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榮縣稷王山麓的稷王廟，相傳上古時後稷始教民稼穡於此。
臨汾堯廟是專門紀念堯、舜、禹三位先祖的廟宇。
華夏文明五千年，源遠流長，孕育於富饒遼闊的神州大地之上。在上個世紀，一些文化學者也將其稱為“黃色文明”“農耕文化”，而與代表海洋文明的“藍色文明”“商業文化”相呼應。今天，雖然中國早已經完成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但是，農業人口依然佔據著全國人口的一半，農耕文化依然浸潤著華夏民族的精神世界。
作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的山西，毋庸置疑的，也就成了中國農耕文化的發源地之一，並在之後的幾千年裡，一直推動和見證著農業的進步。
9月23日，首屆中國農民豐收節即將到來，這是對傳統文化的一次“尋根問祖”，也是觀照歷史下的重新出發，並使之成為繼續前行的精神動力。
山西是華夏民族農耕文化興起之地
晉東南地區的沁水縣下川鄉，40多年前，曾考古發掘出幾十種距今2.3萬到1.6萬年前的石磨盤、錛形器等細石器，是確鑿的先民進行穀物加工和農業勞作的證據，下川遺址也成了我國現有的最早反映農業形成的文化遺址之一。在這之後，夏縣西陰村遺址出土了穀子和蠶繭，曲沃方城遺址出土了石犁，人類每一點在農業上的進步，在山西都有著豐富的文物遺存。
更何況，口耳相傳，山西，本來就是華夏民族農業興起之地。
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炎”是炎帝神農氏，其故里在山西高平。
古籍中，對炎帝神農氏創建農業的介紹隨處可見。
“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傳》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種之；作陶治斤斧，為耒耜徂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與助，百果藏實。”——《逸周書》
“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白虎通義》
因為炎帝對於農業的開創之功，他也被稱為“農神”“五穀神”，今高平有神農廟，每年四月初八，是祭祀炎帝的日子，國內外炎黃後裔都會不遠萬里而來，共襄盛舉，也成為連接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
無獨有偶，古代還有一位被稱為“農神”的先賢，也在山西，他就是后稷。
傳說中，后稷是帝嚳之子、帝堯之弟。
“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後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史記》
后稷被周王朝認為是始祖。成書於先秦的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其中有一篇名為《大雅·生民》，是對后稷一生的回顧和讚頌。普遍認為，這是周民族的史詩，同時，因為它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全貌，所以也可以稱之為漢民族的史詩。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慄，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獲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后稷耕田又種地，辨明土質有法道。茂密雜草全除去，挑選嘉禾播種好。不久吐芽出新苗，禾苗細細往上冒，拔節抽穗又結實;穀粒飽滿質量高，禾穗沉沉收成好，頤養家室是個寶。
上天關懷賜良種:禾鉅子禾丕子既都見，紅米白米也都全。禾鉅子禾丕子遍地生，收割堆垛忙得歡。紅米白米遍地生，扛著揹著運倉滿，忙完農活祭祖先。
祭祀先祖怎個樣？有舂穀也有舀米，有簸糧也有篩糠。沙沙淘米聲音鬧，蒸飯噴香熱氣揚。籌備祭祀來謀劃，香蒿牛脂燃芬芳。大肥公羊剝了皮，又燒又烤供神享，祈求來年更豐穰。）
這首《生民》，還描述了豐收後祭祀的場景——“豐”（豐），《說文解字》說是“豆之豐滿者”，便蘊含了豐收的意義，而字形又表示盛滿貴重物品的禮器，也有著祭祀的意義。可見先民在豐收後為感謝天地，表達喜悅，也會舉行盛大的儀式，即將舉行的中國首屆農民豐收節，也是對於這一傳統的繼承。
與后稷同時，堯帝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也即觀測天象、制定曆法，用以指導農業生產。今天陶寺遺址恢復的古觀象臺，依然能夠憑其確定節氣，無疑是山西先民為華夏做出的又一大貢獻。
山西在古代中國一直是農業發達之地
周王朝大封諸侯，周武王的幼子叔虞被封在古唐國。那時的古唐國，戎夏雜處，封國之外，便是荒野。叔虞帶領族人開疆闢土，一年後，生產就得到極大發展，田地裡甚至出現了“嘉禾”。叔虞將之獻給成王，成王又賜給周公，成為周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事件——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鄭重地記載在上古的政治文獻《尚書》中。因為嘉禾的出現，表明了農業的發展，象徵著社會秩序的確立，也說明了周王朝統治的穩固。
更有意味的是，幾十年後，叔虞的兒子燮父緬懷先人的功績，將國號改為“晉”。
今天說，之所以改為“晉”，乃是因為封國在晉水河畔，但也有學者認為，“晉”字字形，像手持嘉禾，這才像是對那一重大事件的紀念，也表明了晉國要光大先人遺志的想法。
事實上也是，晉國的農業發展，一直位居諸侯前列，由此積累的國力，也是和列國爭雄的基礎，三晉之地，在春秋為“五霸”之一，在戰國，“七雄”有三。一些零散的史料證明，在春秋時期，鐵農具和牛耕已經在晉國普及，這是耕作的一大進步，極大地發展了生產力。而春秋晚期晉國的智伯渠，表明晉人在水利建設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山西表裡山河，沃野千里，憑藉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區位優勢，農業發展一直便居於全國最發達之列，在考古和文獻中都有證明：
平陸縣棗園村漢墓，有牛耕和耬播壁畫。耬車集開溝、下種、覆土三種功能於一體，使生產力得到飛躍，是中國古代農民的偉大發明，一直使用到現在。
漢武帝開始，引導黃、汾二河，修建水渠，灌溉田地，增加良田幾萬頃，那時畝產能達到兩石半，領先於全國。
漢朝之後，無論魏晉隋唐還是宋元明清，在山西，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總是能很快得到推廣，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總是不斷興建，優良的作物植物也總是豐富著中國人的餐桌。“重農”是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國策，勸農桑、興水利，是每一任政府官員都會做的事情。山西在古代，糧食不僅足敷自用，還能夠接濟別的州縣府道，在唐宋尤其是供給京師糧食桑麻的重要來源。
農耕文化影響著一代代的中國人
學者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是由其生產方式決定的。凡是有利於其生產發展的，才會固化為全民族共同的道德觀念、價值傾向以至於風俗習慣，這便構成了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以農業為主，在長期的農業實踐中，農耕文化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即使是外來的宗教佛教，其本土化的過程，也是小農化改造的過程，當初佛教五宗七派，只有禪宗最為興盛，便是這個改造的結果。
作為現代化工業國、已經進入信息時代的中國，今天依然要弘揚農耕文化，就是因為農耕文化已經與我們中國人密不可分，其中仍然有我們前進的精神養分。
農耕文化，蘊含著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開創精神；
農耕文化，蘊含著不畏艱險不避艱難的奮鬥精神；
農耕文化，蘊含著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務實精神；
農耕文化，蘊含著敬天崇地萬物有序的和諧精神；
農耕文化，蘊含著物力維艱思其不易的節儉精神……
這些精神，影響著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標誌著中國人在世界的獨特存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今日所號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泉所在。
而在農耕文化下形成的社會風俗習慣，也成為我們重要的傳統——正月初八，是穀神節，要祭祀保護豐收的歲星，也要祭祀五穀神；正月二十五，是填倉節，寄望來年倉廩豐實；立春日，要“鞭春牛”，從皇帝百官一直到庶民都會參加，寓意激勵農耕。六月新麥成熟，在晉南地區還有獨特的走麥罷習俗，新女婿將新麥磨成面，蒸成饃，去看望岳父岳母，表達喜悅心情，祝願老人健康。
9月23日，正是秋收時候，農民豐收節的舉辦正當其時，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說，中國農民豐收節將作為一個鮮明的文化符號，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宣傳展示農耕文化的悠久厚重，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有機融合，增強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讓人們以節為媒，釋放情感、傳承文化、尋找歸屬，可以會聚人民對那座山、那片水、那塊田的情感寄託，享受農耕文化的精神薰陶。
山西晚報記者 李遇
閱讀更多 山西新聞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