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在全世界獲得了無數的神聖光環，被許多青年膜拜景仰，“渴望像格瓦拉一樣摩托行天下，渴望儘量填充一絲理想主義，渴望自己的靈魂像白紙一樣，然後尋找生命的方向”。
這個是切·格瓦拉最著名的肖像，是1960年由著名攝影師阿爾貝託·科爾達所拍攝，據說是人類歷史上複製量最大的頭像之一，這個頭像不僅出現在壁畫、遊行、音樂會等各種公共場合，也出現於郵票、服裝、杯子、鑰匙鏈、皮帶等生活用品中。
一個以革命為終身事業的男人，最終在人類社會中以無差別的形式出現在各個領域，並受到狂熱崇拜，不得不說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可以同切·格瓦拉一樣既被主流文化接受和瞻仰，又被非主流文化推崇膜拜，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他的與眾不同。
切·格瓦拉用後世對他的評價向所有熱愛和痛恨他的人證明了一個道理：一個人的價值來自他的精神，與階級立場無關，與國家民族無關，甚至與生死無關。
那麼切·格瓦拉到底因為什麼被人如此推崇呢？
他是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格瓦拉於1959年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後，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策動共產革命。
格瓦拉在飢寒交迫中迎來了人生的謝幕
首先是剛果，然後是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並於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死後，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在這位傳奇革命家短暫的生命歷程裡，他的聲名在另一個革命王國——中國並不顯赫，然而今天的中國，切的名字已為千萬人所傳揚。
在中國數以萬計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許不會有幾個人去讀一讀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剛剛撰寫的紀念長文，更不會有幾個人對切的治國理念和游擊戰方略，以及他在非洲的扎伊爾期間巨大的內心變化感興趣，因為那些太具體、太瑣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
許多人推崇切，沒錯，但他們推崇的是作為一個符號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個切。
格瓦拉
隨著“紅五月”、“反戰”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個性解放、反抗權威和秩序的思潮席捲了整個上世紀70年代，敢於反抗霸權、壟斷、資本和權威，並具有不戀權勢的清教徒特質和“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無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為這一代充滿叛逆和反權威思想、追求個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屢屢以微薄力量挑戰強大軍事機器的行為，在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滿了浪漫主義氣質。
於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們當中成為偶像、符號和英雄，他的頭像被高舉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戰標語和旗幟上，甚至環保主義者也會把切·格瓦拉當做自己的保護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搖滾樂手唱響，形象被印在從雪茄煙盒到T恤五花八門的物品上，庇佑著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為全球性的符號，
他象徵著叛逆、自由、反威權、不逆來順受，也許一些以切的名義發起的行動其實恰是切所反對的，也許只有南美鄉村和貧民窟裡的窮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說、切所想的，但這並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個符號。切在中國真正的大眾化，卻是隨著搖滾樂隊的載歌載舞和文化衫，隨著MTV、電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為一種時尚傳入，並迅速地本土化。
如果說在西方，切的符號更多出現在街頭，在中國，他卻往往呆在臥室或音響室的天花板上，或個人電腦的壁紙上;如果說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種群體符號，在中國，他卻被無數個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數來自勞工和邊緣階層不同，在中國，切往往是“精英”、白領、小知識分子等的話題，卻通常不為普通勞動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敵人，後者的朋友)，他們津津樂道於切的廉潔，切的理想主義，他們對切在古巴銀行行長任上嚇跑貪官汙吏的軼聞耳熟能詳，對切的積極反美更讚不絕口，卻未必敢領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難效仿其騎著摩托車遍訪拉美民間疾苦的顛沛生涯。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僅因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別人也在談論切而去關注，去追慕，卻並不瞭解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階層的阿根廷人為與窮人打成一片，在演講時幾乎永遠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眾語言。
對大多數中國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種時尚，一個符號，而不是一個思想。
切·格瓦拉
同樣是符號，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國的頗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後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義者，這和符號的特質有關：不論在哪裡，切都被當做對人們心中不滿的逆反，不滿的差異，自然也產生了作為符號不同的切·格瓦拉：
中國的切迷對全球化不會有太多切膚之痛，而在另一些國家，激進青年們也不會對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產生多少興趣。
英雄時代早已離我們遠去，在這個消費至上的時代，商場、競技場的經營成為社會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
在今天的中國，在缺乏英雄的年月裡，切·格瓦拉這樣的英雄符號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當做人們的心靈寄託，而且如陳年佳釀，歷久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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