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是戰爭勝負的必要條件。與科學研究中“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基本思路恰恰相反，在軍事領域，指揮員進行戰爭決策時，一方面，需要“知己知彼”，進行周密細緻的過程推演和情報分析；另一方面，面對戰爭的“不可預知性”，往往必須當機立斷，出奇招、冒風險，勝與不勝唯有戰過才知，實是一個“小心假設，大膽求證”的過程。由此觀之，一個能打勝仗的指揮頭腦，理性思維與冒險精神皆不可缺。
戰爭作為一個複雜性巨系統，在特定條件下，任何微小的變量都可能導致質變。這就要求“即使只有0.1%的可能，也要進行100%的準備”的“慎戰理性”。違背這一戰爭原則而兵行險招，鮮有不敗者。中途島海戰前，日本海軍在進行相當於現在兵棋推演的圖上演習時，出現了與後來實戰相似的局面，日軍戰鬥機全部飛離航空母艦攻打中途島後，美軍突破防線對其艦隊進行轟炸，演習裁判裁決“赤城”號“加賀”號中彈9發，被擊沉。指揮官宇垣卻“無理性”更改裁決，在第二階段圖上演習時，滿不在乎地讓“加賀”號從海底復活，繼續參戰。對“出其不意”的過度自信，對美軍知悉行動、迴避決戰等可能性的“選擇性遺忘”，成為日軍中途島之敗的“定時炸彈”。
在戰爭這個“不確定的王國”，從來都不存在單向思維和定式邏輯的“絕對理性”。克勞塞維茨指出，“戰爭無論就其客觀性質來看，還是其主觀性質，都近似賭博。”一旦置身其中，就必須有在“99.9%的不利中爭取0.1%的勝算”的“搏命精神”。袁紹官渡之戰剛愎自用、少謀寡斷，致使百萬大軍不敵曹操；司馬懿疑竇叢生，中招空城計；加里波利之戰，英軍指揮員面對一時挫敗放棄既定決策最終無功而返等等戰例，皆因指揮決策優柔寡斷而錯失良機。
戰爭的辯證法無處不在，孫子兵法中奇正思想的核心正在於“奇正相生，方可循環無端。”事實上，戰爭中理性思維與冒險精神往往互為條件、相互補充。兩伊戰爭之初，薩達姆趁伊朗政權更迭、國內混亂之機，貿然發動空襲，卻因本領不濟，未能完成癱瘓伊朗空軍的戰略意圖，看似“有理”實則盲目輕率的決策將國家拖入戰爭泥潭。戰將粟裕一向以用兵無常，敢於冒險著稱，然而慣打“神仙仗”的他，對戰爭準備卻尤為看重。淮海戰役前一個月，便著手準備百萬人、3個月以上的糧草供應，如此方有之後以40萬對60萬，縱橫戰場隨機而斷的大勝。
放眼未來戰爭，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運用使戰爭變量更多，戰場變化更快，適應甚而掌控這一變化，對現代戰爭的指揮員而言，更需拓展理性思維與冒險精神，通過“全面假設，快速求證”達到精準高效的決策。一方面需著力培養“技術理性”，提升技術敏感，運用“大數據”思維，全面蒐集掌握戰場情報，做好以技術手段輔助決策的“信息加法”，填補思維盲區。另一方面，應不斷強化戰法創新意識，培養靈活多變、果敢擔當，善於從紛繁的“信息流”中擷取重點，把握關節，做“決策減法”的指揮素質，真正變“信息優勢”為“決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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