麵條沒什麼不好，但是跟他那個身手不凡的印象，就差距太大了。（當時覺得）或許有一天可以拍一個電影，拍江湖，不是拍一時一地，而是放在比較長的時間裡面來講人。它不只是拍街頭的熱血——那是必須的，也要拍世俗生活的變化帶給人的改變。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影迷，我也非常喜歡江湖電影，中外的都喜歡。我也一直在研究江湖電影，大學時候寫過一篇論文，是關於武俠片的。那時候我們老師不讓我寫，說那不是藝術電影。但我特別喜歡，我記得那篇論文是講胡金銓電影與政治，因為我覺得所有胡金銓電影都是政治電影，他透過武俠、江湖世界其實講的是朝廷，講的是背後的激盪變革，這樣一個世界。這也是作為一個觀眾一直喜歡江湖片的原因。
我想寫一個我們生活中的江湖，中國人的江湖。它不是吳宇森電影裡面的香港江湖，不是《教父》裡的江湖，也不是《美國往事》裡的江湖，而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真的存在的這種狀態。這裡面最主要的是人情、人際關係。每一種人際關係得寫準確——TA 是一箇中國人，是中國人的（處世）方法。拍了 20 年電影，在寫這部劇本的時候，我寫了兩個詞貼在寫字檯的牆上，一個是“一言難盡”，一個是“五味雜陳”。我想寫出這種感覺，也想拍出那種人情、世道：我們常常說人情變了、世道變了，……（那）人情、世道指的是什麼？他們有什麼地方變了？這促成我拍了這個電影。
第一部真正以趙濤為女主的電影
問：剛才看的時候，現場觀眾自發的掌聲都是在趙濤這個角色身上。我會覺得您是在電影裡讚美女性。
賈：我覺得我沒有讚美女性，我是在反思男性。一反思男性就反襯得女性比較好一點，但實際上電影裡的人都是有毛病的，人都是……巧巧也會坑蒙拐騙。
但這一次（確實）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經常有人批評我，說：賈樟柯，你老讓趙濤演女主角。但其實我一直覺得她沒演過我電影的女主角，我的很多電影沒有女主角，主角都是男的。但是到《江湖兒女》，可能也是因為閱歷吧，寫著寫著，我就覺得好像在反思自己，反思我自己的弱點。最後就顯得男性好像是把道義掛在嘴上，女性不會表態，也不會宣誓，不會歃血為盟，但她的道義是在心裡面。
確實，現實生活中，好像男性追逐主流的東西更多一些，金錢啊，權力啊，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犧牲情感，忽略道德，背棄自己的部分比較多。女性就會多一點注意力在情感、家庭，還有她相信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也不覺得趙濤飾演的是一個英雄角色，只是我在電影裡多了一點對男性的反思而已。
是致敬自己嗎？
問：這部電影用了很多過往作品的元素，是您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或者自我致敬嗎？
賈：噢，我沒有。我不覺得我到了致敬自己的年齡，我覺得我的黃金拍攝期應該至少還有 20 年。（觀眾鼓掌）我經常開玩笑，說我還處於產能過剩階段，九年前就想拍《在清朝》，結果拍了《天註定》；拍完《天註定》拍了《山河故人》，拍完《山河故人》又拍了《江湖兒女》（所以到現在都沒拍《在清朝》）。因為總有一些事情，如果你關注現實的話，就會覺得它是最迫切、此時此刻應該講出來的。這種感受還會非常洶湧。不過這部電影做了一些創作上的調整，因為人情、世道，這是很難寫、很難拍的。過去我的電影比較注重結構，注重實驗性，但人到四十，有了比較多的生命感受之後，我想紮紮實實拍一部像長篇小說一樣的電影。
當然，我能理解這個問題，就是我再次拍大同、再次拍三峽。2002 年的《任逍遙》跟 2006 年的《三峽好人》都拍過這兩個地方。我覺得應該重複這些城市，就好像我們去某一個劇場、某一個舞臺，那個舞臺不變，上面（卻）走馬燈一樣，走過不同的命運、不同的人。1998 年，那個舞臺上是一個縣城裡面的小偷——那是小武；2000 年這個舞臺上是一個文工團；2006 年是一個礦工和一個護士——韓三明跟沈紅；到了《天註定》，是幾個鋌而走險的人；到了《江湖兒女》，就是一幫江湖兄弟。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生活的這些年也基本上是在一個恆定的世界、恆定的區域裡面，我們看多了的人和事，跟背後這些不變的東西是有關聯的。也是很傷感，我 16 年前去大同拍，那個時候的大同跟去年去的時候完全不一樣。大同是個古城，但其實它的城牆早沒了，等我再回去，又建了新的城牆，樓房煥然一新。但是這麼新的城市——我特別想找到《任逍遙》裡面巧巧家外面的那口井，遠處是那種平板的工人宿舍，前面是河灘，有個鐵橋，巧巧的父親送她去坐公共汽車——當我去拍那口井的時候，看到那裡完全沒有變化，除了公路上走的公共汽車不一樣了，那種比較破的車沒有了，變成這種綠色環保的電動車，其它的都沒有變。所以這種混雜的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你可以看到變化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不變。
電子樂與流行音樂的運用
問：有幾段用了科幻（風格的）電子樂，為什麼？
賈：我用了十幾年了。第一次用電子樂是在 2004 年拍《世界》的時候，那也是第一次跟林強合作。從《三峽好人》到《天註定》，都是林強寫的音樂。電子樂是林強最擅長的，我本人也非常喜歡。電子樂……這個東西很難講，我喜歡的是它的抽象感吧，特別林強的電子樂，它相對來說非常抽象，它跟影像之間不是推波助瀾的關係，而是一個相互凝望的關係。它不煽情，但是它瀰漫著一種氣氛。所以就用了這個電子樂。
電影裡幾首歌的情況不太一樣。像《YMCA》，是那個年代 disco 裡面年輕人喜歡的歌。當時叫得出名字的歌其實不多，我的知識裡面只有兩首，一首是《Go West》，一首是《YMCA》。《山河故人》用了《Go West》，《江湖兒女》用了《YMCA》。千禧年初的中國，年輕人的生活確實沒多少地方可去，有互聯網，但還沒這麼發達，只是能發發 email，還屬於前互聯網的階段。除了跳舞、唱歌、打檯球、喝酒、打架，就真的沒事情幹。所以展現那個年代的生活，可選擇的空間其實是不多的。再加上我特別喜歡跳舞（觀眾笑），有很多記憶，就特別喜歡拍 disco，就用了《YMCA》。
然後《淺醉一生》那首歌，是我寫劇本的時候經常聽的。我從中學時候看了《喋血雙雄》，就迷上了葉倩文和她的歌。特別是《喋血雙雄》中的《淺醉一生》，越聽越喜歡，一直到現在它都在我手機裡面，因為我覺得（屬於）這個聲音的時代已經消失了。今天有很多流行樂也很好聽，節奏也很好，有的很幽默，有的很精緻，有的很憤怒，但是唯獨體現不出葉倩文歌裡面的情義。對我來說，這首歌作為一個音樂基調，是過去的江湖的味道。也不代表什麼，音樂嘛，沒有更多的信息，它就是一種氣息跟味道。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是一個特例。舞臺上的人是我差不多 2006 年拍的紀錄片，舞臺下面坐著的趙濤是去年拍的，我們找到了當時用的攝影機，找了一個差不多的劇場打燈，美術把跨越了 12 年的影像銜接到了一起。有點像魔術。
問：用流行音樂表達感情會不會太簡單了？
賈：我用流行音樂是簡單了一點，但流行音樂一點都不簡單。小的時候根本沒有流行音樂，我們那時候聽到的歌都是大合唱，說歌名你就明白了，比如《咱們工人有力量》，是個複數；《我們是 80 年代新一輩》，也是“我們”；然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也是“我們”。所以到流行音樂突然出來，可以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噢，對年輕人那種打擊力度是非常大的，就天然的，你對這種音樂有一種親近感。而且，我覺得流行音樂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緒無法理清的時候，甚至語言都無法描述的時候，流行音樂有時候能唱出來那種心聲，比如《淺醉一生》。
題圖及文中圖片來自：豆瓣，題圖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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