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二次審議。關於個稅起徵點，個稅二審稿中未對起徵點進行修改，維持了一審稿中起徵點調至每年6萬元，即每月5000元不變。
2018年8月31日，各界最關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通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九號正式公佈，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自2018年6月19日個稅法修正案突然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初次審議，到最終通過並公佈，只有兩個月。
我不知道這兩短短個月時間裡發生了多少次桑弘羊式激辯，但是，這次稅改的實施所引發的後續激辯，估計絕不止兩個月。
近一段時間，“減稅”成為了企業家們熱議的話題，幾乎所有的企業家都認為中國目前最應該做的就是“大規模減稅”。稅負重，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不管你以什麼統計方式，我國的企業稅負都重得離譜——真真是不讓人活了！
不過，想想地方財政這些年來捉襟見肘的窘迫，想想社保基金的盛世危言，尤其是看看自己身邊，二三線城市老人院越建越多，而年輕人卻逐漸消失了，任何高呼減稅的企業家、學者、平頭百姓，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兩難的選擇：要現在，還是要將來？
如果今天得日子都過不下去了，我們還要不要為明天積攢準備？財富是留在民間由市場自行分配流轉好，還是集中在中央進行調配更有效率？如果企業都撂挑子了，員工的下一份工作如何著落？如果工作都沒有了，社保能養得起一大群社會性失業的青壯年嗎？……
2099年前，在當時那樣落後的生產力之下，也有一幫人在討論這些問題。只不過，他們沒有討論好幾個月，而是集中辯論了7天。這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就是《鹽鐵論》。當時的桑弘羊，已經是御史大夫了。
今天咱們不討論“桑弘羊之問”——說這些真沒意思。人家那時候的政治環境是怎樣的？那時的生產力水平如何？那時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請真的去讀一遍《鹽鐵論》、《後漢書》再來借古諷今。（後漢書挺好看的，夾敘夾議，可以當故事看；鹽鐵論建議大家看集註，對古文水平要求比後漢書還是高一些的。）
我只想說說桑弘羊這樣的中國運籌學之父、第一個公認的財經大師，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漢景帝中葉（前155—前152年），桑弘羊出生於河南洛陽的一戶富商家庭。洛陽前身是西周都城“洛邑”，居民主要是商朝的舊貴族，他們有著經營工商業的傳統，至西漢年間，洛陽號稱“天下衝扼，漢國之大都”，人口超過三十萬，“富冠海內” ，成為一個以商業著稱的大都會。悠久的商業傳統對洛陽的民俗產生了巨大影響，洛陽人多以善於經商而著稱，如戰國時期的白圭和西漢的師史。
洛陽人文薈萃，許多先賢的傳奇事蹟深深打動了幼年時期的桑弘羊。家鄉獨特的社會環境對桑弘羊的思想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家庭的蒙學教育與父輩的薰陶下，桑弘羊自幼對數學及商業有著濃厚的興趣，少年時期的桑弘羊就深諳算術和經商之道，並能幫助家庭進行一些理財活動。
漢景帝末年 ，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以“精於心算”名聞洛陽。漢廷詔書，特拔桑弘羊入宮，任為侍中，侍奉漢武帝兼陪讀。
用現代的話說，桑弘羊出身於傳統商業世家，從小就對數字異常敏感，精通理財，並作為“數理邏輯天才”被朝廷看中，選去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培養方向就是經濟學。
這樣的出身背景和天份，扔在古典經濟學萌芽期的英國，是大衛李嘉圖；扔在新古典時期的美國，是格林斯潘——反正，不管是資產階級新貴，還是傳統猶太商人，其後代的人生軌跡莫不重演著兩千年多前的桑弘羊之路。
然後，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總會遇上幾個霍光、董仲舒、亞當斯密、馬爾薩斯……
在桑弘羊的時代，他顯然是幸運的，而在此後的中國歷史中，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像他這樣的出身背景和成長經歷的財長了，只因為他遇到了一個改變了中國仕途晉升通道的人——兩千年封建統治的總設計師，董仲舒。
人生的境遇大抵如此。有時候，天才的光輝會照耀一個時代；更多的時候，時代的浪潮會催生出一批天才。
《獨樂園詩》
北宋 司馬光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
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
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
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92年（漢惠帝三年），去世於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家很富有，田連阡陌，牛馬成群（這也看出西漢經濟的確是發展了，建國之初劉邦都湊不齊六匹同樣顏色的馬，大臣們更是要坐牛車上班）。最重要的是在董仲舒的童年時代，“挾書令”已被廢除，讀書風氣越來越濃，他們家的藏書也很多，這就為董仲舒讀書提供了便利條件。
董仲舒酷愛讀書，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據說整整三年不出屋，家裡有花園也不逛，騎馬都分不出公馬還是母馬。景帝時期，他被選拔為博士。當然我們知道，漢景帝還在道家和儒家之間遊移徘徊，儒家博士們沒有用武之地，董仲舒就招收學生，開始了講學生涯，學生裡面就有遠遊歸來的青年司馬遷。
桑弘羊年輕的時代，董仲舒就已經聲名遠揚，但是當時，像桑弘羊這種商賈人家的子弟，還是有可能因為自身獨特的才能而被破格擢升進仕途的。
作為一個大器晚成的中年人（按當時的平均壽命，董仲舒和漢武帝“天人三問”的時候就已經是個老人家了），董仲舒的做派，和他畢生尊崇的儒家先賢們，是大相徑庭的。董老師上課有個癖好，那就是在自己和學生之間隔一層帷幔，學生看不清老師的臉。我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好像孔子老師也沒這麼幹過吧。但是，學貫古今的董老師就不，偏要玩“神秘感”——搞文史哲的人，要想自創一套思維體系多難啊，但是拾人牙慧又很難刷亮招牌，所以，讓別人看不透、猜不透，是成名的捷徑啊！記下來！
一個理科天才，碰上一個文科專家，會出現怎樣的火花呢？
火花？不存在的。
這兩人，即使一個追著一個求戰，也不可能打得起來。因為文科打理科的辦法，古今中外都一樣——廣收門徒，發動人海戰術，製造輿論，口誅筆伐，自己絕不出戰。
講道理？行啊，拿經典來，我要查案例。
講邏輯？呵呵。
數理邏輯能力強的人，在政治對抗中存在一個天生的弱點：他們不喜歡自來熟，因為他們總喜歡和人講道理，並希望和能與自己抗衡的人結交。
不信你試試：如果你的邏輯思維能力足夠，你就會發現很多人舉例，實際上是剝離事例本身存在的合理環境來類比，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很多人看似在和你講道理，實際上，他們是企圖誘使你移情、轉換角色，拿情感體驗來取代價值判斷。而你一旦開始和他分析成因根源、影響因素、邏輯推演，他們就開始指責你毫無人情味、罔顧他人……
所以，和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人討論，其結果就是說了他也不聽，聽了他也不信，信了他也不做，做了他也不爽，爽了他也沒法復現一遍。
這兩種思維方式的交鋒，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舌戰群儒”——鹽鐵之辯。御史大夫桑弘羊舌戰董仲舒門生，七天七夜，贏得“中國好舌頭”之名。
插播一下，許多年以後，諸葛孔明也參加了一屆“舌戰群儒”。不過，我對他的評價，和酒見賢一（《墨攻》也是他寫的）比較一致。有興趣自己看看他寫的《孔明你又亂來了》去，挺好看的。
關於兩千多年前的那場大辯論，直接影響了中國曆代政府的中央財政政策，歷史記載也及其詳細，我就不連篇累書了。
問題是，在這之後，最高權力機構對兩個人的思維方式和政治主張做出了影響中國兩千年的判斷：民間多幾個董仲舒是沒有壞處的，頂多養出一群只會打嘴仗的”純儒“，還是得伸手討飯吃；但是，多幾個桑弘羊，就有可能扶持起幾個從經濟上就完全不需要依賴中央的地方強權，那太可怕了！
於是，董仲舒的政治主張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弘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三綱五常”、阻斷商賈階層進入仕途……
說實在的，在此之前，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在邏輯思維上是做了很多嘗試的，有些嘗試甚至是很有建樹的，一點也不比古希臘、古羅馬差。但是，在此之後，隨著桑弘羊莫名其妙的被牽連滅族，而董仲舒的門生卻在仕途之路上越走越遠，我們的思維體系從此進入了輕邏輯、重典籍的時代。
邏輯，指的是思維的規律和規則，是對思維過程的抽象。
狹義上，邏輯既指思維的規律，也指研究思維規律的學科，即邏輯學。廣義上，邏輯泛指規律，包括思維規律和客觀規律。
客觀的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體系都在沿用董仲舒的文人政治，強調的是主觀能動性，而不重視客觀規律的研究和應用。董仲舒雖然在學術成就上實在不咋地，但是，他無疑是中國古典政治理論的集大成者——不但是政治理論的集大成者，也是理論應用的先驅、儒生領袖、開一代帝師之先河。而桑弘羊，對不起，前有古人，卻後無來者了——中國再也沒有桑弘羊之流施展拳腳的舞臺了。
客觀規律之所以是規律，就是因為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桑弘羊可以被滅族，商賈可以長期屈居“下九流”，長期忍受權力的盤剝，但是人民的生活是離不開工商業的，權力要想維持政治的穩定、社會的和諧，也是離不開市場的繁榮的。
邏輯思維這玩意，不管你承不承認，總有些人天生具備，有些人教都教不會。所以，中國近現代以來，還是出現了很多在經濟、數理等傳統的邏輯思維優勢領域頗有建樹的大家。民間天生天養的“有腦子”的人，還是很多的，靠“滅族”，恐怕是摁不住的。
“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
於是，蘇軾又開始了對王安石的時代的新一輪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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