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與傳統媒體都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恪守新聞倫理。而當下新媒體在實踐的過程中，屢屢出現問題，頻頻引發負面輿情。南京報業傳媒集團東方衛報社副總編輯薛巍就傳統媒體的把關機制，對新媒體的借鑑作用提出了思考與建議，認為新媒體也須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形成規範化、常態化的傳播倫理規範。
一
新媒體實踐的問題與內在要求
2017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發佈《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8（2017）》，全面分析了國內新媒體的發展狀況與發展趨勢，並總結了新媒體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報告稱，在新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下，關涉新媒體傳播倫理的問題叢生，新媒體傳播平臺的社會責任亟待提升。
新媒體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恪守新聞倫理。令人遺憾的是，諸多新媒體在實踐的過程中，屢屢出現問題，頻頻引發負面輿情。一則，在當下的媒體運行環境下，傳統媒體時代形成的倫理觀遭遇新的挑戰，面臨新的調整和審視；二則，部分新生代媒體人或多或少忽視職業規範，不能清晰區分公共行為與個人行為的界限。這些問題出現的原因，概言之，一是部分新媒體（包括平臺和自媒體）法律、道德意識淡薄，自身缺乏有效把關監控；二是將逐利作為主要目的和動力，從而淡化自身的社會責任，有意無意突破倫理底線；三是許多新媒體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經驗欠缺，缺少應有的職業操守和價值判斷。
淨化新媒體的生態，須“借鏡”傳統媒體，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形成規範化、常態化的傳播倫理規範。
首先，新媒體必須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恪守社會公德，建立有效的把關監控機制。
2018年6月6日，有微博網友稱，“今日頭條”旗下短視頻平臺“抖音”在“搜狗”等搜索引擎的廣告推廣中，出現對英烈不敬的內容。“今日頭條”隨後發佈致歉聲明，並處理了相關當事人。對此，北京市網信辦表示，“抖音”對其製作的廣告內容未盡到依法審核職責，“搜狗”搜索對其發佈的廣告未盡到依法審核義務，導致侮辱英雄烈士違法信息在網上傳播，造成不良影響，同時涉嫌違反《網絡安全法》《英雄烈士保護法》《廣告法》有關規定，責令立即清除相關違法違規內容並進行嚴肅整改。這一事件，充分說明某些新媒體所謂的“算法分發”“社交分發”，實質上是把關監控機制的缺位，甚至信源的“被有意操控”，使得輿論險情不斷，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屢屢面臨失守之虞。
其次，新媒體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堅守新聞倫理。
2018年5月11日，微信公眾號“二更食堂”發佈《託你們的福，那個殺害空姐的司機，正躺在家裡數錢》。該文罔顧事實，刻意編造低俗內容，與社會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在遭到用戶舉報投訴後，“二更食堂”被永久關閉，相關從業人員被解職解聘。
再次，新媒體人要有正確的價值判斷，注意職業身份與個人身份的區別。
“記者要站到新聞的背後，用事實說話”，這是傳統新聞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即便在當下的媒體環境中，此亦應為包括新媒體在內的所有從業人員恪守的準則。
2016年11月3日，女留學生江歌在日本東京遇害，兇手為室友劉鑫的前男友陳世峰。2017年12月20日，東京地方裁判法院對“江歌案”做出一審判決，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和恐嚇罪判處陳世峰有期徒刑20年。
而在“江歌案”一審開庭前，自2017年11月10日起，新京報視頻人物專訪欄目《局面》，以“東京女留學生遇害案”為題，三天內推送了25條對江歌母親及劉鑫的專訪短視頻，由此在網上引發有關“江歌案”的話題。
圍繞“江歌案”而發酵的輿情，典型地反映出當下的媒體生態。刊登於《新聞記者》2018年第1期的《2017年傳媒倫理問題研究報告》，對這一輿情進行了分析，摘要如下：
出自傳統媒體人之手的《局面》，秉承了新聞報道的平衡、客觀、中立原則；但是這些信息出現在網上時，在關鍵事實尚未釐清的情況下，輿論並未往更客觀的方向發展，卻由某些自媒體引導，掀起一場對劉鑫的道德審判。有分析指出，網民的感情被一些“精明”的自媒體人轉化為注意力經濟中的一環。相較而言，傳統媒體的發聲大多理性且具有反思性，但它們並未能扭轉輿論。有觀點稱，傳統精英媒體不再牢牢掌握議程的設置和把關權，這一方面讓參與和表達變得更加民主，另一方面也讓民意、注意力成為被利用、被“變現”的資源，讓公共討論面臨著更多的威脅。由此而知，在媒體形態日趨豐富、輿情日益複雜的當下，傳統媒體對於新媒體的“借鏡”作用顯得愈發緊迫和重要。
借用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的觀點——新聞從業人員的第一份工作，最好別去新媒體，而要經過傳統媒體的歷練。
二
借鑑傳統媒體的把關機制
當下，新聞生產的及時性與豐富性遠勝從前，輿論引導的難度和複雜性大大增加。惟有強化新媒體實踐的頂層設計與制度建設，才能推動新媒體的良性發展，促使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走向深入。
事實上，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把關是一條“生命線”，貫穿信息發佈的全流程。傳統媒體的把關意識值得新媒體學習，傳統媒體的把關機制值得新媒體借鑑。那麼，新媒體應如何提升把關水平、增強把關能力？
一是通過常態化的學習培訓，牢固樹立新媒體從業人員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感，遵守法律法規，恪守新聞倫理和職業道德，提升專業技能和素養；二是畫出紅線、築牢籬笆，逐層逐級確立把關意識，在把關中創新，在創新中把關。
作為新媒體人，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要了解，新的形勢要把握，語言文字知識要積累，基本的歷史、地理等方面知識，一定要掌握。
“三審三校”制度，是傳統媒體編輯出版的基本規範，也是傳統媒體把關的重要手段。新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也應制定並完善針對內容的編審制度以及編髮流程，切實履行媒體職責，落實導向管理全覆蓋，建立常態化的把關責任制。
三
媒體把關問題舉隅
新媒體既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也是“所有交流介質的整合傳播”——文字、圖像、視頻、聲音，靜態的、動態的……然而，它們歸根到底是一種泛化的“語言”，與傳統媒體一樣，需要遵循語言規律和文字規範。
在新聞業務操作中，傳統媒體對於新媒體之“借鏡”，既包括政治把關，也涉及易發的事實性和技術性差錯。本文分別就這三類問題，試舉隅如下：
政治性差錯。指那些導向性的或與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不一致甚至相違背的錯誤觀點和提法。例如，一個常見的政治性差錯，就是將“中國”與“臺灣”地區並列。由於傳統媒體長期以來執行了較好的把關制度，編輯記者從業素質亦較高，這類差錯在報紙、電視和電臺新聞中鮮有發生，但在新媒體中仍時有出現，引發輿情風波，必須引起重視。
事實性差錯。例如，將“英國外交大臣”錯為“英國外相”，將“摩洛哥”誤作“摩納哥”等等。這類差錯，通常由於編輯記者知識結構有所欠缺、習慣於人云亦云所致。
技術性差錯。這類錯誤所佔的比例最大，包括標題與文章內容不符、錯別字、標點符號差錯、姓名性別表述錯誤、數字統計錯誤、年代日期差錯，等等。其中，以錯別字最為常見。易導致技術性差錯的原因主要包括：消息來源不明，道聽途說；雖有明確的消息來源，但權威性不夠；孤證；引用缺乏科學性的調查結論或陳舊過時的資料；引用商業機構發佈的排行榜、評比榜數據。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體中存在一個突出現象，就是故意以別字、“創新語言”或極端口語化形式來表述某種事物，以達到加強語氣、渲染情緒、營造氛圍的效果。例如，將“有沒有”說成“有木有”，將“睡覺”寫為“碎覺”，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做法的確製造出一定的語境效果，引領了某一時段的時尚潮流，但其問題在於，弱化甚至損害了語言的純潔性，對主流文化造成了衝擊，甚至呈現出低端、低俗的不良傾向。
媒體無論“新”與“舊”，對媒體從業人員而言，首先，從業人員要具備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職業素養，通過不斷學習，在掌握新技術、新知識的同時，也要擁有一雙慧眼，具備洞悉新聞輿論的定力與能力。其次，新媒體從業人員亦要成為“排雷”高手。傳統媒體編輯記者在挖除稿件中潛伏的“地雷”時，一般先從消息來源查起，看新聞出處是否權威可靠。新媒體編輯記者亦應以此為參照。尤須注意的是，不得將境外媒體的消息來源作為信源，這是一條基本準則。在核實新聞來源之後，新媒體編輯記者應對稿件中的基本要素進行核查，主要是看構成新聞事實的主要成分——人名、地名、單位名稱、頭銜、組織機構名稱、時間、地點、數字、計量單位等是否準確。再次，媒體上語言文字、標點符號的差錯、錯誤用法和誤讀、誤寫，諸如“昨日黃花”，“鴻鵠之志”與“鴻‘皓’之志”，令人亂花迷眼，不勝枚舉。而要避免這類問題，首先對文字要有敬畏之心，寫稿、看稿時要用心，平時更要注意學習積累。
《淮南子》雲：“夫據榦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如今，移動化和融合化已成為媒體發展與變革的主流，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的過程中，新媒體也應借鑑傳統媒體行之有效的實踐方法，刀刃向內、檢省自身、探究規律、綜合施治，共同構建健康向上的媒體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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