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責任制改革的重要關口，院庭長以法官身份重回審判一線，逐漸成為常態。
廣東是全國司法體制改革首批試點省份之一，地處珠三角的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早在2014年就開始院庭長辦案制度的探索，並通過行政“減負”、辦案“加碼”等方式，把院庭長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解放出來，真正促使院庭長將精力放在辦案上，發揮引領和示範作用。
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庭審現場
一些院庭長通過辦案改革創新工作機制破解難題，促進了審判與管理的有機統一。同時部分司法人員認為，法院系統尚需加強公開公示、考核管理，完善監督機制，讓院庭長辦案制度落到實處。
“開庭”越來越多
早晨七點多，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大嶺山法庭庭長助理黎遠飛來到單位，與庭長李子青邊吃早餐，邊商量當天要處理的行政事務。從後勤保障到對外聯絡，黎遠飛是法庭裡的“大管家”。
東莞是不設區的地級市。東莞第二法院在虎門、厚街、沙田、大朗、大嶺山、長安6個鎮街設立派出法庭。改革前，大大小小、事無鉅細的行政事務，幾乎全靠庭長“包打天下”。
2014年起，東莞第二法院要求院庭長必須到一線辦案，並專門設置庭長助理，協助庭長處理行政管理事務及對外聯絡溝通工作，把庭長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放出來，將精力投入到辦案當中。
大學會計本科畢業後，黎遠飛在村委會工作過，也擔任過法院的人民陪審員，2014年正式成為庭長助理。“助理的主要作用就是為庭長減負，行政事務很瑣碎，若是庭長事事操心，一定會佔用大量的時間精力。”黎遠飛說。
在李子青看來，黎遠飛細緻認真，責任心很強。“比如遇到法庭停水停電等緊急情況，他會第一時間趕去處理好，讓我可以專心辦案。在跟鎮政府、村委會溝通協調時也比較順暢，有時還能幫我出點主意。”
東莞經濟活躍，民商事糾紛較多，近年來大量案件湧入基層法庭。據統計，東莞第二法院派出法庭年平均案件量超過4000件，個別派出法庭年收案量超過6000件，審判任務十分繁重。
但法院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外溝通聯絡佔用了派出法庭庭長的大量時間。作為法庭領導，經常要參加或列席當地鎮委召開的會議，並有很多會議指名要庭領導參加。
改革後，東莞市委政法委明確規定，各鎮與政法工作無關的會議無須法庭參加，從而保障了法庭庭長辦案的時間。
“以前找哪位庭長找不到，同事常說，他開會去了，如今都說他開庭去了。”家事審判庭庭長徐珍的形象概括，引起不少同事共鳴。雖是一字之差，但恰恰反映了院庭長工作上的明顯變化。
此外，東莞第二法院改進會風，儘量少開會、開短會，優先採用視頻會議、網絡會議，嚴格要求非業務性會議原則上控制在1個小時之內，安排在下午4點之後，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徐珍告訴記者，從2014年到現在，她本人的辦案數量逐年提升。2017年她辦結家事案件198宗，約佔部門結案數的一半，是部門法官平均結案數量的102%。
迴歸法官本色
從行政崗位迴歸一線辦案，東莞第二法院副院長梁建超坦言“難度不小”。“多年沒有辦案，法律法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梁建超告訴記者，重新辦案後，他不斷加強業務學習，真切地感受到辦案責任更明確了，法官的身份意識更強了。
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優化審判資源配置，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根據改革的相關要求，院庭長必須到一線辦案，且基層法院院長辦案量應達到本院法官平均辦案量的5%～10%，其他入額院領導應達到本院法官平均辦案量的30%～40%，庭長應達到本部門法官平均辦案量的50%～70%。
統計顯示，東莞第二法院近年來院庭長辦案數量不斷增長。2014年院庭長承辦案件結案7156件，佔全院總結案數的29%；2015年結案8180件，佔全院總結案數的32%；2016年結案11217件，結案量同比增長37.13%。
作為法官中的優秀代表，院庭長迴歸審判一線後辦了哪些案件，日常又如何辦案，一直備受社會關注。
根據東莞第二法院及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院庭領導應當根據分管的審判工作，結合專業背景和個人專長參加案件審判，重點參加重大、疑難、複雜和新類型案件的審理。
據梁建超介紹，東莞第二法院在案件立案以後，對案件進行二次篩選，由審判管理部門指定或院庭長選擇標的較大、案情複雜以及新類型的案件。因為一審案件必須開庭審理，這些案件分到院庭長名下後，必須本人親自閱卷、開庭、簽發裁判文書，很難矇混過關。
東莞商業發達，新型案件層出不窮。幾年來梁建超辦了不少疑難複雜的新類型案件。
“我專門辦了一些商業秘密的案件，為此閱讀了不少專業書籍。平常和法官們一起開庭、一起討論案件。大家可以相互學習辦案技巧，分享經驗，形成專業化的氛圍。”梁建超說，“希望在別人眼裡，我是一名厲害的法官。”一年左右，他辦結了125宗案件，其中包括參加合議庭擔任審判長的案件。
虎門法庭副庭長歐澤林在法院工作近20年，多次被法院評為考核優秀，是一名辦案能手。
據他介紹，在虎門法庭，他辦理的案件主要是合夥糾紛、侵權類糾紛、房屋買賣糾紛、租賃合同糾紛等涉及群體性、重大、疑難、複雜案件。
今年以來，虎門法庭受理了多宗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的案件。歐澤林在案件審理中發現，不同法官在辦理該類案件時對法律適用的理解不同，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況。歐澤林在法官當中發起討論，讓法律越辯越明。在他的推動下，法院對該類案件統一了裁判尺度。
“改革後，我的時間和精力主要都在辦案上，保證了對審判工作的親歷性。同時，通過辦理重大、疑難、複雜案件，也發揮了示範、指導作用。”僅2017年，歐澤林就辦了300多宗案件。
創新機制解難題
院庭長辦案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在於發現內部管理、審判機制當中的問題，從而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更好地解決問題。
基於歷史原因，司法系統長期以來按照戶籍人口確定人員編制。但在東莞等珠三角地區的城市，流動人口較多，與戶籍人口倒掛的現象十分突出。
為把法官從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法院必須配備適量的審判輔助人員。由於政法編制不足，大部分審判輔助人員都是合同制，人員流動性較大。
梁建超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受人員流動影響，不少審判輔助人員雖是法學出身，但在實際操作中業務不熟，嚴重影響辦案效率。於是，他組織各業務庭分工合作，梳理案件流程，編寫了近10萬字的《審判輔助人員跟案工作指引》。這樣一來，哪怕是新來的輔助人員也能很快上手。
此外，梁建超還組織編寫並建立了知識管理系統，對30多種案件審理中需要注意的問題進行歸納整理，以便輪崗的法官儘快熟悉新業務和專業知識。
2016年1月，東莞第二法院成為全國家事審判改革試點單位後，徐珍開始從事家事審判，成為家事庭的負責人。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對徐珍來說，看似雞毛蒜皮的家務事，處理不善極易擴大矛盾糾紛，甚至導致惡性事件。尤其是離婚案件，孩子由誰來撫養，往往讓父母雙方爭執不休。
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徐珍創新審判機制，引入專業的心理諮詢機構，評估父母雙方的性格、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並委託家事調查員對家庭狀況、親子關係進行調查。這些舉措為法官斷案提供了看得見、說得清的依據。
“看到專業的評估報告後，當事人無話可說，也不鬧情緒了，有的同意輪流撫養小孩。”徐珍告訴記者，雖然案件數量仍在逐年上升，但是案件的審判效果普遍較好，當事人大多服判息訴。
在徐珍帶領下，家事審判庭完成了親子關係報告制度、家事調查制度、離婚證明書制度等多項家事審判改革措施，2018年7月被評為“全國家事審判先進集體”。相關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採納為2017年度案例，並在形成《廣東法院審理離婚案件程序指引》時作為重要參考。
防止辦案“走過場”
廣東是全國司法體制改革首批試點省份之一，經過數年探索，改革蹄疾步穩，邁向深水區。2016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專門出臺《院長庭長辦理案件的暫行規定》，實現院庭長辦案機制化、常態化。
統計顯示，2017年，廣東全省法院院庭長辦結各類案件50.05萬件，佔全省法院結案數的28.44%；2018年上半年，廣東全省院庭長共辦結案件215299件，同比增長10.71%。
基層司法人員認為，院庭長辦案逐漸成為常態，示範帶動意義明顯。但眼下仍需推進配套改革及相關措施，完善院庭長辦案監督機制，從改革探索邁向制度固化。
一是以公開促監督，形成壓力氛圍。梁建超建議，法院可將院庭長的辦案數量、裁判文書進行公示，接受法院同事和社會監督。
“院庭領導承辦的案件在系統上都有記錄，數量定期公佈，這樣有利於形成你追我趕的良好氛圍。”歐澤林說。
二是加強管理考核，防止“掛名辦案”。梁建超等人建議，院庭長應建立單獨序列考核，對“走過場”的院庭領導，不僅考核上要予以甄別，還要進行約談提醒。
此外，也有院庭領導認為，要求院庭長辦理有代表性的重大、疑難、複雜案件，但這些案件工作量大、難度大、耗時長，因此應針對院庭長建立一套有別於一般法官的考核機制，讓院庭長更專心辦理精品案件，實現“以審案指導審判”。
三是堅持“一崗雙責”，帶隊伍不可荒廢。梁建超說，按照黨管幹部的原則和一崗雙責的要求，一旦法官出了問題，院庭長要承擔相應責任。在隊伍建設、廉政風險防控、案件質量管理等方面，院庭長如何把握管理和干預的邊界，需要司法責任制進一步完善。
多位受訪基層司法人員反映，隨著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深入推進，不少院庭長業務審批已經取消。但在執行工作方面，拘留、罰款、搜查、邊控臨控、執行款的分配劃撥等，是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規定要求的審批事項，能否進一步簡政放權尚待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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