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庫爾河還在流淌，鄂倫春人越來越少，他們從原始中走出，是摧毀還是挽救？他們驚奇於玻璃窗上的霜花，屋子竟然可以不漏雨。而真正讓他們震撼的是，成片的樹倒下了，只剩下一片片截斷的白木樁，神走了，再也不回來了。
—— 筆者語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父親永遠記得那一天，家鄉已經有了初冬的寒意，清晨，幾輛客車排列在體育場跑道上，上面掛著橫幅：“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一年父親十八歲，他被插隊去往大興安嶺林海深處的西尼氣鎮。在興安嶺密林深處的鄂倫春人中生活了幾年。
父親同幾個鄂倫春人負責放牧公社的牛馬，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晚年父親回憶在興安嶺的那段歲月，他說那時外界政治對他們有任何正面意義，那個年代宗教是要被批判的。雖然曾經學習過的新憲法裡有宗教自由，但同時又在批判宗教迷信。鄂倫春人傳統的自然神靈的觀念和習俗，被認為是一種落後與愚昧。父親同他們朝夕相處，形同一家人，也跟他們一起遵從狩獵和生活上的一些傳統禁忌，鄂倫春人講過一些過去的故事和傳說，但是父親從沒有見過薩滿，一個也沒有。
٧
小時候父親跟我說起林中獵人的故事，我便開始想象：陽光穿透大森林，穿獸皮衣、戴狍角帽、背土槍的鄂倫春獵人縱馬飛奔，父親騎著馬兒行走在草木豐盛的山巒，划著小船兒飄蕩在湍急的河流，他駕著雪橇飛奔在白雪皚皚的峽谷，一馬、一槍、一犬，一年四季追趕著樟狍、野鹿，遊獵在遼闊的林海里，日子漂泊不定。興安嶺既是他們的天然獵場，又是他們的家鄉。
“媽媽在白雪皚皚的大地上生下了我。”薩娜的長篇小說《多布庫爾河》一開篇就道出了整部作品的敘述主題。古迪婭的生命肉體在媽媽的子宮裡，不敢動彈，儘管生命通道正在緩緩開啟，“但是我不能出去，我的靈魂正在高空飛翔，若是它來不及進入我的肉身，我降生後只能成為可憐的白痴或怪胎。”“我緊緊地貼住媽媽，焦急地等待與靈魂重逢。”古迪婭的生命在瑪魯神靈的指引下，感受大地、森林、白雪、靈魂是如何與肉身合為一體的生命誕生過程。一個生命的出生，是上世死者的靈魂長久流浪的結束，是重新經歷了一次毀滅與新生的、屬於大地的生命傳奇。
٧
生與死始終伴隨著每一個生命，在一個生命獲得新生的時候，也意味著另一個生命的結束。沒有哪一個生命是永恆的強者。古迪婭的出生與母鹿的死亡不是偶然的。“瑪魯神靈說過，每一個生命都不是好惹的。”
死亡的幽靈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光顧柯爾特依爾和瑪哈依爾兩個鄂倫春家族，卡思拉的丈夫、大兒子、小兒子各羅布、大女兒蘇妮婭及其丈夫庫列等親人一個個非正常地死去。對於一個鄂倫春族女人來說，死亡是無可抗拒的，“就像晚霞留不住太陽，大地留不住閃電”，但是卡思拉依然迎著死亡之神，並向它發起挑戰，要讓死去的人重新活過來。在兒子各羅布的身上，看到丈夫的影子；在各羅布和蘇妮婭這一雙兒女死去後，卡思拉把蘇妮婭與庫列所生的兒子和女兒，分別命名“各羅布”和“蘇妮婭”。讓死去的人重新獲得新生，這既是鄂倫春人信仰中的生死觀念，也是卡思拉這一個普通生命個體所做出的、也是
惟一能夠做出的反抗死亡的方式。٧
作為鄂倫春人的薩滿，烏恰奶奶是具有能夠看透未來、預知命運，能抵禦死亡、起死回生的生命能量和精神魔力的。烏恰奶奶對於本民族的保護神瑪魯神靈是不跪的，呈現出平起平坐的樣子。穿上了薩滿服飾的烏恰奶奶，在那一瞬間，又一次讓“我”震撼不已。如果說烏恰奶奶的身體之謎是超越凡俗的“生命之美”，而穿上了薩滿服飾的烏恰奶奶已經匯聚了天地日月、飛禽走獸等大千世界所有生命存在的精華，成為鄂倫春人與天地神靈進行精神溝通的“生命之神”。這位鄂倫春人通靈的“生命之神”敲起了用自己“生命起點”做成的神鼓，跳起了驅趕病魔的神舞，赤腳輕盈行走在燒紅的火炭上，向神靈發出禱告和呼喚。最終，查魯醒來說話了，烏恰奶奶倒下去了，“他從那裡回來，她就回到那裡”。小說藉助於“我”的第一人稱敘述視角，以一個同樣具有神性精神氣質的鄂倫春族少女的眼光仔細端詳這位傳奇的薩滿及其抵抗死亡、拯救生命的過程。這樣一來，既具有“親歷性”的敘述親切感和接受的真實感，又具有精雕細刻的細節之美和彼此心靈對話的情感共鳴效果。即在一瞬間，生與死、愛與恨、肉與靈交會一處，作者、“我”這個敘述者、烏恰奶奶、部落族人和讀者一起進行心靈的舞蹈，一起走向死亡，又一起新生。
鄂倫春人的“生命之神”烏恰奶奶，救活了青年查魯，但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正像卡思拉一樣，她也無法守護住自己的孩子。事實上，無論是受傷的查魯，還是卡思拉的丈夫和小兒子各羅布的非正常死亡，都不僅僅是某一個偶然因素所導致的事故，更是因為鄂倫春人所面臨的普遍性的、日益嚴重的現代性危機。各羅布等人死亡顯然不僅是運氣不好的問題，更有著一個更深廣的危機：外邊世界的人進入了多布庫爾河，鄂倫春人視為有靈魂的樹木被大肆砍伐，傳統的生存方式遇到了現代性的危機。
٧
媽媽老了，神靈走了，薩滿烏恰奶奶也離族人而去了。安校長來了，帶來了奶粉和麵包，帶來了讓“我”上學的消息，“讓古迪婭上學吧，安校長求媽媽說，她是太好的學生了，應該讀書、繪畫，走出大山”。是啊，媽媽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作為下一代的“古迪婭”應該走出大山，正如安校長所說，“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你們應該過上幸福的生活”。新時代無可阻止地到來了，可是“幸福的生活”到哪裡尋找呢？
從阿摩薩滿的祈禱開始，古迪婭不僅領悟到鄂倫春人的生死大義內涵，而且領悟到了烏恰奶奶臨終時說的“智者無家可歸”話語的精神指向，“我終於理解了其間的含義，我們活著，並且終生行走在尋找的道路上”。不僅安校長鼓勵“我”，而且媽媽、格帕欠老人，乃至查魯都改變了主意，支持古迪婭“再也不想讓你過像她從前的日子了”。“我”跟查魯告別的時候，聽到查魯憤怒的指責，但是“我”不責怪他。正是在查魯的指責話語裡，“我”讀到了鄂倫春人對過去歲月的無比留戀與憂傷，對現在生活的恐慌與不安，更讀出了作為一個鄂倫春年輕人所應當承擔的對民族未來生活所應擔負的責任和使命。當然，“我”也從中品咂出了查魯對我況味複雜而又無比深沉的愛。古迪婭知道了“我是誰”，找到了未來生活道路的方向。
٧
教美術的石老師在古迪婭的畫上使用抖動的筆調畫出抽象的、有生命的發亮的斑點，“畫面上的多布庫爾河開始變得神秘莫測，它完全超出了自然的形態，好似在漫天大雪中悸動地舞蹈，整個畫面成為讓人捉摸不透的畫謎和奇妙的陷阱”。古迪婭在這一瞬間感悟到了繪畫的魅力和價值，以及繪畫所能帶給自己和鄂倫春民族的另一種現代性存在體驗方式：“我的驚喜和感動，還有長期置身於黑暗，突然被一束光明照亮的醒悟。”
在都市新生活中，“我”一次次體驗到那是來自“在森林裡、在河流裡、在岩石中生長的孤獨”，是多布庫爾河流中的鄂倫春民族的“孤獨”。正是有過這份與眾不同的“孤獨”，“我”一次次迴歸精神的故鄉，與逝去的靈魂對話，在都市這個新的文化語境所提供的現代繪畫中尋覓到了解答“孤獨”的現代性答案。薩娜所塑造的古迪婭形象與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伊蓮娜，雖然都是到城市中選擇了繪畫來呈現自己民族的精神世界，但不同的是，遲子建的伊蓮娜形象沒有能夠從鄂溫克民族的精神世界尋找到轉化為現代新生活的精神因子，而在都市與森林、傳統與現代之間苦苦掙扎，以致投水自盡；而薩娜的古迪婭在都市中找到了從原始繪畫的原始思維到現代繪畫的藝術思維之間轉化的心靈通道，在現代性都市的他者鏡像中確立了自我的價值與意義。
在現代性裹挾的洪流中，古迪婭深深感受傳統不可挽回地逝去，時間飛速地流逝，而惟有藝術才能夠重新回到過去的多布庫爾河中，才能夠把鄂倫春族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接在一起，成為一部完整的民族心靈史呈現於世人面前。
٧
正如古迪婭在看過查魯的墳墓後所說：“在那裡，我才敢回頭看你，看我所有的親人，看森林和多布庫爾河，才有可能重新活一次。”這正是古迪婭，也是薩娜的《多布庫爾河》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在薩娜所塑造的古迪婭身上，我們看到了一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艱難跋涉的鄂倫春族“心靈史”。
可愛的蘇妮婭、精靈般的可迪婭、高大的庫列、無所事事的查魯、還有蹦跳的小各羅布…… 陽光在樹葉上跳舞，風在時空裡穿行，為數不多的鄂倫春人，就像多布庫爾河裡的河水，離我們越行越遠了 。
鄂倫春的現在，再也找不到任何關於歷史的痕跡，唯有那幾匹遊蕩的馬，似乎剛從野性的叢林中凱旋而來。現代方式的定居從根本上改變了鄂倫春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山林中老一輩的鄂倫春人，留戀著過去的傳統狩獵生活，精神上同山林的聯繫無法割斷而定居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讀書、工作已與中國其他大多數人沒有多少區別了。
٧
閱讀更多 行矣XINGYI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