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1日，河北保定。書院裡，梅靜定期會為孩子們上美育課。視覺中國圖
河北易縣五道河村的梅家老宅改建成書院時，村裡沒人知道梅靜想做什麼。直到現在，也有村民只當那裡是個能安排食宿、裝修不大一樣且收費“有點貴”的地方。甚至會有開“農家樂”的村民追著勸遊客不必去住那家民宿，改住自家的，更便宜。
但對梅靜來說，回鄉創業這件事情，不僅是一門生意。
福建的年輕人林爐生也想為家鄉做些什麼。在9歲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歷史悠久的福建土樓“陶淑樓”裡。他從這裡走出，北上求學，留城工作。他的創業始於2015年秋，那時起，他打算以自己童年記憶中的這座土樓為起點，“致力於閩南土樓保護和鄉村社區營造”。
村民們起初半信半疑，“哪會有人義務來修這個破舊的土樓？”人們還質疑他這個人，“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闆”。
兩年以後，這座土樓變成了藏著現代化設施的書院，還辦了幼兒班。就像梅靜的“聽松書院”一樣，讓老宅完全變了樣子。
她看著這些美好的東西像火光一點點熄滅
2014年，梅靜辭了工作，抵押了房子，拿著抵押款做了文創產品。然後回到老家村裡，拆房子，眾籌蓋書院。“其實現在想想有點可怕，但當時真的沒有想過後路。”
老宅拆掉時，她的父親難免唏噓，感慨“老屋再也看不到了”“難免老淚縱橫”，但還是選擇了支持。如今，他平日就守在書院的圖書館裡，登記借閱信息。
梅靜把聽松書院的功能分成了五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公益圖書館。目前有圖書兩萬冊左右，半數是她買來的，花了三四萬元。其餘有她在清華大學的同學捐贈的，也有社會捐贈。
這些書最多的就是青少年讀物，固定讀者有400多名，其中最多的是孩子。儘管書院裡有不少農業書籍，但“真正來看書的農民相對較少”，反而是村裡那些年輕的媽媽們更愛帶著孩子來看書。到了週末或假期，會有小朋友帶著作業來一待一天。這裡提供免費的無線網絡。
梅靜還記得小的時候，父親帶她去北京。她特別羨慕北京的孩子，“有特別多的公共文化活動和空間”。她到清華大學求學之後有了個“白日夢”，“想給故鄉也建一個這樣的空間”。她老家的孩子除了在家裡邊打遊戲，公共社交場所只有網吧，“沒有其他地方”。
如今這個夢不再是空中樓閣，在梅靜看來，書院並不只是看書的地方。幾個小朋友坐在這裡聊天，下會兒棋玩一會兒，她都會覺得欣慰，“農村缺一個這樣的公共空間”。她認識一些做鄉村建設的同事和做傳統文化研究的同學，會利用週末時間把他們請來開講堂。
書院對外開設公益文化課程，比如為當地青少年教授書法、國學等。美育、寫生課程則需要收費，一般100元一堂。這樣的價格在大城市算不上高，在村裡卻不同，書院的工作人員會與報名者訪談，判斷對方家庭的經濟情況，給一些經濟困難的家庭減免費用。
梅靜還辦了幼兒班，嘗試自然啟蒙教育，“孩子們需要真正地瞭解鄉村，他們要到戶外去活動，瞭解時節，瞭解生命和收穫的過程。”
但她發現，書院最終還承擔了一些她原本沒有設計的功能。當地沒有人或機構給年輕人做職業引導，聽松書院的公益課程裡，因此出現了就業指導課，給高中生講大學和人生規劃。梅靜邀請自己的同學或朋友來村裡講課。
碩士畢業後，梅靜在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工作了6年，進村考察，調研傳統村落的物質和非物質遺產。那段時間她幾乎走遍了中國，只有新疆、福建、黑龍江等少數幾個省份沒有去過。
她所到的大多數村落，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為主，青壯年難覓蹤影。她一邊覺得村子很美，一邊覺得遺憾。沒人維護的老房子掛滿蜘蛛網，很多成了斷壁殘垣，“曾經三四代人幾百年傳承積累的東西，幾十年當中就傾頹了”。
她看著這些美好的東西像火光一點點熄滅。“我總思考我究竟能做點什麼，而不是隻完成單位給的考察工作，把檔案表或發展規劃給政府一交，就不再管究竟有沒有人去把規劃落實。”她給考察過的那些村落設計過很多“活化”方案，比如這個村子可以放具備當地資源優勢的產業，那個村子的教育佈局點應該是那樣，每個村子更有價值的是哪幾棟古宅。
但方案做完之後，誰去做？梅靜越來越覺得，自己一直在做的工作“好像永遠封在一堆表格和檔案裡”，解決不了什麼問題。那些村子要麼繼續越來越衰敗，要麼變成一個只剩下空殼和表演者的旅遊村。就連文化遺存眾多、保護得不錯的古村落，也幾乎都後繼無人，就像那些被掏空的普通村落一樣，被城市化甩在後面。
最終她決定從自己的家鄉開始改變，她的老家“明顯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傳統村落，也是她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
“我們需要把它原本留存的東西現代化，但是又保存它原先的文化底蘊，讓它有新的職能。就像織布，一個織布機經緯斷了，你接續它，要讓這個織布機用傳統工業或紡線重新使用，讓我們現在穿起來還舒服。”她說，“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嘗試一下，抱著做實驗的心創辦書院。”
梅家祖上是在雍正朝的時候，為了守皇陵來到了清西陵，到現在大概有300多年曆史。梅家老宅所在的地方，清代歸泰陵內務府管。她出生、長大的村子叫做五道河村，也是現在的西陵鎮鎮政府所在的村子，整個清西陵區域經濟文化“最集中”的地方。
用梅靜的話說，西陵這個地方不是普通的農村，當地人多少都有一些文化修養，她小時候曾跟著村裡的老人學書法。那段經歷讓她覺得受益匪淺，那時沒什麼課外讀物，練書法的過程中她接觸了許多古詩文。她把自己如今的舉動稱為對家鄉的反哺。聽松書院門口的一幅字就是那位老先生的手筆。
“我在這兒長到13歲。”坐在聽松書院的沙發上，梅靜陷入回憶。小學畢業後，她跟著家人搬去了易縣，在縣城的中學讀書。她也是那時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兩個人後來都去了北京，一個去了清華大學，一個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後，他們留在北京工作、結婚。2010年，這對小夫妻一起貸款買了房子。他們慢慢攢錢，慢慢還貸，慢慢養孩子，日子過得“就跟普通大學畢業生一樣一樣的”。
那時他們有很大的可能不再回農村生活了。
“改良一方水土”
但梅靜始終懷念農村。她回憶在北京的生活，大學時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圖書館，每半年會去看一次話劇或演出，看展覽倒是比較多。但她並不覺得那些對她的觸動，比鄉村、比大自然給她的觸動更多。
“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喜歡大城市的生活，比如我。”她說，“我更喜歡晚上週圍安靜聽不到車輪軋路面的聲音，喜歡食物沒有經過複雜加工的樣子。我不能在一個全是地磚、水泥路面的地方，走不到鬆軟的土地上真的會覺得不踏實。我也不能看不到山。”山給了她很多慰藉，她小時候，不開心就會走到老宅北邊的大山裡傾訴。
“有很多人實際上也並不喜歡城市，但城市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的教育資源，所以這部分並不喜歡大都市的人被迫留在那裡。如果教育、醫療是第一位的，收入就是第二位的。”她對記者說，“教育才是返鄉最大的困難。”
這也是她自己回鄉後面臨的困境，她把自己當時的處境稱為“城市留不下家鄉回不去”。在老家，讓年輕人選擇留下的第一個障礙是個人的發展平臺。梅靜倒覺得這個問題好克服，作為一個回鄉創業者，她不但打算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還想讓書院成為更多人學習和就業的平臺。
但她的兩個孩子都需要上幼兒園，卻無處可去，她驚覺自己面對的是整個鄉村教育資源的缺口。這個問題一度讓她開始考慮回北京，或者，起碼等兩個孩子都讀完小學。
最終她一咬牙，決定在聽松書院裡加上啟蒙幼兒班。
如今每天被送到書院的孩子有10個左右，其中一部分是附近村民的，也包括梅靜的一兒一女。
聽松書院的幼兒班每天有一半的時間都會讓孩子們在山野中嬉戲奔跑，雨天會允許他們穿著雨鞋在泥坑裡蹦跳。老師上午在山林中給這些平均5歲的孩子講解葉子的形狀和功能、蘑菇的種類、蝸牛的生活習慣，下午在書院中帶他們朗讀國學經典，練字或畫畫。
帶著孩子散步時，遇到綠色的毛毛蟲橫在路上，梅靜會蹲下身，用草棍挑起這隻小拇指粗的蟲子，給孩子們講解它受到驚嚇時的反應。母子三人討論一會兒，梅靜就會把那小蟲放回路旁草叢中。
幼兒班的苑老師也是附近村子招聘來的，幼兒師範專業，終於也在自己老家附近找到了對口的工作，薪資待遇“比縣城裡有編制的幼兒園還好些”，而且還是少見的森林幼兒班。
在聽松書院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內龍村，北京大學畢業生的碩士生林爐生也在做類似的事情。這個年輕人一直關注家鄉，也關注流動兒童教育等鄉村問題。
林爐生幼時住過的陶淑土樓，是福建漳州市雲霄縣內龍村所有環形土樓中最大的一座，住著30多戶人家，冬暖夏涼，樓前還有個池塘。但整個福建的土樓裡，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得到國家保護或得到商業開發。陶淑樓就和其他大多數土樓一樣，同鄉村一起慢慢凋敝。
內龍村全村有900餘人外出務工，約佔村總人數的52%，村裡有40多名留守兒童。經歷了“撤點並校”之後，村裡沒有幼兒園和小學。
林爐生站在他的書院裡注視他的家鄉，看到了很多小時候沒有的事情。他看到家鄉農民的牛蛙養殖業造成了水源的汙染，種植的速生桉樹又導致土質變壞，忍不住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能僅僅關起門做書院，而不去試圖改變家鄉。他同父母抱怨，“家鄉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但他們第一句話就叫他不要多管閒事。
“現在農村有一句話，‘只要賺到錢就可以了，但是怎麼賺錢不重要’。”林爐生不喜歡這種風氣，覺得就像一棵樹種在一塊土地上，樹底下的水土是壞掉的。他希望自己的書院成為這座小村莊裡提供文化和教育的地方，終有一天“能夠改良一方水土，滋潤到其他的角落”。
林爐生在跟留在村裡的青年、婦女們接觸交流時發現，這些腳踩著泥土的人，對自己周圍的鄉土文化很沒有自信。
“他們覺得村裡那些傳統的東西很不好，因為整個社會都在發展城市，在摒棄鄉村。但你看像甘地這樣的人，做教育時也辦托爾斯泰農場和鳳凰村。”托爾斯泰農場和鳳凰村是甘地1904年左右在南非創辦的基地，進行精神道德實驗，村民們來自世界各地，種地為生，自給自足，甚至自己教育孩子。
林爐生創辦的陶淑書院在村裡訓練留守婦女，讓她們成為幼兒班的老師。有人質疑，覺得她們學歷不夠高，但他看到的是她們完全可以勝任。
“可能在幼兒階段我們不一定要給孩子太多的知識教育，但她們對孩子很願意用心，也願意學習，不斷地成長，我們的書院幾個婦女剛剛拿下了保育員的證。”林爐生相信，很多鄉村在這件事上或許都有共同的需求。書院讓他很累，但他對未來“比較樂觀”。
聽松書院的員工大多也是五道河村當地人，前臺的龐蓮是位農村留守婦女，她丈夫常年在京津打工。書院一建起來就吸引了龐蓮的注意，她很喜歡這個“有很多書可以看”的地方，她的日常生活中很難找到買書的地方。趁著孩子大了，書院也在招人，她應聘來了，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鎮上有了書院真的不一樣了，起碼小朋友有了看書的地方。”她對記者說。
但梅靜還是為招不到老師而苦惱。目前的課程裡沒有數學和英語，當地很難招到老師。前兩年的暑假還好，一個美國的園林專業研究生機緣巧合認識了梅靜，每年暑假都來聽松實習教英語，可惜如今畢業了。
書院也沒有大城市來的幼教老師，曾來過一個，梅靜覺得反而不合適。那位老師並不認為村子是長久要停留的地方。
當你看到這一批人，你會覺得鄉村有希望
近幾年不斷有人找梅靜，誇她的書院不錯，問她“要不咱們投投資”，找一些大財團，把附近村子的人都搬走，恢復泰陵內務府原本的樣子。
但梅靜期待的不是這樣，她更希望家鄉能夠帶著傳統中好的部分“活化”，發展起來，而不是變成一個沒有人真實生活著的景點。她認為那不該是傳統村落的唯一出路。
從聽松書院往北走不遠，就是乾隆皇帝生母孝聖憲皇后安息的妃陵，在劇作家的安排下，墓主人在各種宮鬥劇裡風生水起，卻並沒能給這座大門緊閉牆壁斑駁的建築帶來“流量”。
從2014年起，梅靜已經給縣裡的文物保護部門提交3版清西陵發展保護方案，提出自己的建議。她稱之為“針灸式的改造”，有機地保留原住居民，一點一點去改變。
比起為家鄉擔心，書院的生計離她更近一些。幸好，“活下去”已經不成問題，一方面是民宿能夠獲得收入，另一方面，她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教師達成長期合作，請他們帶著學生在清西陵進行寫生課，算是有了穩定的“客源”。
梅靜希望聽松書院至少成為家鄉的一個就業平臺，除了有民宿的產業，還能有文化創意產業。這些產業的盈利用來支撐公益的教育部分。雖然不能解決從幼兒園一直到中學的需求，也不能像城裡有鋼琴課有芭蕾課有蒙氏教育，但聽松書院很自豪地介紹自己“有自然鄉土，有農耕，有時節，有農村老師的樸實和愛，有健康”。
她有些羨慕福建的得天獨厚，擁有自古傳承下來的天然文創產品——茶葉。但其他地方很多古老的工藝，慢慢地就沒有什麼人用了，產業很難再繼續發展下去。她清楚文創產業不是“做出一個好產品來就OK了”。其實她給清西陵設計了很多產品，但不敢生產。因為流量不夠，也沒有渠道。“一個膠布或者文件夾，打樣費至少要2000（元），至少要生產500卷。那我就要猶豫了，我把它生產出來了，賣得出去嗎？”
中國資助者圓桌論壇秘書長李志豔長期為國內的資助機構提供戰略設計服務，對梅靜和林爐生的故事都瞭解，也不懷疑“每一個鄉村創業者能夠把自己的鄉村建設得很好”。但他也在考慮，這兩位創業者嘗試的鄉村發展模式，是否能在中國所有鄉村複製。“像西海固那樣資源沒有那麼好的該怎麼辦？我特別困惑，不知道眾多中國鄉村的出路在哪兒。”
梅靜自己也思考過這個問題，她承認，西陵擁有獨特的文化資源優勢，而她作為個人，現在能夠顧及的也只有她的家鄉。像她和林爐生這樣高學歷的返鄉創業青年並沒有成為鄉村常態。
李志豔向他們提過同一個問題，他擔心書院幼兒教育的理念跟不上專業幼兒教育機構，“系統性不夠”。用他的話說，教育不是把孩子帶到一個地方，讓他寫書法和誦經那麼簡單。他的建議是，書院可以與專業的兒童教育機構多接觸多合作。
梅靜正準備去同樣做鄉村教育的另一所機構取經，那邊的一些老師是返鄉青年，還有城市裡退休後想去鄉村養老的人。這些人帶著智力資源和人脈資源，回到家鄉做幼兒教育。
用那所機構負責人的話說，“一部分人對鄉村抱著絕望的態度，但是當你看到有一批人非常有熱心，有腳踏實地精神，你就會覺得我們的鄉村有希望”。
梅靜最近剛收到一條讓她感到了希望的信息，一位家長曾把孩子送到她這裡，後來為了更好的教育資源搬去了易縣，最近卻決定要帶著孩子回來了。對方發現還是不能接受小孩每天只能接受十幾分鐘的陽光照射，剩下的時間就在屋子裡待著。
“我們的小孩個頂個兒的身體好，雖然可能黑點兒。”梅靜說著，雙眼發亮。
（應受訪者要求龐蓬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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