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深度、熱度、角度——
良工苦心 妙筆生輝
——畫家鄧錫良先生追記
作者
張戈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名士則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悠悠數千載，聊城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名門望族、鄉賢雅士燦若星河，既有治國安邦的名卿賢相，又有名揚天下的鴻儒碩學……這些人或出生在聊城，或在聊城工作生活，與聊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他們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也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構築了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放射出光照千秋的文化精神。
一位名人，一段雅事，傳承著地域的文脈和人文精神。鄧錫良就是其中一位。鄧錫良（1928一2014年），河北涿州人，當代著名寫意花鳥畫家。鄧錫良先生與聊城，因畫而結緣。鄧錫良青年時即拜高唐籍國畫大師李苦禪為師，與之交往甚密；李苦禪大師故去後，鄧錫良又曾多次來到聊城，弘揚畫藝，與聊城結下了不解之緣。本文截取鄧錫良先生平生二三事，以寄追思。
鄧錫良（左）與李苦禪（右）合影，1958年
拜師學畫常有得
1954年，鄧錫良就讀於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先生在兒時便愛好畫畫，常畫些日常生活所見到的事物景物。啟蒙老師是涿州畫家王恨庚，由此有了繪畫的基礎。入讀北大後，開始參加學校的美術社團活動，但苦於沒有名師指點。
愛好畫畫的他，週末常去北京東單觀音寺衚衕的和平畫店看畫，並與開畫店的畫家許麟廬的兒子熟悉。一天，許先生的兒子指著一人告訴鄧錫良：“你看，那就是李苦禪，大寫意畫家。”以後，鄧錫良在畫店又多次遇見苦禪大師，可就是沒有勇氣貿然上前說話。鄧錫良曾回憶道：“我當時就是一窮學生，苦禪先生已是大寫意花鳥畫名家。試量了好幾次，就是沒敢。”1956年初夏，一個週日的上午，鄧錫良又到和平畫店看畫，正巧苦禪先生也來了，鄧錫良鼓足勇氣，上前向苦禪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說想拜他為師，北大美術社團想請他去講課。苦禪先生慈祥的微笑著，拉著鄧錫良的手坐下，問了問美術社的情況，並慷慨答應了鄧錫良的請求，進而鄧錫良成為苦禪先生的入室弟子。這段帶有傳奇色彩的拜師經歷，沒有舊時磕頭、擺酒席那一套俗禮兒，是窮苦出身的苦禪先生，最理解向他學畫的這位窮學生。鄧錫良曾多次向人們說起過，每次都面帶驕傲的神情。
鄧錫良向苦禪先生學畫，主要在“文革”之前。那時，下午就苦禪先生一人在家，沒有什麼干擾，苦禪先生也不保守，親手給做示範，畫完之後稿子讓他拿走。鄧錫良晚年課徒時說：“老師都是給做比劃。說的文雅一點，就是直觀教學；說的通俗一點，就是比劃。這樣比說幾百句、幾千句都強。你光說不示範，別人還是不懂。”
鄧錫良晚年時曾說起，當年苦禪先生曾囑咐他畫畫用筆要慢，當時理解不了，現在理解了。當時苦禪先生說：“你看好嘍，我給你畫。這張畫，要好好保存，以後既有藝術價值，又有經濟價值。”這可是一張四整紙的鷹。
苦禪大師對鄧錫良寄予厚望。鄧錫良習作每有所得，苦禪先生便頻加鼓勵，予以題跋。積累下來，同苦禪先生合作或有苦禪先生題跋的畫作，竟有數十幅。還有一些示範稿，有大有小，有的只簽名沒蓋章，有的只蓋一方印章、沒有簽名。1958年的一天，鄧錫良參加學生勞動，在北京海淀區青龍橋農田地裡看到一片土豆花，觸發了創作靈感，事後遂以土豆花為題材進行創作。苦禪先生看到這幅靈氣的作品後，欣然題字鼓勵：“錫良弟畫土豆花，餘生平為初見，亦創作也。”此後，鄧錫良先生又以豆角兒為題材創作了一副佳作。苦禪先生讚賞之餘，題曰：“如此畫法內容新穎，筆法亦隨之改變，亦創格也，錫良弟多從此著想可矣。”
苦禪大師在鄧錫良的佳作上留下了許多不可多得的墨寶。這些已成為研究苦禪大師藝術、見證二人師生之緣的珍貴資料。
師生情緣於細微
即便在晚年，鄧錫良先生仍經常向弟子們講起他與苦禪大師的一些往事。
1958年初夏，鄧錫良完成了北大的學業，將赴通州師範任教。臨行，他向苦禪先生辭行。苦禪先生當時經濟條件也不富裕，但毫不遲疑的從兜裡掏出一個小手帕，翻出僅有的六元錢交給鄧錫良，讓他以備路途勞頓之需，令當時的鄧錫良哽咽無語。
上世紀70年代初，鄧錫良在北京二十八中任教。當時的生活條件很差，教課任務又重，以至於累得雙腿浮腫。他寫信向苦禪先生報告工作、生活時提到了這個情況。苦禪先生看信後很是掛念，很快回了一封長信，內容如下：“錫良仁弟如唔：示悉，身體不佳多由於工作勞累之故，能向組織上請假休息為是。為工作做好要向長處想，否則，如病重亦不利於工作。曾記得說，身體為工作勞動之資本，弟曾知之乎？近吾領燕兒正在忙於大畫之作，有數處邀我做大畫，實不能分身矣。望弟多加珍重，休養是盼！”不足一個月，苦禪先生又寫了一封來信：“錫良弟如晤，上月中接弟信知身體不適，曾去廿八中信一封，乞未見覆，近身體復健否？甚悶！甚悶！節前甚忙，假期中家來人甚多，我又不得出門，先發一封，翌即去往視，餘面敘，專此即問早復健康。”苦禪大師對鄧錫良可謂關心備至。
苦禪先生是高唐人，喜食香椿。每年春天的穀雨前，鄧錫良總是摘涿州老宅的頭茬嫩香椿孝敬老師，讓老師嚐鮮。“文革”中的一天，鄧錫良照例把香椿送到苦禪先生家裡。苦禪先生當時也被扣上“黑畫家”的帽子，處處被人監視。老人默默地看著，半晌說了一句話：“別來了，危險！”可是鄧錫良照例來向老師學畫。2008年，中央電視臺《夕陽紅》劇組到鄧錫良先生家中錄製節目，80歲的老人說起給苦禪先生送香椿芽的這段往事時，眼含淚水，感念師恩，話語哽咽。
在苦禪先生去世的前兩天，鄧錫良前去看望，苦禪先生說想吃西瓜。當時是1983年的6月份，那個年代，北方還無大棚種植，西瓜是稀罕物。鄧錫良於是託人去買，人家說西瓜6毛錢一斤，你買嗎？鄧錫良二話沒說，一大早買後立即給苦老家送去。那會兒苦禪先生還未起床，說你等會兒，我馬上起床。鄧錫良怕耽誤老師時間，沒等，就走了。兩天後，苦禪先生心臟病突發，辭世。鄧錫良趕緊趕到老師家，師弟李燕告訴他說，送來的西瓜父親才吃了一半，但圓了苦禪先生一個願望，他對老師沒留什麼遺憾。
鄧錫良先生常用的印中，有一方白文“鄧錫良”印。鄧錫良視它為珍寶。在一些滿意的畫作上常鈐用。關於這方印的來歷，鄧錫良先生說是上世紀50年代末，苦禪大師請齊白石的學生劉冰庵先生刻的。這方名章後被收入《劉冰庵篆刻書法選集》中。晚年時劉錫良先生說：“自己沒時間搞篆刻，有愧於苦禪老師；劉冰庵先生生前生活清苦，刻了印章也未收報酬，自己也沒有買禮物去看過他，覺得很對不住他，劉冰庵先生去世的早，很可惜。”
1987年，苦禪大師的夫人李慧文女士提議在濟南李苦禪紀念館為鄧錫良舉辦畫展，並鄭重的告訴他：“辦這個展覽是苦禪先生的遺願，你和別的學生不一樣。”畫展的作品也是李慧文女士，苦禪先生的哲嗣、著名畫家李燕，鄧錫良三人共同挑選出來的。李慧文女士興奮的讚歎“件件是精品”。展覽時觀者如堵，好評如潮。雖成績卓然，鄧錫良卻了無自顯之心，誠如其所言，一為求教於群眾，二為陪伴恩師英魂也。
這些情節足以說明苦禪先生對鄧錫良的看重。鄧錫良也做到了，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一提起苦禪先生，也總是充滿了崇敬和感激之情。二人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師生之情。
一脈相承苦門風
白石老人有次買繪畫顏料時，買了兩份兒。別人就納悶兒了。殊不知他是以這種方貼補弟子，苦禪先生受過此“殊榮”。到了苦禪大師這裡，更是贈畫送錢給弟子。鄧錫良一脈相承，對他的弟子也是關心備至，並常說“凡我所知，必全相告”，也從不收學生學費，還經常饋贈畫稿，弟子們手中都藏有他不少畫稿。
有一軼事，可供一讀。上世紀80年代，鄧錫良先生尚在北池子頭條四號居住。一天，有一鄰居老者登門，說喜歡他的畫，能不能給畫一張，先生慨然應允。還有，他在北京二十八中教課幾十年，凡是喜歡他畫的，無論是教師還是鍋爐工，他都給畫了。還有一段更經典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錫良先生應邀去湖北武漢作畫，當時湖北省負責接待的某處長，見鄧錫良先生為賓館服務員作畫，便上前阻止，並說：“她們都是臨時工，不能給她們畫畫。”當時先生隨即反問道：“這畫筆是你拿著還是我拿著？”答曰：“當然是您拿著。”先生正色道：“那你還問我給誰畫畫嗎？”他就是這樣對待普通喜歡藝術的老百姓的。在他眼裡，人人都有喜愛藝術的權利，在藝術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人人平等。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錫良首次來聊城，由於旅途勞頓，腰痛的直不起身來，稍加按摩後，忍著痛疼為老朋友一一作了畫。2006年秋，高唐李苦禪藝術館向鄧錫良先生徵集作品，當時鄧錫良的夫人已病重，可他仍立即畫了一幅四尺整紙的《雄雞》，並題“學生鄧錫良敬寫”。2008年4月，鄧錫良應邀來聊城，在友人的陪同下，到高唐拜謁李苦禪藝術館，臨走時他也沒有忘記為藝術館裡的服務員留下兩幅墨跡——《墨牡丹》《白鷺》。
鄧錫良先生不僅畫風和做人都傳承苦禪大師遺風，就連書法作品上的句子也有苦禪大師的影子，常寫“施恩慎勿念，受恩慎勿忘，此苦禪老師之教也”“與人平和，廣交朋友，與畫平和，可除霸氣，是為上”“畫道本寂寞之事，默然追求，自有長進，狂傲是一種病態”……
國內文博知名專家宗同昌老先生與鄧錫良有過交往。熟悉並瞭解他的人品和藝品，曾高度評價：“鄧錫良跟隨苦禪先生學藝幾十年，他是真正的大隱隱於市的人。他畫的大部分雖然都是小題材，可都是大智若愚的好作品。他性格耿直，看不慣如今人心不古、大師滿天飛的社會。他深居簡出，筆耕不輟，所以繪畫才能進入佳境。他是中國繪畫史上有貢獻的一個重要畫家。”
從齊白石到李苦禪，從李苦禪又到鄧錫良，鄧錫良又傳授了下一代。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一脈相承，綿延不斷。
賈新偉
聊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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