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
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
在《光明日報》頭版刊發
它掀起了席捲中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成為那支撬動改革開放的哲學槓桿
短短六千字，激盪四十年。
改革開放40年，如今的中國正在一條風險與機遇並存，卻愈加充滿了艱難險阻的發展道路上。那麼如何評價這40年中的得失？作為新一代的企業家和財富階層的代言人又將如何直面過去，望向未來？
2018年8月18日，由BU集團主辦的第一屆智慧圓桌，在低調而富於探討精神的指導下，在BU CLUB順利召開。智慧圓桌是由BU集團聯合鳳凰網創始人、美中新視角基金會創始人周志興先生共同發起，作為智慧引領與思想碰撞的高度私密沙龍。
“一年多以前，陳豪跟我說過，能不能找一些學者經常性地聚一下。我提了個建議，不要光找經濟學家，不能光找賺錢的人，要找各種人，經過這麼久的醞釀，我們開始了第一講。”談及智慧圓桌的來歷，周志興先生十分感慨。他更希望，隨著“智慧圓桌”規模的不斷擴大，內容的不斷豐富，能夠成為全上海，乃至全中國最好的“民間智慧課堂”。
BU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接力中國創始人陳豪
與會的還包括來自BU集團的幾位嘉賓，會議開始，BU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接力中國創始人陳豪先生也做了熱情洋溢的發言：“BU集團是投資聯合體，也是智慧聯合體，依託年輕人創新的激情，能借助更多資源，請到更多的智者和前輩，來與青年企業家做更多交流和學習，今天是智慧圓桌第一期，非常期待，這只是開始，希望大家有一個有收穫的下午。也期待更多思想的碰撞。”
主持人戴劉菲
第一期智慧圓桌的主持人為：第一財經主持人、評論員，資深製片人、總導演，國家一級播音員戴劉菲，圓桌主持人由周志興先生擔任。
本次智慧圓桌的主題是改革開放40年與區塊鏈發展。中國“改革四君子”、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濟學家朱嘉明、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講席教授高全喜等嘉賓做了分享。今天我們分兩篇呈現本次智慧圓桌的精彩內容。
朱嘉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時勢所致，大勢所趨
我是一個偏向科學至上主義的人。在過去40年科技的發展、世界的科學進步，基本上來自外部世界。科技的進步有獨特規律和環境，一個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必然植根於此。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提出的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現代化。
而當今，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最重要是依託於科技進步，科技革命。這個世界變化之快，超出我們想象。
過去40年，外部環境最大的變化，是冷戰的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的鬆動。1978年8月，當時的國家主席華國鋒訪問南斯拉夫，和鐵托擁抱、握手，這件事情在世界上影響很大。以至於外界評價，中國的改革始於重新認識東歐及修正主義。
對於未來的暢想，幾乎是人的本能，它既是科學範疇，又超越科學。所以，人們前仆後繼地，探討未來世界趨勢。
過去40年，外部環境演變為這幾個主要特徵，多元化：文化衝突日益劇烈；隨機性：無人預測，偶發事件及其擴散性。
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改革面對的是內部複雜問題的疊加以及世界大格局的變化，它並不因為中國改革與否，依然會發生。
根據費正清衝擊—反應模型，中國社會存在著非常保守的穩定機制和結構，在這種情況，如果沒有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衝擊和影響，中國的內部變革的動因不會煥發出來。
中國改革開放，源於開放；為了開放而改革，在改革中開放。所謂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科技現代化。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接受和消化外部影響，成為中國改革中如何對待世界併產生怎樣的互動模式的問題。其實，這也是改革中唯一的問題。一個沒有外部世界介入的改革；一個不能與對外部世界相互理解和產生互動的改革，是沒有社會意義的。 謝謝大家。
高全喜:開放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開放改革，才是中國變化的主線。從近代歷史來看，1840年以降，都是開放導致改革，中國立憲制。中國從晚清以來，一切重大變革都是來自開放，各種開放導致改革。沒有開放，只能叫流變，社會變遷，王朝輪替，就不存在改革。
首先，開放改革，這才是這四十年的真相，也是170年的真相。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講席教授
開放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1988年，頒佈中外合作經營法，開放改革相得益彰。後面有一個拐點，開放和改革形成逆反，實際上開放擋不住，改革則從社會體制層面變成了行政體制的改革，基本上是行政層面改革，而真正的社會總的全方位改革開始淡出。實際上開放改革走的越來越遠。
中國的變化是刺激反應變化，我們要釐清：什麼是外來刺激，什麼是內部反應。
現在我們經常說，“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是非常低級的邏輯，是一個糟糕的常識；真正高級的邏輯，應該是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國的。
其他參會嘉賓也對此發表觀點，如下。
上置控股董事施冰（BU成員）
我們的父輩是企業家，作為接班人和創業家，前面的歷史給了我們這一代人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我們想知道，改革開放接下去的40年該怎麼走。
鳳凰網創始人周志興
我贊成，把開放放在前面；沒有開放就沒有後面的改革。事實，我們在改革開放之中，不是想融入世界，而是想解決貧困！後來才慢慢檢討我們的做法，更好地去融入世界。
所有的歷史動機都是複雜的。改革開放同樣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運動，超越執政者組織者的力量。為什麼改了40年還不見邊界，核心問題是，改革過程中產生不能解決的問題和能解決的問題。超出一般的想象力。但是世界經濟生態正在被科技所改變，不管什麼樣的制度，會越來越依靠科技。
聚量集團董事總經理凌子未（BU成員）
過去的20年，中國經歷了非常快速繁榮的社會發展，而當下的環境，是近十年以來最差的，幾乎沒有人知道市場的方向在哪裡。之前在美國上學，政府對市場的引導是必要的，而今我們看不到國內的導向在哪裡，中國有越來越多的“投資人”，我們應該不會希望他們找不到北。
我們看今天所謂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包括一些芯片公司。其實技術功底與跟國外公司相去甚遠，但是市場對它們的推崇度，可能已經是外國的幾十倍上百倍。
中國的M2是GDP的兩倍，應該在世界同層次水平的國家中無出其右，而這個大背景下，我們看到的是資源分配的錯亂，週期的不穩定因素增強，和危機的常態化。今天，危機似乎已不再是危機，而是常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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