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規定的各項條件，無條件投降。
1942年3月到5月，美國拿出了戰後政策的最早官方版本，助理國務卿戴維斯領導下的戰後對外政策諮詢委員會下設的安全問題小組對日戰後處置問題展開了幾輪討論，最後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要求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建議。
這是無條件投降原則第一次被提出，目的是根除德日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基礎，而瓦解德日法西斯也是美國主導重建國際秩序的要點所在。
日本對盟國無條件投降和放棄所有佔領地的要求惶恐萬分，這樣的條件實際上意味著日本的國土範圍回到明治維新以前的狀態，也就是說日本近代以來的所有“成就”將被一掃而光，因此，日本當局決定即便最後被迫投降，也絕不接受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並以此為目標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準備。
1945年8月20日，日本陸軍參謀次長河邊虎四郎中將飛往菲律賓馬尼拉，幾天後他返回日本，帶回了正式簽署的投降文書之副本，此外並有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的第一號指令。在這份指令中，麥克阿瑟規定了軍隊無條件投降的實施具體辦法，停止全部國內軍需工廠的生產，迅速解除軍隊的武裝，撤去軍事設備，停止飛機飛行等等。
當時的內閣對關閉工廠一項頗為躊躇，因為按照規定，稍與軍需有關的工廠，必須全部停工，若按日本式來理解，那麼幾乎全國工廠都得關閉。最後內閣為忠實履行投降手續，不節外生枝，全部執行。
副國務卿對“無條件投降”持異議
在美國內部也有一些人對無條件投降原則持有異議，如國務卿赫爾和陸軍部長史汀生等，在這些人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格魯曾擔任過10年的駐日大使，是美國國內著名的“日本通”，他的日記《使日十年》被作為研究美日關係的重要資料在中國出版。
二戰爆發前，格魯就多次對日本即將發動的進攻向國內發出警告，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他被日本扣留，之後被遣送回了美國。格魯認為，無條件投降原則忽略了日本政治結構的特殊性，即天皇制問題。
如果美國按照一般性的解釋對日本執行無條件投降原則，必然會指向廢除天皇制，但這樣將難以保障日本投降的有序進行，他說“我很清楚地知道，到了日本應該投降的時候，只有天皇能促成其實現；也只有他頒佈詔書，即日本人所認為神聖的文件才能使投降生效”。
同時，他認為保留天皇制也能使日本在投降後得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他在1944年4月寫給赫爾的備忘錄中寫道“企圖廢棄或撇開天皇制度，據我判斷，只會妨害我們實現我們的最後目的，如果我們堅持這樣做，這種決定只能引起混亂”。
當時，美國國會和民眾正處於嚴懲日本偷襲珍珠港卑劣行為的強烈情緒之中，對日作戰也尚未進入最後階段，因此，格魯並不急於道出自己的看法，1944年12月，格魯被羅斯福提名為副國務卿，在向參議院進行的陳述中，格魯說“我從來沒有表示贊同戰後保留日本天皇，也沒有表示贊同戰後廢黜日本天皇，我想等待和觀察，我相信這將會成為簡單的常識”。
儘管國內存在著不同意見，羅斯福仍始終堅持著無條件投降原則，鑑於日本敗局已定，美國於1945年2月7日出臺了題為“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文件，用以明確美國內部各部門在日本投降時和投降後的職責和權限並協調美國和其他盟國間的行動，該文件包括了五個附件，其中明確規定了日本無條件投降書要由日本天皇和帝國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官簽署。
“無條件投降”本質發生變化
羅斯福去世後，副總統杜魯門接任，這也直接引發了美國對日政策的調整。杜魯門上任後短短几周，德國就投降了，因此，他在德國投降問題上沒有費多少力氣，於是，日本投降問題就成了唯一由杜魯門親自主導的外交議程，他也因此對這一問題格外關注，特別是在減少美軍傷亡和擴大美國戰後利益方面。
杜魯門對外交事務不熟悉，他比羅斯福更加倚重外交人員，這就加大了已經成為全盤負責遠東事務的副國務卿格魯的影響。同時，在處理德國投降和分區佔領問題時，蘇聯與美國的矛盾日益升級，甚至已經超過了盟國與日本之間的矛盾，杜魯門就說“在今後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蘇維埃世界的競爭將壓倒一切”，因此，美國對待日本投降和佔領問題時展現出了與對待德國截然不同的態度。
5月28日，格魯在與總統特別顧問塞繆爾·羅斯曼會晤後，提出了一個向杜魯門彙報的備忘錄，再次提出了保留天皇制的問題，他特地強調這樣做是“出於減少美國人犧牲方面的考慮”，這次他明確指出“對於日本人來說，無條件投降的最大障礙是他們認為要摧毀或者從根本上廢除天皇和天皇制”，基於這樣的理由，美國應該“給他們一點暗示，允許日本人在戰後自行決定自己國家的政治體制”。這個備忘錄擊中了杜魯門希望減少美軍傷亡的要害，還突出了保留天皇制將掃清日本投降的障礙，也就是說可以促使日本儘快投降，從而避免蘇聯插手遠東事務，杜魯門對這樣的建議非常滿意，表示這“似乎是一種真知灼見”。
允許日本保留天皇制的條件也很快得到了美國軍方的認可，但美國並未立即向日本宣示新條件，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尚未做好對日本全面進攻的準備，原子彈的研製也尚未完成，如果這時拿出新條件被日本拒絕，美國難以很快以軍事手段做出應對。基於這種考慮，6月11日，美國出臺了“戰後初期美國對日政策”文件，仍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後將由盟軍最高統帥行使日本帝國國內和國際事務權力，天皇的憲法權力將被中止，日本政府的職權也將由軍事佔領當局代行。
7月16日，原子彈實驗成功，美國終於可以安心向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了，26日，《波茨坦公告》發佈，值得關注的是，這份公告沒有涉及天皇制和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而“日本政府必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和“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等內容明確規定日本政府是執行日本投降和維護日本戰後秩序的主體，不但明示無意摧毀日本政府，還透露出戰後將採取軍事佔領與間接統治結合的方針，這裡的“日本政府”顯然只能是天皇政府，美國正是藉此公告宣示了新的“無條件投降”原則，這個原則的本質已經變成了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而日本國家“有條件投降”。
為了在日本投降問題上佔據主導地位，美國進一步放寬了對日本的要求，在日本乞降照會的答覆文中，美國放棄了要求天皇簽署投降書的要求，改為讓天皇“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國大本營簽署必要的投降條款”，也不再要求廢除天皇憲法權力，改為“自投降之時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權力應從屬於盟軍最高統帥”，美國的答覆中不僅不再提“無條件”三個字，還保證了天皇以及日本政府都將在盟軍最高統帥的統領制下得以保存。8月14日，日本告知美國同意新的投降條件並願意接受美軍佔領，結果，美國不顧中英蘇三國仍存異議，立刻通過廣播宣佈美國接受日本的投降，在廣播中杜魯門說“我認為（日本的）這一答覆完全接受了規定要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四國佔領計劃的流產
接受日本投降後，美國立刻派兵佔領日本，8月2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橫須賀登陸。30日，麥克阿瑟以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抵達日本厚木機場，隨後，數十萬美軍陸續進駐日本，接管了各大都市和戰略要點，日本全國被分成2個佔領區：九州、四國和本州南半部劃為美軍第6集團軍的佔領區，本州北半部和北海道由美軍第8集團軍佔領。
蘇聯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也曾要求參與對日佔領，並派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和麥克阿瑟共同擔任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但美國表示拒絕考慮蘇聯的要求，只按照雅爾塔會議上的密約，讓蘇聯收回南庫頁島並佔領了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是日俄戰爭後俄國割讓給日本的，蘇聯據此收回，但千島群島從未歸屬過蘇聯，蘇聯佔領這一地區並無國際法依據）。
美國最初想按照德國模式來處理日本的佔領問題，還提出了一個四國佔領計劃，也就是美國佔領本州島中部地區，蘇聯佔領北海道和本州北部地區，中國佔領四國島，英國佔領本州西部和九州島，東京和大阪兩城市則由各國分區佔領。顯然，美國在制定這一計劃時過高估計了日本的作戰能力和佔領日本所需的軍力和財力，美國三部協調委員會（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小組的一份文件中說“如果這種佔領和管制全落到美國一國身上，美國人將不願意來承擔這種單獨佔領的費用”。
不過，美軍在佔領日本時並沒有遇到起初預想的“費用過高”問題，這還是拜日本迅速投降所賜。本來美國計劃在歐戰結束後調整全球軍力部署，一方面從歐洲調一部分軍隊前往亞洲參戰，一方面實施部分復員，畢竟日本戰力不比德國，美國可以開始為戰後復員做準備了。
由於日本迅速投降，美國乾脆直接進入復員狀態，杜魯門宣佈，到1946年6月，美國陸軍將減少到195萬人，此後不久又將這個數字削減了40萬人，到1946年春天，美國進一步宣佈到1947年7月，美國陸軍將削減到107萬人，這樣，原本為亞洲戰事準備的物資數量已大大超過了佔領日本的實際需要。由於物資充裕，美國還對蔣介石政府表示，中國用於佔領日本的軍隊的所需物資也可以由美國來提供，美國的慷慨當然有其目的，日本在戰時一直宣稱太平洋戰爭是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戰爭，若能讓中國人參與佔領日本，人種戰爭的說法就會不攻自破了。
美國原本還想利用蘇聯機場來轟炸日本，可在攻佔塞班島後美國已經將自己的轟炸範圍擴大到了足以覆蓋日本全境，從此，美蘇在遠東合作的大門逐步關閉，隨著戰事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對蘇聯的戒心越來越重，最後從與蘇聯共同對日作戰轉向了防範蘇聯借日本投降之機在遠東拓展影響力。
日本投降的方式成為冷戰開端
最終，除小部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隊外，絕大部分的對日佔領任務都由美軍完成，盟國對日本的指令都必須經由美國政府傳達給麥克阿瑟的盟軍總司令部（GHQ）實施，美國對日本實施了實質上的單獨佔領。麥克阿瑟在GHQ起用了被稱為“巴丹集團”的一批將領（也就是二戰初期和麥克阿瑟一起被日本打敗，從菲律賓撤往澳大利亞的軍官），其中最為麥克阿瑟倚重的是惠特尼准將和威洛比准將，前者律師出身，出任GHQ核心部門民政局局長，負責在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革。後者是行伍出身，擔任第八集團軍參謀二部部長，負責軍隊政治工作。
讓佔領日本的美軍沒有想到的是，曾經那個號稱要“一億玉碎”與美國人同歸於盡的日本民族卻出人意料的並未表現出太多敵意，甚至有人對美國非常歡迎。有些日本人對美軍佔領帶來的改革懷著複雜的感情，文學家河上徹太郎稱之為“配給制自由”，一語道破了這種改革中的自相矛盾。
日本投降和美國單獨佔領可謂是外交史最富於戲劇性的轉折，日本在美國主導的改造下迅速完成了從美國的對手到美國的盟友的大轉身，而美蘇這對戰時盟友之間的矛盾卻在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過程中徹底公開化。著名的日裔美籍歷史學家入江昭在美國佔領時期正好在日本讀中學，作為親歷者和研究者，他對那段歷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有著非常深切的感受，在《劍橋美國對外外交史》中，他評價道“從很多方面來說，日本投降的方式不僅使之成為戰後和平的開始，也成為冷戰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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