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常識失落的年代,學者要守住底線|文化縱橫

葛兆光:常识失落的年代,学者要守住底线|文化纵横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訂閱《文化縱橫》2018年8月刊。

葛兆光先生在這篇舊文中指出,在市場化、媒體炒作和行政干預的影響下,中國人文研究面臨常識失落和底線崩潰的危機,各種毫無根據的奇談怪論充斥在輿論空間的每個角落。他認為,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不是說提高最高水準,拿個諾貝爾獎回來,而是守住底線,讓學術不至於崩潰到別人不相信這是學術。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中國文史學界的規範和底線崩潰了嗎?

近年來,學術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氾濫,我先說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開電視,偶然看到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報道,說陝西有一個自學成才的人,“破譯了《石鼓文》”,證明這個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詩。我覺得實在是缺乏常識,以前的人難道就不認得石鼓文麼?那麼以前的古文字學者他們幹了些什麼?郭沫若不也有討論石鼓文的文章嗎?到了1996年,還是在陝西,又出來一個發現竹簡本《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連《文匯報》都登了,有的報道還借了李學勤先生的名義說,這個發現多麼多麼重要,多麼多麼值得研究。其實這是一個騙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騙局,至少也是一個缺乏常識的笑話。

可是遺憾得很,這一類事情很多,並不都發生在學術界外。我再舉一些例子吧,像某個自學成才現在當了研究員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發現殷商人不僅在朝鮮建立了第一個“箕子王朝”,而且創造了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他說,“印第安人”為什麼叫印第安呢?原來是因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國,見面總是問“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這種奇談怪論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聯網上看見一則消息,說某研究員已經證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國人最早到的北極,是誰呢?原來是漢代的東方朔,根據呢?是《十洲記》和《神異經》裡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說東方朔是一個半真半假的人物,而這些含糊之辭也不能當作證據,就是《十洲記》和《神異經》,你也還得考證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東方朔的作品?這都是沒有常識的譁眾取寵。這還不說,有人連外國的傳說也拉扯上了,有一個叫宮某某的人根據《山海經》發現,西方人說的伊甸園,就是那個傳說的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住的地方,其實在雲南。外國不夠,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說,經過研究,河圖洛書就是外星人的地圖,而和它相似的一個說法說,《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記。

這些匪夷所思的發明,學界中人看起來是笑話,但是在報紙上、電視上、廣播上,卻在很嚴肅地報道著,乍一看,好像是“鶯歌燕舞”,形勢一片大好,新發現一個又一個呀。特別麻煩的是,很多算起來是學術界的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在那裡製造驚人的話題,這並不完全是無知,有的人有知識得很。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郭沫若當年看到新疆發現的所謂“坎曼爾詩箋”,上面抄了白居易的《賣炭翁》,好呀,又是維族人,又是抄這樣反映階級壓迫的詩歌,頓時大喜過望,寫文章演繹了唐代中外文化傳播的一段考證,結果是文學所的楊鐮先生,後來經過考證揭開了這個謎局,證明這個被當做唐代東西的,其實,是明代的,這樣就說明,郭老上了當了,為什麼上當?因為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想證明大唐盛世中國和外國的交往,想證明維吾爾族接受漢族文化很早,有這樣的先入之見在那裡,哪裡還能平心靜氣地思考?

第二個,是關於古羅馬軍團在中國的故事,有人研究說,兩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羅馬軍團當了俘虜,被安置在驪,就是現在永昌這個地方,所以至今永昌這裡的人,還是古羅馬人的後裔。這本來是英國人德效騫很早的一個說法,可是後來很多中國人也跟著說,甚至連當地政府也跟著來,希望變成一個神奇的故事,變成旅遊資源。可是臺灣的學者邢義田和北京的學者楊共樂,以及上海的學者葛劍雄等人,都反駁了這種追求轟動效果的故事,因為你沒有任何實際的證據,捕風捉影嘛,後來就連原來被當做證人的那個“羅馬人”宋國榮,也否認了自己的外來血統。可是,為什麼會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學者,也把這件事說得這麼神?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舉一例,大家看近日的報道,說一個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陳寅恪的一個推測加以新證,說崔鶯鶯,就是《西廂記》裡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國女招待”。其實,陳寅恪早年在《元白詩箋證稿》裡面是猜測過,可能崔鶯鶯是曹九九,可能是出於中亞種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測,而且他反覆說“未得確證,姑妄言之”,而現在這個教授的原意,也只是進一步討論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經過報紙的誇張,就變成崔鶯鶯為“酒店外國女招待”,好像是介紹學術研究,其實只是在譁眾取寵。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我以為有三個原因:

一是市場的影響,如今一切市場化,那些老老實實、可能也是乾巴巴的東西,沒有市場效應,可是那些花裡胡哨的東西,能夠引人矚目,能賣得出去呀。像有一個人寫《袁世凱傳》,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竊國大盜》、《偷天大王》,內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實實講不行,得說到宮闈秘事,最好來點兒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來學術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長,可是市場導向卻逼得你去“偃苗助長”。所以,現在市場就搞得學術界裡面,常常有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現象,在那裡製造各種看上去很新鮮,可是隻是泡沫的東西,所以有人說是“泡沫學術”,這並不奇怪呀。

二是媒體的推波助瀾,為什麼?很簡單,媒體和市場是一樣的,新聞界有句老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這樣,電視、報紙才有人買,有人看,你們看一看,上面我們說的這些古怪的東西,大半都和傳媒有關,有的記者並不是學術界的內行,可是他們手裡的筆卻影響很大,應當說,“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它要是對學術作嚴肅的宣傳,那是很有用的,我們得藉助他們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摻和亂攪和,那就麻煩了,像《孫子兵法》的事情、羅馬軍團的事情,都是它們炒大的。

你們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報的《遠古中國神秘痕跡》,連“一萬年前的電唱盤”、“周代的集成電路”都上來了,你不覺得這簡直是荒唐麼?特別麻煩的是,現在連批評也媒體化了,本來有學術批評可以監督學術,但是現在的批評自己也要喧譁,所以有的人就在報紙雜誌電視網絡上面越界亂批,把話說得越出格越有反應,把標準懸得越高就越能表現高超,所以如今都亂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員當學術之政的結果,這是過去政治掛帥的轉型,因為很多大學的官員,不懂學術,過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則換了個標準,要麼以數量來衡量,要麼以轟動來判斷,搞得下面的人只好這樣胡說八道,以前講“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這個道理。當然更麻煩的是,如果根據意識形態來製造歷史的心態一旦膨脹,問題就更大。

我說一個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個大新聞,就是一個叫藤村的業餘考古學家,竟然偽造了42處遺址和發現,其中包括1984年在馬場壇發現的17萬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宮城縣上高森遺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物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是他自己放進去,又自己挖出來的。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一個涉及學術道德的問題,但是根本上來說,這樣偽造歷史遺蹟,其是希望挑戰日本歷史源於九州,而九州歷史源於中國的傳統說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學的時候,常常看到電視報紙用很大的篇幅報道這一類的考古消息,開始還以為是日本人重視知識,後來才漸漸明白,這是“尋根”,他們太希望挖出自己的歷史來了,所以,藤村這種造假才能轟動,才能讓那些日本學者狂喜而不知是騙局。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個科學院院士聯名寫了一篇《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裡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則,比如科學成果的評價必須由“廣大同仁承認”,而不是由口頭評價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學術權威的好評”來確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擾,不要由“領導看法”來決定,比如學術論文作者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榮譽和承擔這些責任,等等等等,可是,這篇由這麼多重要的大牌科學家署名、這麼鄭重發表在大報的文章,最後竟然沒有什麼反響,五六年過去了,現在情況是每況愈下,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

歷史研究中必要的體驗和想像

我們並不是說,學術研究裡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實必要的體驗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夠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強調的只是這種體驗和想像要有證據,要有必要的邊界。我們以歷史研究為例來說明,因為一般來說,歷史研究總是相當實證,不重視體驗和想像的,事實上,必要而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們要承認,我們理解歷史所用的歷史文獻本身,並不那麼全然可靠。這裡面已經羼入了歷史書寫者,就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口味和標準。一個是憑感情羼進了對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記·刺客列傳》裡面,有刺客準備刺殺趙簡子之前的故事,說刺客看見趙簡子那麼勤勉,就自己自殺了,這就是想像出來的,人都死了,你怎麼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動?項羽垓下自殺之前的別虞姬,也是一個道理,既然二十八騎士和項羽都戰死了,後人怎麼知道前一夜的纏綿故事?一個是憑理智選擇了自己覺得有用的東西,像《資治通鑑》就是選和治理天下有關的歷史資料來敘述,《經世文編》也是選了一些有關“經世”的文獻。

可是,你看看,當你通過考古發現有那麼多的數術方技資料,通過閱讀當代的報紙雜誌,發現有那麼多無聊的消息和新聞,你就知道,古代歷史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將來寫的當代歷史,也一樣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沒有把自己的經驗帶進去的體驗和想像,你透不過這一層被層層染過的修飾,看不到底色。

其次,後人編的歷史書,你更不要輕易地無條件相信,現在的各種歷史書,經過了至少四道篩子呢,一是“意識形態”、二是“精英意識”、三是“道德倫理”、四是“歷史編纂原則”。意識形態決定全部的價值觀,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精英意識決定歷史焦點所在,一定是上層精英的活動,這裡背後有一個“決定論”的支配,就是歷史變遷是由這些少量精英決定的;道德倫理規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不可以進入歷史著作,這樣就等於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現一半;最後,歷史學編纂原則,以記事體例的方便與否,排除了一些資料,畢竟不是什麼都可以記載到歷史裡面的,歷史承擔不了這麼多,所以一定會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業餘娛樂、私人空間的內容等等。這樣一來,就需要我們運用想像力和觀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減去的,然後重新通過想像力來重建歷史的原來面貌,當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儘可能接近原來的面貌。

再次,由於寫作語境而引起的歷史扭曲,也需要通過體驗和想像來恢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境,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們大陸五六十年代的哲學史和文學史,就會因為那個時代的背景,對歷史有不同的敘述,進化論、階級鬥爭論、經濟決定論的思路,就會使我們的歷史變樣子。比如思想史,就會突出唯物主義的一條線,儘管那一條線並不是主流,那也會被濃墨重彩地寫出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歷史就會突出農民起義的位置,像黃巾起義、陳勝吳廣起義、李順、王小波起義、方臘起義等等,太平天國就更不要說了。這是一種常見的情況,比如臺灣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把歷史寫著寫著就到了臺灣,這是要證明臺灣自己獨特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傳統,而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對二戰期間日本的侵略諱莫如深,為什麼?因為它也要加深歷史認同和捍衛民族榮譽。

但是作為歷史研究,我們必須要看清楚這些障眼的東西,仔細剝離開那些影響著歷史敘述的當時的背景,沒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舊經典系統加上新的歷史敘述,一層一層的,像考古時的地層一樣,它遮蓋著一些真相,所以我們研究歷史的一定要透過這些地層,看到地下的東西,沒有想像力和體驗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說過一段話,“歷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靈活動”,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傳心”、“將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這就是要考證,要排比,要仔細地去偽存真,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歷史研究了。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歷史研究進入後現代?可以隨便想像?不是的,我在這裡強調的,還是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那些東西,證據、證據,必要的證據和大量可靠的證據,這是我們確定歷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礎,沒有證據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別是它必須符合學術規範,符合學術規範的證據、邏輯加上適當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麼,什麼是學術的規範呢?

常識是否可以成為常識?關於學術規範的基本原則

我總覺得,現在彷彿是一個常識失落的時代,因為知識和觀念在劇烈變動中間。那麼,怎麼才是秩序的穩定?實際上某種意義上說是常識穩定,常識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識,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個常識如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面成立,而且是我們不需要懷疑的基礎,至少這個秩序在一段時間裡就穩定了。可是現在呢?有點兒常識失落和基礎崩潰,常識已經成了非常識。我要強調的是,常識最重要,這就和大米飯白菜蘿蔔對於人來說,比燕窩魚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樣,誰都懂得。在家裡準備阿斯匹林,比準備抗癌新藥更重要。

那麼,作為常識的學術規範是什麼呢?我不想講大道理,只想講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備的文獻資料。這裡麵包括好幾層。

第一層,是原始文獻,任何一個課題的研究,都要對研究對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獻有一個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學,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詩》、兩種《唐書》、《冊府元龜》、《唐才子傳》、《唐詩紀事》、《太平廣記》,當然還要知道《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遺》,要知道石刻資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裡的資料,要對敦煌的文獻有一定了解,還要知道關於地理方面的《唐兩京城坊考》、《長安志》等等。最好還要多少了解一點考古發現的圖像,比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東西,比如墓室的壁畫等等。有一次,我口試碩士生,他說他的學士論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統和道統,我就問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舊唐書》之外,給我們舉兩本唐代初期有關政治史的文獻?他不能答,我以為他一時緊張,便問他《大唐創業起居注》和《貞觀政要》如何,他居然反問我,“有這兩本書麼?”當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層,光懂得文獻名稱,知道找來看,還是不夠,還要懂得在這些文獻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現在有的人對文獻缺乏常識和通識,亂找亂引,喜歡找一些偏僻的、怪異的文獻,而常見的書卻視而不見。所以,要懂得“讀常見書”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研究基本功。陳寅恪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沒有什麼偏僻的文獻,但是一樣有大見識。依靠那些偏僻文獻,出奇兵,走偏鋒,就像武俠小說裡面講的小巧一路,沒有正派的內功為底子,終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會一下子崩潰。

第三層,更重要的是對這些文獻要能夠準確地解釋和引用,找了這些文獻來,結果是歪批三國,那等於前功盡棄,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獻,常常是獨出心裁地亂解釋,這就麻煩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個關於此課題起碼的研究史回顧。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學術研究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得懂得別人研究過的,你如果不能給出新的資料和進一步解釋,你就不要做。現在那麼多重複的論文著作,為什麼?不說它有意偷懶,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過什麼,所以做了等於白做。

國外的學位論文,通常必須有這樣一節,因為這涉及學術品德,誰知道你是不是抄來的呢?不加以說明,只是想矇混而已。即使從學術規範來說,做一個研究史回顧,一是說明你瞭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紹國內外的研究,有什麼已經解決,有什麼得失;二是說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東西,這是博士碩士論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的很多學位論文,簡直好像是孫猴子石頭裡面天生出來的一樣,好像都是它自己的發明。有那麼多發明嗎?比如,現在你要研究禪宗歷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討論胡適、湯用彤、印順的著作,討論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壽、鈴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國內外的論著,看看這些研究裡面,還有什麼是他們已經說到的,什麼是他們忽略的,什麼是他們已經做對了的,什麼是他們還有錯的。另外,你還要看看胡適代表的歷史文獻的路子、鈴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內在體驗的路子,哪一個更合你自己的想法,這樣才談得上進一步研究。否則,你花這麼大的力氣,重複他們所做的,做了又有什麼用?

所以,一個研究者,得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有一點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後後,有什麼人,什麼研究論著。於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學術刊物,國外的像《T'oung Pao(通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學會會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亞洲研究)》,日本的《東方學報》、《東方學》、《日本中國學會報》、《東方宗教》,中國大陸的《文史》、《中華文史論叢》、《歷史研究》,中國臺灣的《史語所集刊》、《漢學研究》,等等。還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錄,像《東洋學文獻類目》之類。當然,現在還要懂得從互聯網上尋找資料。

其實,這是很必須的,你在確定一個研究題目的時候,不知道別人做的怎麼行呢?“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很重要,何況它還是關係到你學術道德,和評定你的學術成就的基礎。我以前介紹過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畢業生論文上的一段批語,裡面就說到這一點。民國二十五年(1936)清華大學歷史系張以誠的論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陳先生評語是:“大體妥當,但材料尚可補充,文字亦須修飾。凡經參考之近人論著(如內藤乾吉等),尤須標舉其與本論文異同之點,蓋不如此則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襲之嫌,且亦無以表示本論文創穫之所在也。”這後面兩句,尤其值得好好記取。

再次,學術研究還需要有一個規範的表達形式。

比如說,一篇合格的學術論文,除了要有前面說的研究史回顧,有引用書目文獻目錄外,還要有清楚的表達和整齊的註釋,這是通過形式表現的規範。也許有人說,論文主要看創見,看思想,這完全是形式主義嘛。可是我要告訴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完全符合規範要求的不多。

比如說論文後面要有參考書目吧,我曾經看到某個研究所一篇博士論文,表面看上去不錯,參考書目很豐富呀,可是仔細一看,就出了問題。很多書不知道是一回事,於是重複開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開列了一個浙江書局本,《周易》開了一箇中華書局的《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又開了所謂“阮元校刻本”,其實這都是一回事。可見他並沒有認真看過,只是為羅列書目拼湊起來嚇唬人的。

又比如說註釋,有的註釋,只有一個光禿禿的書名,沒有版本,沒有頁碼,甚至有的沒有卷數,別人怎麼去查呀?不要說核對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沒有辦法相信你,老天爺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過了這些書,是不是從其他書裡面轉抄來的?我剛剛讀大學的時候,曾經給《文史》寫過一篇小文章,考證幹寶的生平,結果一些來自《晉書》的資料沒有注清楚,編輯就退回來讓重新注,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麼該注什麼不該注,常常是當注不注、不當注注一大堆。其實註釋有三個意義,一是表明文獻資料的來源出處,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達清楚的意思補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裡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暢,所以有的話可以轉在註釋裡面,三是進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資料,就是給讀者提供深入的階梯。可是,我們很多論文的註釋,都不那麼合格。

有了這些形式上的東西,學術論文就可以算是學術論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討論一個讓我們很苦惱的事情,有人說歐美日本關於中國學的學術論文水平比我們高,我們不很同意,但是我們同意的是,我們的學術論文水平確實有時比別人低。這話怎麼說?就是歐美日本的學術論文,有這些規範,保證了最低的底線,起碼引文、註釋、資料、研究歷史可以清楚,而我們因為這些形式規範都沒有,所以很多論文就像《水滸》的焦挺,整個一個兒“沒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總說,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不是說我們提高最高水準,拿個諾貝爾獎回來,而是守住底線,讓學術不至於崩潰到別人不相信這是學術。

學術評價的標準如何確立?

說到這裡,我要多講兩句關於學術獨立的問題。很多人都感慨學術不獨立,當年陳寅恪寫王觀堂紀念碑裡面講的獨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從基本上來說,要想學術獨立,最基礎的就是要有一個完全依據學術的、自我完足的評價體系,不要依照獲得經費的多少,不要因為領導的喜歡和表揚,不要因為一時的轟動和迎合時勢,不要因為媒體的炒作宣傳,不要因為論著數量的量化統計。

特別是不要僅僅依靠得到什麼獎。其實很多獎,說穿了就是那麼一回事,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評價尺度,要相信這些外在的標籤和商標?以前“鄭人買履”的故事裡面說的,“寧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還是這樣,學術界是否還是缺乏自信?

我有時候到書店裡面去看書,很感慨現在書很多,漫天鋪地的,也很感慨現在的書太多,其實很多書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國外去,和一個西方學者聊天,說起中國學術書的出版,他說大多不必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的理由中,有選題重複、沒有新文獻資料、理論陳舊,特別說到很多書看了以後,回頭一想,沒有一處有意義,沒有一處需要作筆記記住。我當時很反駁了他一陣,可是下來以後,其實心裡面也有點兒同感,當時是顧中國學術的面子,但是我們要承認這一現實狀況。

那麼,什麼樣的研究是學術的,而且真的是有意義的?在中國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條標準:

第一,你是否給本領域本學科內提供了新資料新文獻?這是起碼的,當然不是絕對的,有人用舊文獻舊資料,也能夠討論新的意思,不過,文史研究裡面,是很講究文獻資料的提供的,但是這新資料並不都是剛剛挖出來的,我們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當獨門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資料,它會從邊緣的、不受重視的角落,變成重要的、中心的資料,比如現在郭店、上博、走馬樓、裡耶的簡牘,當然就是新資料,這沒話說,但是以前不重視的一些東西,像檔案、像皇曆、像類書蒙書,如果在新的觀念中閱讀,它也成了新資料,這就給別人提供了新東西,這些東西,就會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來,否則,別人收藏你的論文著作有什麼用?

第二,你是否給學科內外提供了新的範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說,真正意義重大的學術成就,不止是給學科內,而且是給本學科外提供新的思路、範型和方法。你看馬克思、弗羅依德、韋伯、福科,他們的理論和方法,給後人開了多少法門。你不跟著走都不行,因為他們的思路一轉,整個現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釋。

“範型”這個詞,是庫恩的說法,我當然不是說要求每個人都成馬克思這樣的大師,如果這樣要求,是“懸的過高”,“以理殺人”,沒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說這是一個理想標的,你要有這種意識。何況“範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國維提“兩重證據法”,胡適寫白話文學史和推翻傳統燈錄對禪史的敘述,陳寅恪說的用域外與域內文獻互證,用地下文物與地上資料互證,郭沫若用摩爾根、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討論上古社會,顧頡剛用“層層積累的古史觀”重新討論古史,都是一些範型,後人可以跟著做、照著做,這就是開思路的。

我想,所謂一個重要範型的出現,常常會造成三個後果,一是對學科本身的動搖,動搖不是壞事,是重新反思的開端,二是對基本預設的懷疑,以前我講過,預設就是判斷的基礎,很多預設在很長時期內是不被懷疑的,天經地義的,可是它一被懷疑,整個它上面的建築都要重新來,三是對方法的補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於基本預設和學科訓練而來的,如果前面的被動搖,方法也就變化了,方法變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結果。比如,我並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號,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紀文學”,也不完全贊同“現代性批判下的當代史研究”,但是我覺得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實際研究成果,能夠讓我重新思考很多問題,重新理解很多資料,好像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就是有意義的研究。

第三,我們要承認現在的西方強勢。在這樣的西方強勢中,我們不得不考慮,你的研究課題、成果、表達,是否和國際學術界發生一定的關聯?它能否成為國際學術界的話題之一。先得說明,我絕不是說要迎合國際學術界的潮流風氣,我其實一直在講,要讓學術說漢語,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國》。

問題是,第一,在現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國際學術環境裡面去就不行,因為這些問題也全球化了,學術是天下的學術,你研究別人也研究,不能關起門來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當顧頭不顧尾的駝鳥。

第二,你不去參與國際學術界的討論,別人就永遠不接納你的話語,你的聲音永遠不出現在國際學界,你就“自絕於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錢,把論文翻譯成英文,免費散發,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誰讓你不強大控制話語呢?當然,如果你能夠積極參與,這個話題是國際感興趣的,那麼,就等於你的聲音在裡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後甚至可以領唱,成為主流。

第三,有價值的問題和有意義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國際承認,這不等於迎合西方,我想這才是中國應該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順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為國際承認的成果,你就必須要懂得什麼是國際都能理解、接受和歡迎的課題、角度、方法和表達方式,包括今天講的“學術規範”。

本文首發於上海《文匯報》2003年3月9日,原標題為“大膽想像終究還得小心求證:關於文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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