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歷史學界，有一個“17世紀全球普遍危機”的概念，這是由英國著名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於1954年首先提出的。他認為17世紀的歐洲經歷了從中世紀社會向近代社會的關鍵性轉折，歐洲各國都發生了經濟衰退、穀物生產蕭條、人口死亡率上升、資產階級革命、社會叛亂等眾多異象，這就是所謂的“普遍危機”。這個概念很快得到很多歷史學家的響應，而且他們認為危機不光表現在經濟領域，而是遍及人類的一切活動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宗教、科學、藝術等，如亨利·卡門在《黑鐵世紀：歐洲的社會變革，1559-1660》中所指出的，該時期是歐洲的黑鐵世紀，危機普遍出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之後，隨著研究的深入，歷史學家開始認識到這類“普遍危機”並不侷限在歐洲，而是全球性的，如在東亞的中國就發生了“明清易代”這本來不可思議的變化，而日本則有“寬永大饑荒”（1642-1643年）與島原大起義，非洲的老牌帝國：馬裡帝國也在內外交困中滅亡，“17世紀全球普遍危機”理論開始被廣為接受。那麼，這個危機產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帕克等人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解釋，那就是公元1580年開始的“小冰河期”氣候災難，導致了種植面積的縮減及農業失敗，由此又衍生出了饑荒、流行病、戰爭、叛亂，據不完全統計：
1635—1666年間，世界各地共發生大規模叛亂與革命49次，其中歐洲27次，美洲7次，亞洲和非洲共15次。
危機的爆發最終可能造成了該時間段內世界人口損失了1/3之多，並大幅改變了國家的面貌。
在東亞首當其衝的是位居朝貢秩序體系中心的天朝帝國：明帝國。因為中國是季風氣候，氣溫和降雨有密切關係。氣溫上升1度，降雨線會向從東南向西北推進幾百公里；降低1度，則反向後退幾百公里。明末的萬曆二十八年至崇禎十六年（1600－1643），正好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因為氣溫降低首先造成了空前的大旱災，隨後旱災又引來了蝗災。特大蝗災始於崇禎九年（1636），主要在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隨後開始不斷擴散，到崇禎十一年時已形成東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災區，並開始蔓延到長江流域和整個華北平原，直到崇禎十五 年才結束。大災之後是大疫，由於人民大批逃荒，以及農民起義軍的四處流竄，把惡性傳染病，尤其是鼠疫病傳播到全國各地，1641年出現“疫氣大流 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崇禎十六年二月“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這也導致了最後北京城在大軍壓境時根本無力抵抗，很快就淪陷了。
與此同時，在地球另一邊的英國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英國已經躍升為歐洲強國之一，但隨著“小冰河期”的出現，平均溫度比正常時節下降了1-2℃，這對當時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打擊。
如果我們好好考慮一下上天、人與大地，在國王蒞臨的這個夏季，陛下統治的三個王國的天氣非常怪異。我認為，我們在同類之間犯下的罪行觸怒了上天，從五朔節到9月15日之間，總共只出現了三個晴天。
陰雨連綿，莊稼歉收，洪水氾濫，使整個英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最後爆發了血腥的內戰，查理一世國王被砍頭，斯圖亞特王朝滅亡。在整個內戰中，英格蘭有3.7%，蘇格蘭有6%，愛爾蘭有41%的人口死亡，接著發生的大饑荒又抹去了一共16%的人口，直到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後，隨著天氣的轉暖，局勢才真正穩定了下來，英國重新走上了一條崛起之路。
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
此外，西班牙帝國內的加泰羅尼亞、葡萄牙和那不勒斯都發生了叛亂，葡萄牙最終成功獨立；荷蘭則爆發了憲法危機以及推翻奧倫治家族統治的起義；歐洲最大的國家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和其身邊新崛起的大國俄羅斯，以及老牌帝國瑞典混戰成一團，連高壓統治的奧斯曼土耳其內部也發生了叛亂，蘇丹被近衛軍絞死 了。這一切都是“17世紀全球危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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