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二次审议。关于个税起征点，个税二审稿中未对起征点进行修改，维持了一审稿中起征点调至每年6万元，即每月5000元不变。
2018年8月31日，各界最关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正式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自2018年6月19日个税法修正案突然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初次审议，到最终通过并公布，只有两个月。
我不知道这两短短个月时间里发生了多少次桑弘羊式激辩，但是，这次税改的实施所引发的后续激辩，估计绝不止两个月。
近一段时间，“减税”成为了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大规模减税”。税负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不管你以什么统计方式，我国的企业税负都重得离谱——真真是不让人活了！
不过，想想地方财政这些年来捉襟见肘的窘迫，想想社保基金的盛世危言，尤其是看看自己身边，二三线城市老人院越建越多，而年轻人却逐渐消失了，任何高呼减税的企业家、学者、平头百姓，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要现在，还是要将来？
如果今天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们还要不要为明天积攒准备？财富是留在民间由市场自行分配流转好，还是集中在中央进行调配更有效率？如果企业都撂挑子了，员工的下一份工作如何着落？如果工作都没有了，社保能养得起一大群社会性失业的青壮年吗？……
2099年前，在当时那样落后的生产力之下，也有一帮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讨论好几个月，而是集中辩论了7天。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就是《盐铁论》。当时的桑弘羊，已经是御史大夫了。
今天咱们不讨论“桑弘羊之问”——说这些真没意思。人家那时候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如何？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请真的去读一遍《盐铁论》、《后汉书》再来借古讽今。（后汉书挺好看的，夹叙夹议，可以当故事看；盐铁论建议大家看集注，对古文水平要求比后汉书还是高一些的。）
我只想说说桑弘羊这样的中国运筹学之父、第一个公认的财经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汉景帝中叶（前155—前152年），桑弘羊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洛阳前身是西周都城“洛邑”，居民主要是商朝的旧贵族，他们有着经营工商业的传统，至西汉年间，洛阳号称“天下冲扼，汉国之大都”，人口超过三十万，“富冠海内” ，成为一个以商业著称的大都会。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洛阳人多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如战国时期的白圭和西汉的师史。
洛阳人文荟萃，许多先贤的传奇事迹深深打动了幼年时期的桑弘羊。家乡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的蒙学教育与父辈的熏陶下，桑弘羊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并能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
汉景帝末年 ，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汉廷诏书，特拔桑弘羊入宫，任为侍中，侍奉汉武帝兼陪读。
用现代的话说，桑弘羊出身于传统商业世家，从小就对数字异常敏感，精通理财，并作为“数理逻辑天才”被朝廷看中，选去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培养方向就是经济学。
这样的出身背景和天份，扔在古典经济学萌芽期的英国，是大卫李嘉图；扔在新古典时期的美国，是格林斯潘——反正，不管是资产阶级新贵，还是传统犹太商人，其后代的人生轨迹莫不重演着两千年多前的桑弘羊之路。
然后，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总会遇上几个霍光、董仲舒、亚当斯密、马尔萨斯……
在桑弘羊的时代，他显然是幸运的，而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像他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的财长了，只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中国仕途晋升通道的人——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总设计师，董仲舒。
人生的境遇大抵如此。有时候，天才的光辉会照耀一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时代的浪潮会催生出一批天才。
《独乐园诗》
北宋 司马光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
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去世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家很富有，田连阡陌，牛马成群（这也看出西汉经济的确是发展了，建国之初刘邦都凑不齐六匹同样颜色的马，大臣们更是要坐牛车上班）。最重要的是在董仲舒的童年时代，“挟书令”已被废除，读书风气越来越浓，他们家的藏书也很多，这就为董仲舒读书提供了便利条件。
董仲舒酷爱读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据说整整三年不出屋，家里有花园也不逛，骑马都分不出公马还是母马。景帝时期，他被选拔为博士。当然我们知道，汉景帝还在道家和儒家之间游移徘徊，儒家博士们没有用武之地，董仲舒就招收学生，开始了讲学生涯，学生里面就有远游归来的青年司马迁。
桑弘羊年轻的时代，董仲舒就已经声名远扬，但是当时，像桑弘羊这种商贾人家的子弟，还是有可能因为自身独特的才能而被破格擢升进仕途的。
作为一个大器晚成的中年人（按当时的平均寿命，董仲舒和汉武帝“天人三问”的时候就已经是个老人家了），董仲舒的做派，和他毕生尊崇的儒家先贤们，是大相径庭的。董老师上课有个癖好，那就是在自己和学生之间隔一层帷幔，学生看不清老师的脸。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好像孔子老师也没这么干过吧。但是，学贯古今的董老师就不，偏要玩“神秘感”——搞文史哲的人，要想自创一套思维体系多难啊，但是拾人牙慧又很难刷亮招牌，所以，让别人看不透、猜不透，是成名的捷径啊！记下来！
一个理科天才，碰上一个文科专家，会出现怎样的火花呢？
火花？不存在的。
这两人，即使一个追着一个求战，也不可能打得起来。因为文科打理科的办法，古今中外都一样——广收门徒，发动人海战术，制造舆论，口诛笔伐，自己绝不出战。
讲道理？行啊，拿经典来，我要查案例。
讲逻辑？呵呵。
数理逻辑能力强的人，在政治对抗中存在一个天生的弱点：他们不喜欢自来熟，因为他们总喜欢和人讲道理，并希望和能与自己抗衡的人结交。
不信你试试：如果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足够，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举例，实际上是剥离事例本身存在的合理环境来类比，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很多人看似在和你讲道理，实际上，他们是企图诱使你移情、转换角色，拿情感体验来取代价值判断。而你一旦开始和他分析成因根源、影响因素、逻辑推演，他们就开始指责你毫无人情味、罔顾他人……
所以，和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人讨论，其结果就是说了他也不听，听了他也不信，信了他也不做，做了他也不爽，爽了他也没法复现一遍。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交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舌战群儒”——盐铁之辩。御史大夫桑弘羊舌战董仲舒门生，七天七夜，赢得“中国好舌头”之名。
插播一下，许多年以后，诸葛孔明也参加了一届“舌战群儒”。不过，我对他的评价，和酒见贤一（《墨攻》也是他写的）比较一致。有兴趣自己看看他写的《孔明你又乱来了》去，挺好看的。
关于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大辩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历代政府的中央财政政策，历史记载也及其详细，我就不连篇累书了。
问题是，在这之后，最高权力机构对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主张做出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判断：民间多几个董仲舒是没有坏处的，顶多养出一群只会打嘴仗的”纯儒“，还是得伸手讨饭吃；但是，多几个桑弘羊，就有可能扶持起几个从经济上就完全不需要依赖中央的地方强权，那太可怕了！
于是，董仲舒的政治主张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弘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阻断商贾阶层进入仕途……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逻辑思维上是做了很多尝试的，有些尝试甚至是很有建树的，一点也不比古希腊、古罗马差。但是，在此之后，随着桑弘羊莫名其妙的被牵连灭族，而董仲舒的门生却在仕途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的思维体系从此进入了轻逻辑、重典籍的时代。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
狭义上，逻辑既指思维的规律，也指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即逻辑学。广义上，逻辑泛指规律，包括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
客观的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体系都在沿用董仲舒的文人政治，强调的是主观能动性，而不重视客观规律的研究和应用。董仲舒虽然在学术成就上实在不咋地，但是，他无疑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不但是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理论应用的先驱、儒生领袖、开一代帝师之先河。而桑弘羊，对不起，前有古人，却后无来者了——中国再也没有桑弘羊之流施展拳脚的舞台了。
客观规律之所以是规律，就是因为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桑弘羊可以被灭族，商贾可以长期屈居“下九流”，长期忍受权力的盘剥，但是人民的生活是离不开工商业的，权力要想维持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也是离不开市场的繁荣的。
逻辑思维这玩意，不管你承不承认，总有些人天生具备，有些人教都教不会。所以，中国近现代以来，还是出现了很多在经济、数理等传统的逻辑思维优势领域颇有建树的大家。民间天生天养的“有脑子”的人，还是很多的，靠“灭族”，恐怕是摁不住的。
“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
于是，苏轼又开始了对王安石的时代的新一轮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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