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場嘉賓：止庵、歐陽江河、梁鴻（從左至右）。
活動嘉賓合影：宋甘澍、高全喜、張維迎、雷頤、戴錦華、賀照田、止庵、歐陽江河、梁鴻、雙雪濤（從左至右）。
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思想場嘉賓：雷頤、戴錦華、賀照田（從左至右）。
政經場嘉賓：任劍濤、張維迎、高全喜（從左至右）。
八九十年代思潮澎湃，新世紀出版物爆炸
在2018年新京報“大民大國·40年40本書”揭曉禮的三場論壇中，十位不同領域的學者嘉賓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思想、政經法等領域的閱讀進行了一次集中回顧，共同探討了40年來那些形塑當下觀念與生活的核心議題。
審美與啟蒙
我們40年的文學閱讀史
止庵：回想這40年對中國人產生根本影響的作家，我想大概非卡夫卡莫屬，而王朔當年帶給我們的影響也很大。
雙雪濤：我讀卡夫卡很晚。在這100本書單裡有一個離卡夫卡很遙遠的名字，寫《民法通則》的王澤鑑。卡夫卡是學法律出身、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他的寫作跟我讀王澤鑑的感覺有點像，精確而機械。我大學讀了四年法律，將王澤鑑的書作為經典的法律工具書來讀，我感覺那是一種很高級的表達方式。卡夫卡也有這種東西，內在極其荒誕、極其有預言性，而外在則像堅硬的鋼板一樣運作，他對20世紀的影響是根本性的。
王朔是對我影響特別大的作家，他教會我一個東西就是“不裝”，比如魯迅可能發現了“吃人”，他發現的就是“別裝”。王朔用自己的寫作從根本上打開了一條直率的、坦誠表達自己的道路。他特別屬於年輕人，他的文學屬於年輕的文學，那種敘述的激情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特別鼓舞。
梁鴻：王朔是我們90年代瘋狂閱讀的一個作家。我覺得，王朔骨子裡是先鋒作家，我覺得他洗刷了一些東西，不單在於他那玩世不恭的機智、聰明的語言形態，還在於他對所有的禮儀、虛偽、文明都統統掃蕩。他是一個語言的集大成者。
歐陽江河：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有三個人物的命運有點奇怪，我指的是在閱讀經典化和文學史中的地位，王朔是一個，還有王小波、殘雪，都沒有在經典化的論述體制裡，我覺得這中間的原因可能需要探討。
我認為卡夫卡是真正的20世紀的文學英雄，是里程碑式的人物。20世紀如果沒有卡夫卡，那是另外一番景象。
止庵：再談兩本反映近幾年閱讀狀況的書，一本是波拉尼奧的《2666》，一本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梁鴻：《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給我一種特別獨特的心痛，一方面是書中房思琪的命運，她所遭遇或者所揭示的那樣一種女性的內在不平等的命運；另外一點是這本書裡談到的語言和一個人的生命的關係。書中談到文學的巧言令色是否真的是一種欺騙，這對我是非常震驚的時刻。文學內部的那種修辭實際上是可以害人的，說邪惡也行。當房思琪這樣一個少女在語言文字的汪洋大海里拔不出來的時候，我們這些寫作者應該幹什麼，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都應該思考一下這樣的命運本身。
雙雪濤：說實話，《2666》我沒有完全讀完，但我隔三岔五就看，它霸佔在我的床頭。從文學之外來說，一本這麼厚的書在中國產生這麼大的影響，說明文學還是有搞頭的。因為它不是一本好讀的書，不是一個能夠輕輕鬆鬆就消化讀完的書，他的文學是比較純粹的類型和形態。
懷疑與焦慮
朝向未來的精神史
戴錦華：說到讀書的話，必須說有一篇文章奠定了我現在的讀書基調，那篇文章是當時報告文學作家徐遲的文章，他在文章裡倡導全民讀書運動，口號是“博覽群書，不求甚解”，這是我一輩子讀書的宗旨。我們讀書是沒有任何系統可選擇的，是斷片殘簡的。也許前二十年我們可以用書籍的序列來勾勒一個時代的精神史，但是新世紀這個情況變了，我們面臨著出版的爆炸。這個時候你可以說它崩潰了，你也可以說它多元了。
賀照田：這個題目特別使我激動，可能因為我個人所在的學科和位置有關。改革開放到現在40年，我們在物質文明方面做得確實不錯，但是精神文明這個方面就做得跟本來的期待非常不同。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跟國家和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特別有關。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不是具體去研究問題，而是給了那些問題一個答案。如果真要實現朝向未來的精神史這樣一個目標，而且是一定程度上擺脫懷疑和焦慮的，我指的是非生產性的懷疑和焦慮，知識分子必須要做一個工作，要具體去考察當代中國這些跟精神和身心有關的現象。
戴錦華：90年代初期，我們重新去讀《第三帝國的興亡》，重新去讀反省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東西。我大量地系統閱讀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著作、回憶錄，基本上是學術運動領袖的回憶錄，或者反戰運動領袖的回憶錄，還有很多越戰的回憶錄。我覺得理論不夠，我想找到一種重返歷史現場的可能性。然後馬上我就被大眾文化打暈了，這當然是閱讀王朔的年代，那以後我所面臨的東西，無法用80年代結構主義的思路來應對，於是我轉向了文化研究。
賀照田：80年代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的是現代主義和先鋒派。90年代以後，在當時學術史論的推動下，我通過傅斯年這樣的人，開始想什麼叫做現代知識分子，試圖去把握90年代以後知識界各種各樣的思潮。後來，有一天你突然覺得，好像這個時代一直在蓬勃前進，知識分子在這個過程中也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但是，似乎不止是你周圍很多人的生活出了問題，你自己的生命狀態也進入了一個特別不安的狀態。2001年的時候，我突然就坐在一個地方寫了一篇文章，其實就在講我們這代人生命裡發生的很多今天為之承受代價的東西，實際上是被時代塑造的。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有一種檢討。2000年以後，我跟時代，特別是跟與社會政治有關的思潮分開了，想重新去討論歷史。這是我後來這些年一直在上歷史課的原因。
選擇與變革
如何通向更好的市場
任劍濤：這40年對中國、對世界，讓大家最刻骨銘心、最難以忘懷的肯定是文史哲。但如果說這40年，中國要在人類精神史上刻畫一些什麼東西的話，還得靠政經法。原因很簡單，因為文史哲共享的精神成果，很難在一個國家打上獨特的烙印。但中國市場經濟驚心動魄的變化和市場經濟帶來的我們對民主的熱望，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字記載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我們先從80年代講起。
張維迎：我在想今天我們的人就兩類人，一類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另一類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搞市場經濟？就是我們承認自己的無知。現在很多人說，摸著石頭過河，其實就是承認自己的無知。80年代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階段，很多改革都是歪打正著。所有好的變化都是演化出來的，最關鍵的是給人自由。給每個人自由的權利，才可以演化出真正的市場制度來。
高全喜：中國真正40年的社會發展，不但需要文學的想象，更重要的是經濟、社會、法律的制度的閱讀、理解和塑造，這是我之所以從文學、哲學領域跑出來的原因。
任劍濤：我們現在把眼光看向90年代，這個時候社會的意見開始發生了變化，樊綱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引起了人文學者的憤慨，叫做“經濟學不講道德”。
張維迎：我們講的主流經濟是不研究道德的，但不等於經濟學家不講道德。而且經濟學也越來越藉助道德的研究。只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才是最道德的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首先是要尊重人的權利，第二是要講誠信。我要特別強調一點，一個人看得越遠，越講道德。要尋找一種機制，保證大家看得遠。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產權制度，真正自由公平的競爭。這又回到法律，如果法律不公平，讓人們有道德，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即只有有自有產權的社會，才是有道德的社會；只有是自由的社會，才可能是道德的社會；只有是市場經濟的社會，才是真正道德的社會。
高全喜：40年最後的20年，加入WTO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後來證明，加入WTO之後對中國整個社會的經濟層面、社會結構、法律層面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推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了一種新的機制，逐漸進入到一個重新洗牌、重新發展的過程中。
張維迎：我們學術界能為這個國家、為世界做些什麼事？有一件事很重要，我有本書《理念的力量》，我們人類的行為不像經濟學家講到的只是利益分配，我們人類的行為受我們理念的影響，我們做的事就是能夠推動這個社會理念、觀念的變革，如果大家能夠形成一種好的、正確的理念的話，這個社會還是有希望的。
本版整理/新京報記者 楊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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