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关口，院庭长以法官身份重回审判一线，逐渐成为常态。
广东是全国司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之一，地处珠三角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早在2014年就开始院庭长办案制度的探索，并通过行政“减负”、办案“加码”等方式，把院庭长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真正促使院庭长将精力放在办案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庭审现场
一些院庭长通过办案改革创新工作机制破解难题，促进了审判与管理的有机统一。同时部分司法人员认为，法院系统尚需加强公开公示、考核管理，完善监督机制，让院庭长办案制度落到实处。
“开庭”越来越多
早晨七点多，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大岭山法庭庭长助理黎远飞来到单位，与庭长李子青边吃早餐，边商量当天要处理的行政事务。从后勤保障到对外联络，黎远飞是法庭里的“大管家”。
东莞是不设区的地级市。东莞第二法院在虎门、厚街、沙田、大朗、大岭山、长安6个镇街设立派出法庭。改革前，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的行政事务，几乎全靠庭长“包打天下”。
2014年起，东莞第二法院要求院庭长必须到一线办案，并专门设置庭长助理，协助庭长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及对外联络沟通工作，把庭长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将精力投入到办案当中。
大学会计本科毕业后，黎远飞在村委会工作过，也担任过法院的人民陪审员，2014年正式成为庭长助理。“助理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庭长减负，行政事务很琐碎，若是庭长事事操心，一定会占用大量的时间精力。”黎远飞说。
在李子青看来，黎远飞细致认真，责任心很强。“比如遇到法庭停水停电等紧急情况，他会第一时间赶去处理好，让我可以专心办案。在跟镇政府、村委会沟通协调时也比较顺畅，有时还能帮我出点主意。”
东莞经济活跃，民商事纠纷较多，近年来大量案件涌入基层法庭。据统计，东莞第二法院派出法庭年平均案件量超过4000件，个别派出法庭年收案量超过6000件，审判任务十分繁重。
但法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外沟通联络占用了派出法庭庭长的大量时间。作为法庭领导，经常要参加或列席当地镇委召开的会议，并有很多会议指名要庭领导参加。
改革后，东莞市委政法委明确规定，各镇与政法工作无关的会议无须法庭参加，从而保障了法庭庭长办案的时间。
“以前找哪位庭长找不到，同事常说，他开会去了，如今都说他开庭去了。”家事审判庭庭长徐珍的形象概括，引起不少同事共鸣。虽是一字之差，但恰恰反映了院庭长工作上的明显变化。
此外，东莞第二法院改进会风，尽量少开会、开短会，优先采用视频会议、网络会议，严格要求非业务性会议原则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徐珍告诉记者，从2014年到现在，她本人的办案数量逐年提升。2017年她办结家事案件198宗，约占部门结案数的一半，是部门法官平均结案数量的102%。
回归法官本色
从行政岗位回归一线办案，东莞第二法院副院长梁建超坦言“难度不小”。“多年没有办案，法律法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梁建超告诉记者，重新办案后，他不断加强业务学习，真切地感受到办案责任更明确了，法官的身份意识更强了。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根据改革的相关要求，院庭长必须到一线办案，且基层法院院长办案量应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10%，其他入额院领导应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30%～40%，庭长应达到本部门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0%～70%。
统计显示，东莞第二法院近年来院庭长办案数量不断增长。2014年院庭长承办案件结案7156件，占全院总结案数的29%；2015年结案8180件，占全院总结案数的32%；2016年结案11217件，结案量同比增长37.13%。
作为法官中的优秀代表，院庭长回归审判一线后办了哪些案件，日常又如何办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根据东莞第二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院庭领导应当根据分管的审判工作，结合专业背景和个人专长参加案件审判，重点参加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的审理。
据梁建超介绍，东莞第二法院在案件立案以后，对案件进行二次筛选，由审判管理部门指定或院庭长选择标的较大、案情复杂以及新类型的案件。因为一审案件必须开庭审理，这些案件分到院庭长名下后，必须本人亲自阅卷、开庭、签发裁判文书，很难蒙混过关。
东莞商业发达，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几年来梁建超办了不少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
“我专门办了一些商业秘密的案件，为此阅读了不少专业书籍。平常和法官们一起开庭、一起讨论案件。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办案技巧，分享经验，形成专业化的氛围。”梁建超说，“希望在别人眼里，我是一名厉害的法官。”一年左右，他办结了125宗案件，其中包括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的案件。
虎门法庭副庭长欧泽林在法院工作近20年，多次被法院评为考核优秀，是一名办案能手。
据他介绍，在虎门法庭，他办理的案件主要是合伙纠纷、侵权类纠纷、房屋买卖纠纷、租赁合同纠纷等涉及群体性、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今年以来，虎门法庭受理了多宗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的案件。欧泽林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不同法官在办理该类案件时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不同，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欧泽林在法官当中发起讨论，让法律越辩越明。在他的推动下，法院对该类案件统一了裁判尺度。
“改革后，我的时间和精力主要都在办案上，保证了对审判工作的亲历性。同时，通过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也发挥了示范、指导作用。”仅2017年，欧泽林就办了300多宗案件。
创新机制解难题
院庭长办案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发现内部管理、审判机制当中的问题，从而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更好地解决问题。
基于历史原因，司法系统长期以来按照户籍人口确定人员编制。但在东莞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流动人口较多，与户籍人口倒挂的现象十分突出。
为把法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法院必须配备适量的审判辅助人员。由于政法编制不足，大部分审判辅助人员都是合同制，人员流动性较大。
梁建超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人员流动影响，不少审判辅助人员虽是法学出身，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不熟，严重影响办案效率。于是，他组织各业务庭分工合作，梳理案件流程，编写了近10万字的《审判辅助人员跟案工作指引》。这样一来，哪怕是新来的辅助人员也能很快上手。
此外，梁建超还组织编写并建立了知识管理系统，对30多种案件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以便轮岗的法官尽快熟悉新业务和专业知识。
2016年1月，东莞第二法院成为全国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单位后，徐珍开始从事家事审判，成为家事庭的负责人。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徐珍来说，看似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处理不善极易扩大矛盾纠纷，甚至导致恶性事件。尤其是离婚案件，孩子由谁来抚养，往往让父母双方争执不休。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徐珍创新审判机制，引入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评估父母双方的性格、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并委托家事调查员对家庭状况、亲子关系进行调查。这些举措为法官断案提供了看得见、说得清的依据。
“看到专业的评估报告后，当事人无话可说，也不闹情绪了，有的同意轮流抚养小孩。”徐珍告诉记者，虽然案件数量仍在逐年上升，但是案件的审判效果普遍较好，当事人大多服判息诉。
在徐珍带领下，家事审判庭完成了亲子关系报告制度、家事调查制度、离婚证明书制度等多项家事审判改革措施，2018年7月被评为“全国家事审判先进集体”。相关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为2017年度案例，并在形成《广东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程序指引》时作为重要参考。
防止办案“走过场”
广东是全国司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之一，经过数年探索，改革蹄疾步稳，迈向深水区。2016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出台《院长庭长办理案件的暂行规定》，实现院庭长办案机制化、常态化。
统计显示，2017年，广东全省法院院庭长办结各类案件50.05万件，占全省法院结案数的28.44%；2018年上半年，广东全省院庭长共办结案件215299件，同比增长10.71%。
基层司法人员认为，院庭长办案逐渐成为常态，示范带动意义明显。但眼下仍需推进配套改革及相关措施，完善院庭长办案监督机制，从改革探索迈向制度固化。
一是以公开促监督，形成压力氛围。梁建超建议，法院可将院庭长的办案数量、裁判文书进行公示，接受法院同事和社会监督。
“院庭领导承办的案件在系统上都有记录，数量定期公布，这样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欧泽林说。
二是加强管理考核，防止“挂名办案”。梁建超等人建议，院庭长应建立单独序列考核，对“走过场”的院庭领导，不仅考核上要予以甄别，还要进行约谈提醒。
此外，也有院庭领导认为，要求院庭长办理有代表性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但这些案件工作量大、难度大、耗时长，因此应针对院庭长建立一套有别于一般法官的考核机制，让院庭长更专心办理精品案件，实现“以审案指导审判”。
三是坚持“一岗双责”，带队伍不可荒废。梁建超说，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一岗双责的要求，一旦法官出了问题，院庭长要承担相应责任。在队伍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案件质量管理等方面，院庭长如何把握管理和干预的边界，需要司法责任制进一步完善。
多位受访基层司法人员反映，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不少院庭长业务审批已经取消。但在执行工作方面，拘留、罚款、搜查、边控临控、执行款的分配划拨等，是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要求的审批事项，能否进一步简政放权尚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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