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出席並演講，題目為《改革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他表示城市競爭力最重要的還是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光靠領導的重視，光靠打掃衛生、綠化生態，這個城市的競爭力、這個營商環境是不可以的。“深圳的市長几乎從來沒有招商過，但是企業生產要素大量的擁擠在深圳，深圳的公平競爭的環境成就了城市的輝煌和巨大成就。”
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
“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於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國河北野三坡舉行，主題為提升城市競爭力。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出席並演講，題目為《改革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
其表示城市競爭力最重要的還是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光靠領導的重視，光靠打掃衛生、綠化生態，這個城市的競爭力、這個營商環境是不可以的。“深圳的市長几乎從來沒有招商過，但是企業生產要素大量的擁擠在深圳，深圳的公平競爭的環境成就了城市的輝煌和巨大成就。”
怎麼樣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呢？張思平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國企和民企的關係，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以下為演講實錄：
張思平：謝謝馬市長，謝謝韋教授，也感謝剛才做演講的袁司長。
我認為，不管是提升城市競爭力，還是改善營商環境，從目前我國城市發展的階段來看，最重要的是城市能夠給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提升城市競爭力，改善營商環境，不僅僅是靠領導的重視，靠環境的整治，靠審批效率的提高，這些雖然都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的，是不可持續的。深圳這些年來幾乎沒有在國內外招過商，但是大量的生產要素依靠市場的力量聚集在深圳，是深圳的公平的市場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造就了深圳的輝煌和巨大成就。
怎麼樣才能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國企和民企的關係。對此中央高度重視，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國務院也多次提出，要簡政放權，要割政府身上的肉，黨中央國務院也發佈了《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經過幾年的發展，應當說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我們是否做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了呢？我認為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藉此機會，就改革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講三個方面的內容，即七種資源，四個判斷，五項改革。
第一個是政府手中掌握著的對企業經營有重要影響的七種資源。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掌握著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切資源，國有企業是政府部門的附屬物，政府通過對國有企業配置各種資源，以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在這種體制下國企本質上成為政府配置資源的工具和載體，不可能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政府對經濟的管制逐步放鬆，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配置的權力結構也在不斷變化。一方面，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政府直接分配資金、勞動力、生產資料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權力在不斷縮小，在這些領域中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在不斷加大，與此相適應，國有企業也逐漸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作為政府直接配置生產要素資源的工具載體作用也在弱化。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雖然政府手中直接掌握並通過國有企業這個平臺和工具直接或間接配置的要素減少了，但政府權力結構和資源結構也隨之變化，國有企業作為政府配置資源的工具的作用，以及政府通過資源配置對國有企業發揮的影響反而強化了。
現階段政府手中掌握的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行政資源、經濟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等，除了極少數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外，絕大多數直接或間接通過國有企業這個載體、平臺和工具進行配置，國有企業仍然是很多領域政府配置資源的工具和載體，並沒有像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平等地從市場獲得各種資源，成為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
具體說來，從對國有企業經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角度來看，政府手中這些資源大體上可分為以下七大類：
一是具有網絡性質的自然壟斷資源。主要包括路網、供水網、電網、管網、信息網、頻譜等，這些壟斷資源基本上由政府直接無償用行政手段分配給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處於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地位，從而形成國有企業巨大的壟斷利潤，這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形成的超額的壟斷利潤，構成國企尤其是央企利潤總額的相當大比例。更為突出的是，這些國有企業不僅佔據了某些自然壟斷行業，而且還利用其壟斷地位，將上下游產業鏈的關聯產業、企業結合在一起，形成縱向、橫向高度一體化的壟斷大企業集團。
二是以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自然資源基本上屬於國家所有，各級政府處於絕對壟斷地位。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土地為國家所有，國有企業利用的土地基本上是行政劃撥，沒有價格和價值，不反映企業的成本和效率，並且在土地利用數量上基本上是充足的。此後，隨著房地產價格的暴漲，土地成為影響企業發展和增加政府收入、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資源和要素。與使用權有關的一系列土地出讓的數量、方式、價格，以及土地和城市規劃確定、功能調整、容積率變化等都成了影響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要素，成為政府手中掌握的最重要的經濟資源。這些年來，各級政府除對部分與房地產開發和產業發展有關的土地資源，利用市場機制採取招拍掛的方式外，對絕大多數的國有土地資源都以行政劃撥或協議轉讓方式配置給了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坐地分享了土地和房地產價格暴漲的巨大紅利。這些土地資源成為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有企業利潤的主要來源。除土地資源外，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等自他各類自然資源，絕大多數也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給國有企業並長期無償佔有使用。
三是與市場準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政府掌握的特許經營權，既包括一些特殊行業的經營牌照，如銀行、保險、證券、電信，也包括與特許經營資格、經營範圍有關的行業資質，如基礎設施、公共事業領域等，以及包括准入資格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行政許可。既包括類似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由國家主管部門行政審批的重要產業的進入資格和行政許可，也包括各級政府掌握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領域的特許經營權。目前，從國務院有關部門到地方各級政府手中掌握著對企業經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大量的營業執照、行業資質和行政許可。比如，從事金融、保險、證券等特殊行業的經營，必須經國務院有關部門直接審批，領發特別營業執照。在當前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大環境下，這些特殊經營許可和行業資質，不僅成為政府手中掌握的重要權力，而且成為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源。而部分企業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取得這些經營許可和資質後，通過有形或無形的市場，實際上使這些特殊經營許可和行業資質也形成特殊的市場價格，變成了企業巨大的有價的財富和特殊利益。政府掌握的這些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除了少數民營企業通過不同方式取得外，絕大多數都通過各級政府的行政許可，無償配置給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在這些重要行業處於壟斷或絕對的優勢地位，構成國有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有企業壟斷利潤的重要來源。
四是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政府手中的投資資源，包括直接全額投資、合作投資（PPP）、投資項目的代建代管等方面。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將財政資金無償直接分配給國有企業，由企業投資形成企業的固定資產和生產要素。隨著政府職能的調整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定，雖然政府改變了傳統的將財政資金直接分配給企業進行投資的方式，但是在其掌握的投資資源的配置方面，政府仍然將國有企業作為配置投資資源的載體、平臺和工具。政府每年大量的投資資源，或者由國有企業代建代管，造成這些投資和資產名義上是政府的，實際上是國有企業使用和經營管理的；或者作為政府投資的資本金，直接注入國有企業，形成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固定資產；或者採用政府平臺投資公司的方式，建設項目名義上由企業向銀行貸款建設，實際上是政府提供資源進行擔保或信用擔保，政府最終承擔無限責任；或者採取PPP的方式，使政府大量的合作項目，名義上是吸引社會投資經營，但實際上主要由國有企業來投資，而國有企業投資的背後，是政府的信用擔保和對未來收益的固定回報；等等。通過這些不同的方式，政府將這些投資資源，都直接或間接地配置給國有企業，構成國有企業發展的主要資源和要素，使國有企業從政府投資資源中獲得重大的經濟利益。
五是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這些年來，政府開始用財政資金直接進入經濟領域，參與市場競爭。政府進入經濟領域方式除了直接通過國有企業、平臺公司投入具體項目外，相當部分以設定投資基金或產業發展基金的方式介入市場競爭。大量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由政府直接成立的基金公司、投資公司來管理，這些基金公司、投資公司由於遊離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之外，由財政等部門直接管理，從經濟效益以及對政府產業政策的落實的促進效果來看，可能比直接委託國有企業控股的投資公司或基金公司來管理更差。
六是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政府手中的定價權力以及對企業直接和間接的價格補貼，本質上應該不屬於企業資源要素，但在實踐中它是決定一些企業經營盈利最重要的因素。隨著幾十年來經濟體制和價格體系的改革，大部分商品價格已經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但是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壟斷行業，政府仍然掌握著價格制定和價格補貼的權力。
由於壟斷行業中以國有企業為主，基礎設施領域中國有企業是主要參與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也主要是國有企業，因此，參與政府定價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政府的定價水平和標準通常大大高於企業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潤的水平，這使得國有企業會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在政府價格補貼方面，這些年政府對公用事業除了採取直接的公開的價格補貼外，還更多地採取了對國有企業在土地供應、地價減免、財政專項、銀行貸款等多方面綜合性補貼、支持和補償，從而形成了這些國有企業特殊的超額的利益來源。
七是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本來國有企業的經營性國有資產，應該按照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原則，由國有企業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追求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但近幾年，隨著政企關係的反覆，政府對國有企業資源配置的支配和主導作用加大，從一定意義上講，國有資產本質上已經成為政府配置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2017年中央發佈的《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把金融類和非金融類經營性國有資產列入“創新經營性國有資產配置方式”範圍之內，作為創新政府配置資源的重要領域。
從實踐來看，政府直接和間接主導國有資產配置的領域大體上有四類：
一是國有銀行、證券、基金等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國家和地方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的資源配置尤其是銀行貸款有相當大的支配力和影響力。這種支配力和影響力通常採取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給銀行直接下達貸款指令；有的是採取召開協調會的方式，給銀行施加壓力；有的採取用財政、土地等資源給銀行以適當補償的方式，引導銀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實貸款指標；有的以政府的信用給銀行擔保，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這既給國有金融機構的擴張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又給國有金融機構帶來了很大的金融風險。政府對銀行的干預，一方面給國有企業經營發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使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從國有銀行獲得數量更大、利息更低的資金，形成“國進民退”的發展格局；另一方面也促使國有企業高負債率的形成，阻礙了有進有退的國有經濟佈局調整，使一些“殭屍企業”或大量的低效率的國有企業長期滯留下來，給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帶來長遠的不利影響。二是納入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龐大國有資產。這些多年積累下來的數量巨大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除了部分資源類國有企業根據市場規律配置外，其餘實際上成為政府推動經濟發展、落實產業政策等的工具和平臺政府通過不同方式實際上支配著國有資產的配置和使用，其中包括對一些重要基礎設施、公共事業、重大建設項目以及帶有政治性的項目，政府通常直接發出指令，國有企業按照政府的計劃投資建設。對政府的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扶貧工程、對口支援工程以及援外工程，國有企業通常按照政府的指令，不計成本，不計回報，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上級的政治要求。三是政府直接舉辦的以融資為主要內容的各類投資平臺公司。這些平臺公司實際上是政府職能的延伸，是政府配置資源的直接平臺，這些投資平臺的負債基本上是政府的直接負債。四是近幾年政府以各種理由直接舉辦的遊離於各級國資委之外的各類國有企業。
這些年來，政府採取不同方式，通過國有企業這個平臺、載體、工具、抓手，用行政手段直接或間接地配置了龐大的經營性的金融類和非金融類的國有資產，一方面使國有企業成為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抓手和行使經濟社會職能的工具。另一方面，也使國有企業從政府掌握的行政權力和行政資源、經濟社會資源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其在相當多領域處於壟斷和優勢地位。
上述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從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機制的要求來看，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長期、根本的要求來看，都應該通過市場機制發揮市場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但事實上，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這些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係，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這一方面形成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和不公平競爭的環境，妨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發揮，另一方面還鼓勵國有企業憑著特殊的地位和政府的政策，盲目擴張，擠佔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形成國有經濟佈局不合理、產能過剩、“國進民退”的格局，給國有企業發展帶來長遠不利影響。與此同時，國有企業靠政府的資源優勢取得的經營業績和資產增值，掩蓋了國有企業在經濟效率、經營成本、體制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利於促進國有企業內部機制的改革。
基於以上分析，我有四個判斷：
第一，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並沒有減少。雖然與過去相比，政府直接分配的生產要素的各種權力在不斷縮小，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在不斷加大，但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仍然掌握著影響經濟發展的上述七大類資源，這些資源對經濟發展全局，對產業發展方向，仍然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方式並沒有多大的轉變。近些年，雖然政府不斷放款管制，簡政放權，對部分資源也通過招拍等方式轉讓，但對影響全局的資源仍通過行政手段進行配置，而通過市場進行資源的配置仍在探索之中。
第三，政府把國有企業作為資源配置的工具，將資源主要配置給國有企業的格局基本上沒有改變。與過去相比，國有企業作為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工具載體有所弱化，但政府手中掌握的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行政資源、經濟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等，除了極少數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外，絕大多數直接或間接通過國有企業這個載體、平臺和工具進行配置，國有企業仍然是政府配置資源的工具和載體，並沒有像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平等地從市場獲得各種資源，成為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
第四，市場機制在政府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並沒有充分發揮。國家雖然強調要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各方面也進行一些努力和嘗試，但總體上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並沒有加強。
綜上所述，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實現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首先需要解決好政府和市場、國企和民企的關係問題。具體說來，應該從廣度和深度大力推進五個方面的改革：
第一，大幅度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的權力。盡最大可能將目前政府手中的經濟資源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推向各類市場，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消影響市場公平和市場機制發揮的大量市場準入、特許經營、政府定價的經濟資源，打破國有企業對諸多行業壟斷。通過大幅度減少政府手中掌握的各類資源，並改革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真正形成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二，政府手中必須掌握的少數的經濟資源，要引進競爭規則，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配置給國有企業。對政府手中掌握的經營性的經濟資源，採取招拍掛的方式，通過資源的特許經營權市場化的有償使用，實現政府和市場作用的有效結合，既取得政府資源利用的最大效益，又體現社會的公平性。對於一些非經營性經濟資源，如用於公共服務的政府全部投資項目的建設，可以通過競爭方式實現代建代管。一些有部分收費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項目，可以採取PPP的方式，利用競投等方式選擇合作對象。
第三，堅持政資分開、政企分開的改革大方向，徹底割斷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父子”關係。在壟斷資源和優惠政策方面，政府要逐步對國有企業“斷奶”，把國有企業真正推向市場。國有企業要面向市場，消除對政府資源和優惠政策的依賴性，公平地從市場取得自己生存和發展所需的各類資源。要依靠自己的生命力、競爭力，成為激烈市場競爭中的主體，用逐步“斷奶”的方式，倒逼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為主要內容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倒逼以管資產、管企業向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倒逼企業內部分配、用人、薪酬等內部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使國有企業與市場機制真正接軌。
第四，加快壟斷行業的改革，建立各種所有制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重要的壟斷行業放開准入條件，降低行業門檻，引進民資、外資等多種所有制企業，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把現有國有企業處於壟斷地位的壟斷行業內部的競爭性業務和壟斷性業務分開，將競爭性環節和業務徹底推向市場，優勝劣汰。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環節和領域，引進社會資本，形成多種所有制企業有限競爭局面，同時政府加強價格管制和對其服務質量的監督，形成“必要成本+合理利潤”的自然壟斷行業的盈利模式。
第五，加強國有經濟佈局的調整，加快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退出，形成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機制。近期重點對嚴重產能過剩的“殭屍企業”，對處於競爭激烈領域的商業、物流、外貿、服務業、製造業等國有企業，除極少數已經做強做優做大的企業以外，絕大多數要抓緊退出。從長遠來看，在競爭領域可以生存發展但不符合國有經濟長遠發展方向的國有企業，以及經營風險大、國有企業內部動力機制和風險承受機制不能適應的領域的國有企業都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退出。通過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退出，形成有進有退的國有企業發展機制，優化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
未來國有企業應主要在關係到國家全局的重大戰略性產業，保障國家經濟和社會正常安全運行的重要基礎設施領域，以及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的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即使在這些領域，國有企業也要通過市場機制，公平地獲得政府的特殊資源，平等地享受政府的特殊政策。
通過以上五項改革，我相信當前我們所遇到的經濟困難和問題，有可能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我借用去年演講的一句話作為結束，在國有與民營經濟問題上，國有經濟後退一步，民營經濟生機勃勃；在資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後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
原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政府退一步 中國經濟海闊天空
“在國有與民營經濟問題上，國有經濟後退一步，民營經濟生機勃勃；在資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後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週末召開的“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表示。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國務院也多次提出，要簡政放權。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
但現實卻不盡如人意。張思平說，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見下圖），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係，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他指出，這一方面形成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和不公平競爭的環境，妨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發揮，另一方面還鼓勵國有企業憑著特殊的地位和政府的政策，盲目擴張，擠佔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形成國有經濟佈局不合理、產能過剩、“國進民退”的格局，給國有企業發展帶來長遠不利影響。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靠政府的資源優勢取得的經營業績和資產增值，掩蓋了國有企業在經濟效率、經營成本、體制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利於促進國有企業內部機制的改革。國有企業對政府資源的長期依賴，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難以成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市場競爭主體。
此外，張思平表示，政府資源的配置方式還會對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包括大大降低資源利用效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損失；行政配置造成的國有企業壟斷，給消費者和國家壟斷行業的改革造成巨大影響。
從提升城市競爭力來看，也是如此。“提升城市競爭力，改善營商環境，不僅僅是靠領導的重視、靠環境的整治、靠審批效率的提高，這些雖然重要，但不是根本的。最重要的是，城市能夠給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張思平說，而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最重要的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國企和民企的關係。
張思平以深圳為例說，深圳的成就來源於其公平的市場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這使得大量的生產要素依靠市場的力量聚集在深圳。事實上，深圳市政府這些年來幾乎沒有在國內外招過商。
他建議，要解決好政府和市場、國企和民企的關係問題，應該從廣度和深度大力推進改革。
“未來國有企業應主要在關係到國家全局的重大戰略性產業，保障國家經濟和社會正常安全運行的重要基礎設施領域，以及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的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張思平說，”但即使在這些領域，國有企業也要通過市場機制，公平地獲得政府的特殊資源，平等地享受政府的特殊政策。”
“在國有與民營經濟問題上，國有經濟後退一步，民營經濟生機勃勃；在資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後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我們對未來經濟充滿信心。”張思平道。
具體來看，他認為，可以從五方面著手。第一，大幅度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的權力。盡最大可能將目前政府手中的經濟資源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推向各類市場，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大幅度減少政府手中掌握的各類資源，並改革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真正形成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二，政府手中必須掌握的少數的經濟資源，要引進競爭規則，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配置給國有企業。對於一些非經營性經濟資源，如用於公共服務的政府全部投資項目的建設，可以通過競爭方式實現代建代管。一些有部分收費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項目，可以採取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的方式，利用競投等方式選擇合作對象。
第三，堅持政資分開、政企分開的改革大方向，徹底割斷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父子”關係。在壟斷資源和優惠政策方面，政府要逐步對國有企業“斷奶”，把國有企業真正推向市場。國有企業要面向市場，消除對政府資源和優惠政策的依賴性，公平地從市場取得自己生存和發展所需的各類資源。
第四，加快壟斷行業的改革，建立各種所有制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重要的壟斷行業放開准入條件，降低行業門檻，引進民資、外資等多種所有制企業，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環節和領域，引進社會資本，形成多種所有制企業有限競爭局面，同時政府加強價格管制和對其服務質量的監督，形成“必要成本+合理利潤”的自然壟斷行業的盈利模式。
第五，加強國有經濟佈局的調整，加快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退出，形成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機制。近期重點對嚴重產能過剩的“殭屍企業”，對處於競爭激烈領域的商業、物流、外貿、服務業、製造業等國有企業，除極少數已經做強做優做大的企業以外，絕大多數要抓緊退出。從長遠來看，在競爭領域可以生存發展但不符合國有經濟長遠發展方向的國有企業，以及經營風險大、國有企業內部動力機制和風險承受機制不能適應的領域的國有企業都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退出。
張思平：深圳在改革開放中創造的奇蹟
文章導讀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取得如此偉大的成績，取得這麼多寶貴的經驗，應該歸功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歸功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我認為深圳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特區，作為一個經濟實力位居中國城市前三的現代化大都市，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探索和完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中，是立了頭功的。深圳的探索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經驗。
張思平，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原副市長。
經過三十多年時間，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個上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國際化的特大城市。截至2017年，深圳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三，達到2.2萬億元人民幣，人均國民收入排名第一，達到18.31萬元人民幣，已經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高科技企業集聚和創新基地，全國第三個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口，進出口總額在全國大城市中排名第一，達2.8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與香港等量齊觀，等等。這樣的奇蹟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深圳的奇蹟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在中國其他地方包括其他經濟特區為什麼沒有出現？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國家現代化進程當中歷史地位究竟是什麼？這是研究深圳改革的現在和未來，需要回答的問題。只有瞭解深圳改革開放歷史，才能更客觀地評估深圳改革開放的現狀，也才能更好地研究深圳未來改革中一系列重大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深圳在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作用：
一、深圳是中國從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對外開放，將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窗口
改革開放前封閉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加上“文革”十年的動亂和浩劫，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人民處於極度貧困之中。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放棄階級鬥爭為綱，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並決定改革開放。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主要是從農村起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改革，除了部分地區對少數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點外，實際上還沒有真正展開，對外開放也處於準備階段和探路階段。
鄧小平是中國決定向西方開放的最終決策者。鄧小平之所以決定向西方開放，主要是看到了中國經濟與西方的巨大差距，希望通過向西方開放，引進資本、技術和管理，使中國儘快富強起來。正如鄧小平訪美時感嘆的，二戰後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了，跟蘇聯走的都落後了；他到了日本深深感到日本發展那麼快，我們落後了。在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親眼所見、親身體會，讓這位老革命家堅定中國要從封閉走向開放。然而開放對黨和國家來講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沒有一個成功的經驗可資借鑑，並且也有一定的政治風險，完全要靠自己的摸索，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在整個開放格局中需要有個地方或者叫“窗口”進行試驗。正如後來鄧小平對經濟特區的性質概括的那樣：“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素有對外開放傳統的廣東省主政的領導人，也意識到國家封閉是不行的。當時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經成功實現經濟起飛，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人均GDP已達4080美元，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享有“東方之珠”的美譽。面對經濟繁榮的香港國際化都市，深圳乃至廣東大量農民外逃偷渡香港。廣東省委省政府承受著內地民眾大規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壓力，因此當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以及省委書記吳南生等領導提出要在毗鄰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國外的資金和技術，解決就業、發展經濟的意見。這一設想得到了中央的積極回應，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志鼓勵廣東謀求突破，在深圳搞加工區，引進香港的資源進行來料加工，帶動深圳的就業，增加居民的收入與政府的稅收，同時為落實國家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進行試驗和探索。
這應該是特區建設的初衷。隨著對外開放窗口的打開，深圳從最早的出口加工區的設計，慢慢調整為工業、商業、旅遊等綜合發展的經濟特區。藉助中央給予的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加上樑湘為市委書記的班子的艱苦創業，在較短時間使落後的投資環境得到了改善，逐步吸引到一批港資的“三來一補”企業。同時深圳利用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引進了大批內地外貿國有企業來深圳設立外貿窗口企業，使深圳也成為中國外貿進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這樣經過幾年的開發建設和內聯外引，深圳成為內地封閉經濟與世界經濟對接的一個窗口，在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實踐出了改善環境，引進外資，增加出口，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深圳模式。
1984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對深圳經濟特區給予了充分肯定，明確表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隨後決定將沿海14個城市整體開放，形成東部沿海對外開放的戰略大格局。應該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深圳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窗口，撕開了一個口子，進而實現了沿海14個城市的全面開放，從而使我國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
經過多年的發展，深圳的投資環境得到全方位的改善，除了港資以外，世界上知名的跨國公司也開始涉足深圳和珠三角，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宜的勞工，優惠的政策，建立他們的全球加工基地，從而使深圳和珠三角因此變身為“世界工廠”。
多年來深圳一直蟬聯全國大城市當中出口總額第一的桂冠，出口總額曾經佔全國的40%左右，2017年深圳的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2.8萬億元，其中出口達1.65萬億元，佔全國出口總額的10.8%。深圳乃至珠三角經濟的騰飛和世界工廠的地位為深圳港提供了充裕的適箱貨品，使深圳港也成為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資本流入國作出重大貢獻。
因此，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從深圳實現突破和起步的，深圳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貢獻和地位是國內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具備的。深圳特區建設和發展所取得的其他的成績，應該說都是從發揮對外開放的歷史和戰略地位作用的過程中派生出來的。在中國“千年大變局”“跨世紀的大國博弈”的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中，深圳在歷史上發揮的重要的作用應該是立了頭功。
二、深圳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試驗場
從深圳發展的歷史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場的歷史作用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特區對外開放和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被逼出來的。雖然小平同志在1979年會見加拿大客人時講過，“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但由於當時的環境，那時中央還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本著摸著石頭過河，寄希望於在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中尋求突破的。
在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特區成立的時候，城市的改革還沒有真正起步，在確定深圳興辦經濟特區之初，中央並沒有明確提出特區要搞市場經濟，只是特區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發揮好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深圳特區在建設初期的實踐，使特區的開發以及對外開放和舊的計劃經濟之間產生了難以調解的矛盾充分暴露出來，逼迫深圳衝破舊的計劃經濟的體制，探索新的能夠保障特區建設需要的體制機制，從而使深圳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試驗場。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圳走上市場經濟之路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比如，深圳在特區建設初期，需要解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物資、幹部、勞動力等發展要素，就和當時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管理體制、商品流通體制、物資分配體制、價格管理體制、幹部管理體制、勞動管理體制等發生尖銳矛盾，倒逼深圳去探索適應特區建設的新體制、新機制。又如，深圳特區要興辦來料加工企業，開展“三來一補”，擴大對外出口創匯，也勢必與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外資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等發生衝突。
有衝突意味著要突破，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深圳在建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箇中國從計劃經濟突圍，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先鋒的角色，客觀上使深圳最早打破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引進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機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市場機制，吸引和聚集了國內外大量的資金、勞動力、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種發展要素，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使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在發展了二十幾年後成為國際大都市。從1980年到1995年，在15年的時間裡，深圳引領了全國市場經濟體制探索的潮流，成為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一個試驗場。
深圳目前形成的高科技、金融、物流等支柱產業，從本質上講，也是多年來深圳率先進行的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沒有長期在產權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科技管理體制、金融體制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沒有比較完善的市場環境和發展環境，深圳高科技產業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
三、深圳是中國社會轉型，建設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會的一個探索者和先行者
由於深圳經濟特區具有毗鄰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幾十年來，深圳與香港乃至全球信息連通，跟國際市場高度融合，每天有幾十萬人在深港之間穿梭流動。所以，香港的法制自由、民主、多元文化、廉潔政府、誠信透明等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深圳接觸得最早、感受得最深、受到影響最大。
隨著深圳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經濟實力以及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深圳市民必然會要求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有相應的變革。在實踐中，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深圳在社會轉型方面先行一步，深圳的社會組織發育、基層民主自治、市民參政議政意識的形成、法制觀念的增強、政治生活的參與等等，都領先於全國，實質上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探索者和先行者。雖然這一過程充滿了困難與曲折，很多嘗試甚至沒有得到延續，但是它在促進中國社會轉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可能是當前難以估量的。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來深圳工作或者創業的人，對傳統的經濟、社會、行政、政治體制的弊端的認識和感受較為深刻。對改革創新、政治文明、民主法治等現代社會大多充滿嚮往。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敢來深圳闖的人，大都是有著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們成為深圳推動民主法治社會轉型，政治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他們在幾十年特區建設過程中不斷努力進行著探索，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遇到了挫折。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在蛇口就開始實行基層民主選舉、社會監督和內部競爭，由此引發了一場蛇口風波。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深圳已經邀請國內改革家和思想家對深圳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改革進行過系統的設計，其深度和廣度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是相當大膽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系統的設計未能在深圳進行實踐，但深圳仍然在盡最大努力，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不斷地推動著社會轉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這其中包括20世紀90年代深圳社會組織的發育，基層民主機制的形成，政府自身的改革轉型，公民參政議政的熱情，輿論監督的力度，相比內地，深圳應該做了許多先行探索。
我相信，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文明制度的建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大目標的大勢所趨，曲折是難免的，但方向是任何人都難以扭轉的。在這個過程中，在遼闊的大地上總會有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率先進行試驗和探索，而這種試驗和先行的條件與環境，內地的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深圳這樣良好的社會基礎、氛圍和環境。社會主義應當有自己的民主，而且按照鄧小平同志所講，社會主義民主應當比資本主義民主有更高的層次，法治、文明、自由、公平等應當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本要素。鄧小平同志在決定改革開放的時候，就提出改革成敗的三個標準：一個是經濟上要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二是政治上要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文明發展得更好；三是要比西方民主培養更多的治國理政的政治人才。雖然深圳沒有提出建政治特區，但實際上深圳過去幾十年來都是按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方向，不斷探索，不斷進步的。
四、深圳是保證香港迴歸後繼續繁榮穩定的強大支撐
深圳特區最早成立的時候，僅僅是借鑑香港的經驗，引進香港的資金，探索實行對外開放的新路子，中央並沒有賦予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職責。當時作為邊陲小鎮的深圳，也沒有能力和條件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隨著深圳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市規模的擴大，深圳與香港的關係和地位發生了變化，兩地經濟社會的全面融合，使深圳實際上已經成為保證香港順利迴歸後繁榮穩定的一個強大支撐。
1997年香港迴歸的時候，深圳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可觀，當年深圳的經濟總量已達1130億元人民幣，進出口總額已達450億美元，並且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迅速增長，到2016年，深圳的經濟總量與香港已經持平。隨著深圳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現代化的建設，深圳對香港的經濟轉型、發展和穩定，提供了強大的支撐，也改變了香港、深圳長期以來形成的“前店後廠”的基本格局。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製造業逐步轉移到深圳乃至珠三角，為香港產業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高端服務業升級，創造了歷史機遇。深圳在承接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程中，通過體制創新、科技創新，不斷推進產業升級，逐步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基地，同時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務業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深圳的發展和崛起為香港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經濟和金融支撐，使香港能夠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型，從而提升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如果說過去深圳的發展離不開香港的輻射和帶動，按現在的形勢看，香港和深圳在經濟上已經是等量齊觀，並駕齊驅，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未來深港將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之一，成為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深港經濟共同體”。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深圳經濟特區是保障香港迴歸後繼續穩定繁榮，實現“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一個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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