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的招錄往往暗流湧動。表面看來，精英大學通過各項指標挑選優秀的人才，但實際上“公平”問題仍然存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劍橋大學訪問學者謝愛磊博士，在下文中從社會資源角度，揭露美國大學的招錄“潛規則”，或許能讓你對美國大學招生產生新的認知。
文｜謝愛磊
誰的精英大學？
大眾或都認為精英大學能夠給普通人帶來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孕育了向上層社會流動的夢想。
但真相恰或相反。
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大多都表明：只有少數來自底層的學生叩開了精英大學的大門。例如，在美國最精英的大學裡，僅有3%至11%的學生來自於家庭收入為全美最低四分之一的家庭。
所謂的商業巨賈和社會名流，其子女就真的智商卓越，超人一等嗎？麥克揚曾在自己的大作《賢能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提到，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個人的流動不再依賴於個人的出身，而應當取決於個人的天分和成就。按照他所提的賢能主義思想，精英大學錄取到的勢必也應當是那些最有能力的學生。
不過，真相卻是另一面：我們的精英大學所做的，不過是把最有權勢家庭的子女請進了自己的大門，為他們在將來成為商業領袖和政治精英鋪平道路。
精英大學到底如何把商業巨賈和社會名流的子女請進自己的大門？在招錄方面所給予的政策傾斜和特殊關照是項重要的工具。就美國精英高校的情形，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丹尼爾（Daniel Golden）著作《The Price of Admission》可謂醍醐灌頂。他指出，美國精英大學通過各項傾斜措施白人的關照，一點也不亞於贊助性行動計劃給予非洲裔群體的關照。
在美國的精英大學，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在文理學院，則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生是通過各種傾斜政策獲得入學資格的。其中，本應獲得傾斜政策關照的少數族裔不過佔到被錄取學生總量的10%至15%而已。白人才是真正地被關照到了的群體。
加州大學（伯克利）前校長羅伯特羅伯特（Robert Rigeneau）曾提及，保守估計，完全按照學術標準來錄取的學生可能只佔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新生總數的40%而已。
發展性個案——如何招收有錢人
1980年，杜克大學的簡（Jean Scott）接管了該校的招生工作，她還同時接管了一個盒子。盒子裡裝的都是那些申請該校極有可能被拒、但卻被校長列入了要特別考慮的名單的學生。
杜克的校長之所以要特別考慮這些學生，倒不是因為他認為這些人將來可能會有非凡的學業成就，而是他們都是商業巨頭的子女。錄取他們就意味著獲得大筆的捐贈。
當時的杜克大學還是南部最佳大學，但是它雄心勃勃，想要變成全美最佳。問題是，它缺錢。杜克沒有哈佛、耶魯等名校那麼幸運，後兩者可以輕鬆從校友和校友父母那裡獲得大量捐贈。對像杜克這樣年輕但有抱負的大學而言，發展性個案（development cases）則是個上佳的招生策略。
所謂發展性個案，就是指招收那些資質不夠，其父母又和學校沒有多少關係，不能享受校友關照，但其父母卻極有可能在將來捐款的學生。莫德（Maude Bune）算是通過這一個案得以錄取的典型個案。她在2001年申請杜克。申請的原因也很簡單——她喜歡上了該校哥特風格的建築。不過，問題是，她成績一般——班上的前20%都算不上，又不是少數族裔，也不是運動員或者校友。
但她卻的確有吸引杜克的地方——家族財富。她家族在伊利諾伊州的地位就如杜邦之於特拉華州。在杜克發展辦公室的幫助下，她成功申請杜克。果不其然，她的父母也很快變成了杜克捐贈基金的聯合主席。僅至2004年，他們就已捐贈至少10萬美金給杜克。
在當時，杜克的目標是在2003年籌集到24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在1998年，其捐贈基金的規模不過15億美元。杜克的發展性個案策略，幫它招徠了成百上千有錢人家的孩子。這些學生資質不夠，與杜克也沒有校友的紐帶。杜克唯一期待的，就是他們的父母能夠將來有一天慷慨解囊。這一策略也的確幫助它獲得了大筆捐贈。
當然，這一策略本身師出無名，不能公開，它是大學招錄過程中的骯髒秘密。其最得力的鼓吹手主要是發展辦公室或者捐贈辦公室，申請者首要的資歷是錢。政府的公共財政支持連連下降是其最大的驅動力。
那到底要花多少錢才能拿到入學資格呢？大學招生諮詢專家說：假如捐2萬美元的話，你的子女就能引起捐贈基金規模約在幾百萬美元左右的文理學院的重視了。對於錄取難度稍大的大學，大概需要至少捐個5萬美元——當然要保證將來會捐贈更多。對於排名前25的高校，起步捐贈是10萬美元。排名前10的高校，則至少是25萬美元——通常是七位數。
要注意，直接與招生辦公室的人說你要給錢是一件粗魯的事。你要委婉地通過中介——預備學校的發展辦公室頭頭，目標大學董事會的朋友，或者獨立的大學諮詢人員——告訴對方。
名流因素
精英大學也喜歡招收名人的後代。當然，他們不會為名人子女搞一個專門的照顧政策。所有名人子弟都被納入發展性個案的範疇，與商業巨頭和公司領袖的子弟列到一份名單上。紐約大學的發展性個案名單裡就包含了所謂“著名”申請人這一類別。這些“著名”申請人大部分來自於娛樂業和政治圈。
美國的精英大學願意為錄取他們降低標準，原因之一在於他們父母的捐贈。但實際上，大部分名人都不是大捐贈者。大學想要的還有另一樣東西——名人效應。
這種效應可以轉化為大學的聲望，吸引公眾對大學投入更多的關注。精英大學希望通過名人的子弟獲得公眾的關注——這可以刺激更多的人申請該所學校，可以幫助學校佔領名人雜誌和媒體的封面，可以讓學校變得炙手可熱。名人子弟不僅帶著他們父母的光環，也能把他們的父母帶進學校，在開學典禮上露個面。錄取諮詢專業人士說，在名校布朗，名人的地位至少可以抵100分的SAT成績。
社會不平等與優勢地位的延續
美國的精英大學經常鼓吹說，它們在錄取新生時，是“無視需求”（need-blind）的，也就是說，在錄取時，他們不會看學生是否付得起學費，又是否需要申請獎助學金。是否果真如此，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另一點倒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絕不是“無視財富”的（wealth-blind）。他們從精英的預備學校招生了大量的學生，並告訴招生人員要特別留意有錢人家的孩子，這有助於他們獲得捐贈。否則，他們就可能招收到許多來自底層家庭的學生，將來的校友們也將會是窮人。
大約160多年前，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托克維爾曾說道，美國永遠不會有貴族，因為這個新興的國家沒有長子繼承製。在當時的歐洲，父母正是通過這一手段將自己的財富聚集在下一代的某個人身上。在美國，家族的財產會被子嗣均分，富不過三代，身世很難延續。
不過，他大概沒有預料到，在今日美國，貴族用不到長子繼承製來維護自身的世襲地位，他們藉以保存自身地位優勢的，是另一個工具——大學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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