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來說，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了核心領導層。隨後，又掌握了中央紅軍的最高指揮權。由此，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逐步確立。寫下了他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一頁，一直為世人所稱讚不已。
本文摘自《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願》，孟慶春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3
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於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前，教條主義在全黨居於統治地位。特別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利，使紅軍被迫長征，中國革命到了危機關頭。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長征路上召開了遵義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了核心領導層。隨後，又掌握了中央紅軍的最高指揮權。由此，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逐步確立。寫下了他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一頁，一直為世人所稱讚不已。
毛澤東為了糾正錯誤路線，不得不借別人的碼頭打仗。他說過：“遵義會議是借別人的碼頭打仗的。”《遵義會議文獻》，第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毛澤東所借的碼頭，當時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指當時處於領導地位的一部分犯過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與政治路線上的“左”傾錯誤的同志。具體地說，即指張聞天與王稼祥。誠然，張聞天與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前就曾表現出對“左”傾路線的不滿，並批評過錯誤的軍事路線。通過正反兩個方面革命實踐的教育，他們已經開始覺悟。
第二個，是周恩來。在王明路線統治中央時期，周恩來是重要領導人之一。黨內是政治局常委，軍內是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三人團”成員之一。爭取周恩來的支持非常重要。周恩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同李德接觸較多，曾經與李德進行過多次爭論，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軍事主張和作戰方案。毛澤東在長征路上給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議，都是同周恩來談妥的。他建議中央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把紅軍隊伍拉到貴州，也是先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並通過周恩來去實行的。
第三個，是前線指揮員。毛澤東在長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去接近當時的軍團負責人，用自己對革命戰爭正確的認識去啟發、教育前線指揮員，讓他們去揭批“左”傾領導人所犯的錯誤。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回憶說：
我到遵義後，毛澤東同志當天就在他的臥室接見了我……當我談到部隊已經怨聲載道時……毛澤東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況很重要，並要我在會議上發個言。李卓然：《參加遵義會議》，載《星火燎原叢書》（二），第15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1935年1月7日，紅軍突破烏江天險後，佔領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由於紅軍突然改變行軍方向，甩開了原來尾追和堵擊的敵軍，在遵義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時間。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共20人。
伍修權回憶說：“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志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遵義會議文獻》，第1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為開好這次會議，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工作。張聞天根據事先和毛澤東、王稼祥討論的意見，起草了一份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也特意準備了一份書面的發言提綱。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由他首先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只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錯誤，在軍事指導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認為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敵人的強大，以白區和其他蘇區的工作配合不夠，堅持為錯誤的軍事領導辯護。隨後由周恩來作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他詳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著重指出了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既批評了博古、李德，也主動承擔責任，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接下來，由張聞天做反報告，對“左”傾軍事路線進行尖銳的批評。會場沒有排名次，也就沒有排座位，戰爭環境中的會議，常常是這樣的，各人順便找一個地方就坐下來。
博古看了看會場，見還有五六個凳子空著，問周恩來：“彭、楊、李、劉可能一時到不了會吧。”周恩來點了一下頭：“彭、楊估計下午可以到達；李、劉住得遠一點，看晚上能否趕來?”
於是，博古對大家說：時間緊迫，那就不等他們了吧，我們先開著。會場靜下來，沒有反對的意見。博古從一隻黑挎包裡取出那份事先準備好的報告提綱，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鏡，然後對大家說：“同志們，根據黎平會議決定，我們在這裡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軍湘南以來，大家意見很多，一路爭論，各持己見。統一起來，爭論的中心有二：一為對五次反‘圍剿’戰爭的認識，二為對突圍西征以來的軍事指揮的看法。現在，趁此機會，利用幾天時間，大家好好討論討論。認真總結過去，以利下步行動，這是本次會議宗旨。不知恩來同志還有什麼意見?”
周恩來擺擺手：“沒有意見，就這樣開吧。”博古接著說：“如果是這樣，我代表中央先作一個反‘五圍’的總結報告。然後，恩來同志再作一個關於軍事方面的報告。報告完了，大家再研討，提提意見。”
這時鄧小平走進會場，看見會議已經開始，於是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找了一個空位置坐下來。幾個看見他的人，朝他點點頭。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綱，不緊不慢地說：“同志們，國民黨蔣介石對我們的第五次進攻，我們是沒有給予粉碎，作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我是有責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麼責任，他卻具體說得很少。接下去他卻把這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力量的強大；強調當時白區反帝反蔣運動沒有顯著進步，瓦解敵軍的工作做得差，游擊戰爭開展得更不夠，各根據地互相配合不夠密切；又誇大了根據地的後方物資供應工作沒有做好等客觀原因。
博古作報告的時候，毛澤東從上衣下邊的大口袋裡掏出一摞摺疊成一本的毛邊紙，形同一個老百姓家記流水賬的賬本，放在桌上，然後又從上邊的小口袋裡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鉛筆，聽到他認為有歧義的地方，便用鉛筆在毛邊紙上寫著，一會兒工夫，竟然寫了好幾頁。
博古結束了他的報告，對大家說：“下面請主持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同志作軍事報告。”沒有掌聲，不知是什麼原因，可能是他的報告大家不感興趣，也可能沒有鼓掌的習慣。隨後，博古收拾起桌上的報告提綱，把提綱放在挎包裡面，留神地看著大家，想從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剛才報告的態度：是擁護抑或反對？是贊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畢竟還是有幾分緊張，透過鏡片，可以看出他一雙焦慮的眼神，有點誠惶誠恐的樣子。
這時，周恩來拿著他準備好的那份報告提綱站起來，以深沉的目光環視著在座的所有的人，沒有即刻說話。大家也認認真真地盯著他，表現出一種期待的神情，看周恩來到底報告講些什麼。事實上，周恩來代表軍委所作的軍事工作報告，較客觀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的全部情況，實事求是地指出這次“圍剿”戰爭的失敗，在軍事指揮上確有問題。他對大家說：“這次戰爭，我們之所以沒有取勝，有各種客觀原因，不容否認。但軍事上，我們犯了錯誤。”王建元、沈世豪、林學勤：《中國有個毛澤東》，第126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接著，周恩來對軍事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一個交代。周恩來大約講了四五十分鐘。如果說，博古的報告在找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原因時多從客觀著手的話，那麼，周恩來的軍事報告則從主觀上下了工夫。周恩來報告完畢，當主持開會的博古宣佈請大家提意見時，會場沉默了一會兒。
兩個報告，激起了不同的反響。
李德通過翻譯伍修權，聽到了周恩來在報告中指責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似乎還隱隱約約地提到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來講的一些事例，李德一聽，便知道是指他。於是，坐在過道的門邊露出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但又不好發作，便一個勁地抽著雪茄來發洩他心中的不滿。在李德看來，周恩來的態度之所以會這樣，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為從湘南開始的爭論到通道會議，他發現周恩來已經開始不與他合作了，對他半心半意，對他的意見不像過去那樣忠實，竟與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採納他的意見。黎平會議後，為野戰軍的進軍方向，李德與周恩來還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鬧了一場，他曾經為此而大怒，最後，周恩來還是否定了他的意見，按毛澤東的主張辦。黎平大鬧之後，他與周恩來的關係逐漸疏遠起來，他認為周恩來明顯地倒向毛澤東等人一邊，表明周恩來拋開了他，將他孤立起來。一想起這兒，他感到有點兒沮喪。
會場沉默了好一會兒，博古用一種溫和的語調啟發大家：“對兩個報告有什麼看法，請大家講講。”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麼態。
毛澤東按捺不住了，第一個表態：“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報告。”洛甫接著說：“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裡也說：“不同意。”其他人也紛紛表態不同意。石永言著：《從遵義到延安》，第89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博古感到突然，眼裡流露出驚詫的神情。會場的空氣也隨之緊張起來。第一把手的報告被否定了，怎麼辦?會議如何進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預料到的事。洛甫站起來，從衣服口袋裡取出那份準備好的報告提綱，邊看邊對大家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講的，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判。”《遵義會議紅軍最高權力轉換內幕》，2007年11月20日，《時代信報數字報》，摘自《敦厚朱德》一書。
博古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洛甫，他到底想要講些什麼？與會者大多將目光投在洛甫的臉上。洛甫根據他寫的提綱，批評了“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錯誤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錯誤表現為堡壘對堡壘；兵力分散；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犯了逃跑主義錯誤；在部隊不利的情況下，仍堅持去湘西會合二、六軍團，是機械的戰略方針作祟的結果……對此，博古感到十分震驚、想不到洛甫居然在會上批評起他來，作為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過去很多時候他們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後來，雖然有一些嫌隙，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會這樣激烈地反對他的意見。過去他們之間的一點距離，今天好像又拉長了，這是他無法理解的事兒。
總體上看，大家聽取了洛甫的反報告，認為講得有道理，洛甫給予歸納的幾條錯誤是這麼回事，應該這樣認識，於是會場的氣氛又暫時緩和下來。
這時壁上的掛鐘在人們不知不覺間將時針指向12時半，博古對大夥說：“今天上午，會議就進行到這兒吧，下午繼續。”大家回味著博古和洛甫兩個截然相反的報告以及周恩來的軍事報告，離開了會議室。回到住處，毛澤東走進穆家廟巷子的時候高興地對洛甫說：“你講得好。”洛甫靦腆地說：“承你誇獎；可能講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說說。”
遵義會議油畫
“要講的，是要好好講講。”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著。
當彭德懷、楊尚昆接到周恩來開會的電報後，向軍團政治部主任與參謀長交代了工作，打點行裝，離開懶板凳三軍團司令部，便策馬趕到了遵義。他們來到老城枇杷橋軍委總司令部駐地，已是中午時分，將馬兒系在樓房後院的一株核桃樹上，匆匆上樓到周恩來那裡去報到去了。
見到周恩來後，周對他們說：“你們來得好，會議剛開半天，博古同志在會上作了正報告，我作了副報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個報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見。”周恩來笑了笑，“洛甫的報告可以說是一個反報告吧。下午開始，由大家發言，你們好好準備一下，有意見在會上講講。”
彭德懷一聽，心裡暗暗高興，估計博古、李德的錯誤在這個會上一定要受到批評，上午洛甫不是已經開了頭炮了嗎。洛甫轉得快啊。他正在這麼思想之際，周恩來打斷了他的思路，“德懷、尚昆，開會期間，你們就住在下面的堂屋裡吧，沒有床，用門板臨時搭兩個鋪休息。”
“好的，住在這裡方便開會。”楊尚昆回答說。下午的會是按時開始的，幾乎沒有一個人遲到。估計是上午聽了幾個報告後，大家都十分關心會議的發展，看是個怎樣的結果?
博古宣佈會議開始後，第一個要求發言的是毛澤東。他攏了攏滿頭的長髮，站起來，手裡拿著那份毛邊紙的鉛筆記錄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說著，邊說邊還有點輕微的咳嗽。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報告裡，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我以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去中的逃跑主義。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遵義會議文獻》，第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毛澤東用一種詢問的目光掃視著參會的諸位。沒有人說話，只是有的用讚許的眼光向他微微點點頭。毛澤東繼續說：“恩來同志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阻擊敵人，提出過‘全線出擊’的口號。在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則變為全線抵禦。其實，在戰略上這二者都是錯誤的。”石永巖著：《從遵義到延安》，第92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毛澤東瞅了瞅周恩來。周恩來眨眨眼，微微點了一下頭。毛澤東接著說：“為什麼敵人的一、二、三、四次進攻，都被我們打敗了呢?唯獨第五次，我們不能取勝?當然，有一些客觀原因，但主觀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機會，把前後五次戰爭的基本情況向諸君作一個介紹，道理就明白了。”毛澤東說：
第一次反“圍剿”時，敵軍是十萬，而紅軍只有四萬，是25比1；第二次反“圍剿”時，敵軍二十萬，紅軍四萬，是5比1；第三次反“圍剿”時，敵軍三十萬，紅軍三萬，是10比1；第四次反“圍剿”時，敵軍五十萬，紅軍五萬，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圍剿”時，敵軍五十萬，紅軍五萬餘，不包括地方武裝，仍然是10比1，而我們為什麼失敗得那麼慘，連個地盤都保不住，來個大搬家，逃之夭夭。這難道可以說，我們在軍事策略方面，沒有一點兒過錯？引自陳果吉等主編：《重大事件中的毛澤東》，第194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講到這裡，毛澤東有些氣憤，聲音也就大了起來。毛澤東接著說：“前四次反‘圍剿’，各根據地同樣也是被敵人分割的，根據地範圍，比第五次反‘圍剿’時還要小，瓦解敵軍，白區工作的開展也很有限，為什麼我們卻贏得了勝利?其實，根據地人民，通過四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後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據地內的土地革命、經濟建設的開展也是好的，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廣大群眾參軍參戰，革命積極性空前高漲；擴紅運動形成熱潮，十萬工農積極分子武裝上前線，紅軍力量空前擴大。前方紅軍的財政、糧食和其他物質上需要，都得到了供應和保證，這些都是粉碎敵人進攻的有利條件。”引自陳果吉等主編：《重大事件中的毛澤東》，第194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澤東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開水，潤潤喉嚨，然後又對大家說：“關於華夫（即指李德——筆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不知對不對？華夫同志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總部草擬的略圖上一劃，限定時間趕到打仗，這樣哪能打勝仗?這完全是瞎指揮！”張耀祠：《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談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2月25日，摘自《張耀祠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憑著一種直感，李德感到毛澤東可能在指責他，於是眼珠瞪得圓圓的。他用俄語問翻譯伍修權，毛澤東在講些什麼？伍修權翻譯後，他將手中的雪茄朝過道外一擲，站起來，指著毛澤東大聲說道：“你這是報復，報復過去，我批評過你，今天，你趁機會找我算賬！”
毛澤東沒有理會他，付之一笑：“有意見好好說嘛，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嘛。”《遵義會議，歷史的豐碑》，《毛澤東旗幟網》·追求真理，2006年9月8日。與會者感到，毛澤東的發言談出了問題的實質，好像為總結一次反“圍剿”戰役擬就了一個提綱，只待大家修改、補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裡不安起來，然後坐了起來，用一隻手輕輕按住腹部的傷口，對大家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引自納新：《革命危急關頭的王稼祥與毛澤東》，《福建黨史月刊》，2003（9）。
洛甫說：“我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他對問題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說言之成理，順理成章。他對指揮五次反‘圍剿’三個階段的分析歸納，我很欣賞，指出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李志新：《張聞天與長征》，《國防》2006（8）。
朱德嚴肅地說：“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朱德同志接著也表示了明確態度，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魯傑：《毛澤東與朱德》，第185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聶榮臻接過朱德的話說：“毛澤東指出華夫同志是瞎指揮，我完全贊成，這，我深有所感。華夫同志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一類連我們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的事，都橫加干涉，這不是瞎指揮，是什麼?”當時，伍修權將聶榮臻的話翻譯給了李德，李德眨巴著黃黃的眼珠，臉上露出極不高興的表情，但聶榮臻講的又全是事實，他也不好辯護，更不好發火。
彭德懷是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他是一個直性子、硬漢子，按照過去的習慣，在軍委會上，他是愛放炮的，管他是什麼人，只要他認為是不對的，都敢批評，就連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頂撞過。而向別人提意見，常常是直來直去，單刀直入，很少轉彎抹角。當他一落座聽了大家揭批“三人團”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錯誤時，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說：“我再聽聽同志們的發言，然後再說”。
彭德懷是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一個前線高級指揮員，對李德的瞎指揮深有所感，同時也深受其害。所以當聶榮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揮時，他思潮洶湧，難以平息，想起廣昌戰鬥後一次他與博古、李德的爭吵來。於是大聲說著：“今天我想說的，幾個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說過，今天是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全面總結，有必要再說說，因為很多同志沒有聽到過，不知道。那次戰役中，博古與華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揮紅軍第二次進攻南豐的戰鬥，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曲線上都規定了。實際上，中國這一帶的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有時方向都不對。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如果不是紅軍作戰經驗豐富，一、三軍團早就完蛋了。廣昌戰鬥，完全是同敵人拼消耗，我們損失多大！中央蘇區從1927年開創到現在，八年啦，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是六年啦，創造根據地是多麼的不容易啊，就被你們的瞎指揮送掉啦，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張樹德：《毛澤東與彭德懷》，第58~59頁，第2章“長征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博古的頭低低地，蹙著雙眉，處於一個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個勁的抽菸，神情十分沮喪，只好硬著頭皮聽伍修權的翻譯。
坐在窗子邊的劉伯承聽到彭德懷義正辭嚴的發言，使他的感觸就更多了。作為總參謀長，他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過程中，與博古、李德的接觸很多，對他倆的錯誤有所察覺，雖然當時看得不是那麼清楚，甚至有的還缺乏認識，但總感到這種打法有問題，不然為什麼盡吃敗仗，結果根據地越打越小，紅軍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對軍事策略有意見，也只能在背後議論，不敢公開提出來。所以，劉伯承對軍事指揮的不民主，個人說了算，特別是顧問的獨斷專行很有意見。他考慮了—下，操著一口四川話說：“第五次反‘圍剿’戰爭，誠如毛澤東所分析，我們在軍事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同意大家的意見，不再重複了。這些錯誤，其實過去不是沒有發現，但誰敢提？提了就被說成是對戰爭的動搖，就是機會主義，前途就是反革命。這頂帽子嚇死人啊。”張琦編著：《歷史選擇——長征中的紅軍將領》，第23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大家點點頭，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裡。李德則勾著頭，不言語。
下午，幾個與會者的發言，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批評了“三人團”的錯誤，發言時，沒有誰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風細雨的，但會議始終保持著一種嚴肅的氣氛，越講問題越多，越講大家越有氣。朱德在劉伯承的發言後，向大家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錯誤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伍修權：《往事滄桑》，第13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大家心裡一動，感到總司令提出了一個新的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會場又一度出現了暫時的沉默。這時，博古隱隱感到不安，他抬頭看了看掛鐘，時針已指向5時20分，外面的天色已開始暗淡下來，他對大夥說：“今天的會，是否就開到這裡，明天再繼續。”停了停，他勉強地說：“總司令剛才提出的問題，大家好好考慮吧。”
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最後做出了以下幾項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各黨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82年，曾作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毛澤東同志傑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相反還在決議中對這個時期的政治路線，說了幾句肯定的話。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英明決策。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伍修權：《回憶遵義會議的前前後後》，《星火燎原》叢刊，1982（2）。
會議結束後不久，常委中重新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後來的行軍途中，又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組織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而事實上，正如參加遵義會議時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所說：
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儘管名義上他沒有當什麼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遵義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來說，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點。它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使中國革命選定了最傑出的領路人。恰如周恩來所說，“由於毛澤東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周恩來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72年6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5（1）。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