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引發命案
民國二年的初秋時節，周家姐妹在棉花地裡採摘棉花。時近黃昏，太陽的餘暉把潔白的棉絮染成金黃色，遠看村鎮炊煙已嫋嫋升起。
這時，妹妹鳳蓉瞧見鎮上張記糟坊的學徒李甲，挑著一擔米酒從田邊小路經過。鳳蓉連忙尖著嗓子喊道：“李兄，我倆正渴得慌呢，你快舀碗甜酒來讓我倆解解渴，快點！快點呀！”這個李甲也不是個正經人，平素就喜歡到處拈花惹草的，雖然出身貧家，只是個酒坊的小學徒，但長相不招人煩，嘴上又像塗了蜜似的，和鳳寶、鳳蓉在街上遇著，總是這邊廂嬌嗔嗲語，媚眼送波；那邊廂甜言蜜語，動手動腳的。這會兒，李甲四下裡一張望，遠近無閒人，便找一隱蔽處把酒桶放穩了，打開桶蓋，米酒的醇香立刻飄散在空氣中。
姐妹倆爭著拿粗瓷茶碗舀米酒喝，李甲走得口渴，也舀了兩碗仰脖喝下。這米酒上口甜絲絲的，不辣嗓子眼，後勁可不小。
不一會兒，三個人的臉都變得暖烘烘、紅撲撲的，心口也突突地跳個不停。鳳蓉便伸手在李甲臉上撫摸著嬌聲道：“李兄，你也會臉紅啊？”鳳寶也探手往李甲的腋下腰間撓搔個不休。李甲嘿嘿嬉笑著，乘勢左摟右抱，三人拉扯嬉笑成一團。鳳寶冷不丁腳下一絆，站立不穩，往後仰天倒在地上，將李甲和鳳蓉也一併帶倒。李甲一下子壓在鳳寶身上，感覺軟綿綿的，慾火陡然竄上腦門。他抬起頭，四處看看，發現周圍都是半人高的棉花棵子，正值傍晚時分遠近也無閒人，便無所顧忌了……
就在這時，李甲好像被大雨淋溼的棉桃一樣，一下子蔫了，接著整個人趴在鳳蓉的身上不再動彈。鳳蓉見狀，在下面推他、叫他，可他一動也不動。鳳寶也上前拉扯他，仍舊不見動彈。姐妹倆開始有些著急，覺著不像是在開玩笑。鳳蓉便掙扎著從李甲身下爬起，急忙繫好衣衫，兩人合力將他翻了個身。只見他臉色煞白，千呼萬喚，卻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再摸摸胸口，也感覺不到心跳，探探鼻息，也沒有感覺。姐妹倆開始害怕起來，兩人相對無言，呆若木雞。
夜色漸沉，姐妹倆再摸摸李甲，感覺他的身體漸漸變涼變硬。她們估摸著李甲已經死了，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兩人越想越害怕，便低聲哭泣起來。
正巧，這時鎮上警所的警士路過這裡，聽見路旁棉田中傳來女子的哭聲，便循聲找了過去，只見兩個少女相擁而泣，邊上躺著一具男屍。上前問明緣由，再仔細辨認了屍體，認出了是鎮上張記糟坊的學徒。人命關天，警士先將她們帶到鎮上的警所關押起來，然後趕緊找到所長報告這樁命案。
因貪歡誤殺
第二天，警所一邊詳審命案發生的經過，一邊派仵作驗屍、驗酒。仵作仔細查驗李甲全身，沒發現任何傷口，那米酒和粗瓷碗中也沒有驗出毒物。仵作查驗的結論是，李甲是姦淫過度脫精而死。
這樣的案子在當地從未發生過，又事關人命，十分棘手。小小的鎮警所實在不敢自作主張，於是趕緊將姐妹倆押送至寶山縣署。
縣署張知事接案後，立刻提審鳳寶、鳳蓉兩姐妹。雖然事情有些難以啟齒，但兩姐妹不敢有所隱瞞，一五一十將事情和盤托出。
張知事又派仵作再次查驗李甲的屍身和米酒等物，還派人到事發地仔細踏勘，均未發現有蹊蹺之處。那張知事本是個庸碌怯懦之輩，加上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案子，尋思這兩姐妹雖然不是有意害人，但傷風敗俗，又事關人命，便做出如下判定：此案事實確鑿，學徒李甲因輪姦斃命；周氏姐妹以通姦置人於死地，罪責難逃，唯因貪歡誤殺，情有可原，乃為比照男子姦殺婦人罪，減等治罪。
案子便這樣了結了，周家雖然傷心，但出了人命，又是有辱家門的醜事，所以只有默認。鳳寶、鳳蓉兩姐妹只能相擁而泣，悔不該恣情縱欲，遭此報應。
於是縣署一邊將此刑案具文上報備案，一邊準備擇日押解人犯履刑。
翻案
話說那後來淪為親日派賣國賊，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要求嚴懲的曹、陸、章三人中的曹汝霖，那年才剛三十多歲。他出生於上海，早年留學日本東京政法大學，歸國後先派任清政府商部，又調入外務部，清朝末年已任外務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後，曹汝霖改行當上了律師，因著法學與政治的背景，加之精明善辯，不久就聲譽鵲起。
這年初秋，曹汝霖得閒和朋友相約到吳淞遊覽。遊得腳下乏力了，曹汝霖一行人便來到縣城，找一家門面像樣的飯館準備吃飯，點上焯白蝦、紅燒回魚、清蒸螃蟹等河鮮及菜蔬，要了一罈子老白酒。這回魚是長江口特產，鮮美無鱗，而初秋季節的白蝦最為肥鮮，雌蝦抱子，俗稱火白蝦。曹汝霖一行酌酒嚐鮮，海闊天空地閒扯著，這時鄰桌几位食客的談話內容，引起了曹汝霖的興趣。
鄰桌几位男子高聲笑論的，正是上海寶山周家姐妹的案子。曹汝霖出於律師職業的敏感，立刻對這件稀奇古怪的案子充滿了好奇心，便上前問個究竟。市井之人對這種事關男女丑事的命案最是津津樂道，鄰桌食客聽說這位是從上海來的大律師，便七嘴八舌地爭著道來。
聽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後，曹汝霖不禁為此地官民的無知而感到悲哀，便脫口道：“這裡難道沒有懂法律的人嗎？”眾人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爭相問他此話怎講？曹汝霖告訴大家，依照《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周氏姐妹是不應該被判刑的。眾人聞言，將信將疑。此話很快有人傳給了周氏族人。
周氏姐妹被判重刑，其父母親屬肯定是傷心悲哀，但一是怒自己的女兒不爭氣，做出此等傷風敗俗之事，實在是難以啟齒張揚；二是身為普通老百姓，於理於法，難明就裡，所以也覺得因奸致死人命，這樣判處，也是罪有應得；三是即使周家人不服，可以上訴於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可這樣的民告官之事，怎麼會有勝訴的可能？所以周家雖然悲哀，卻並沒有為二女去爭訟的打算，只能是聽之任之了。當週氏族人得知，有上海的大律師對此判決持有異議，便馬上對翻案燃起了一線希望，推選一人去求曹汝霖為周家辯白。
他們找到曹汝霖的時候，說明了來由，曹汝霖當場慨然允諾，答應幫他們翻案，便讓來的人取來筆墨紙硯，為周家代作控訴狀一篇，並言明不收酬謝。
這份控訴狀的大意為：本案事屬奸斃，本無疑義；李甲為被害人，因奸致斃，事實昭彰，本也無辯論的餘地。但是，本案從道理上來講雖是如此，在法律上如此判定卻不妥。此案最重要的地方，是要搞清楚李甲是否被強迫成奸的。假如無強迫行為，則屬於雙方自願的行為，周家二女當然不負刑事責任。法理上犯罪之成立，應該以犯罪者是否有此犯罪能力為標準，如無犯罪能力，雖有犯罪的嫌疑，當然不能強以罪名加之嫌疑人。今控訴人系弱質少女，既無強迫求奸之能力，又無置人死地之要素，如李甲不願通姦，控訴人焉能強求？何致斃命？李甲是心甘情願相歡，貪慾而喪身，是咎由自取，報有應受。正如東晉王導對周伯仁之死自責說的那樣：“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指責控訴人對李甲的死亡負有某種責任是可以的，但判定二人加害於李甲的罪名卻是不能成立的。刑律上並無婦女強姦男子的條文，原判怎麼能比擬男子奸死婦女的條文？任意援引比附，為法律所不容，請撤銷原判，以伸冤抑。
周家人千恩萬謝後，急忙攜狀紙上訴於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高等審判廳與高等檢察廳接到狀紙，見此訴狀條理明晰，振振有詞，知道不是一般訟師之所為。但此案為不同尋常之命案，又無成案可以參照，高審廳與高檢廳廳長也不敢決斷。於是，將此案用電報上報京師，請大理院（即最高法院）及總檢察廳定奪。大理院覆電稱：此案法律無明文，不為罪。據此，江蘇高等審判廳宣告鳳寶、鳳蓉二人無罪，這對姐妹花遂得意外開釋。這樁奇案和曹大律師的義舉，也逐漸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在此案中，大律師曹汝霖伸張法理，義救雙鳳。但僅僅不到兩年，1915年5月，袁世凱政府迫於日本壓力，派新任外交總長陸徵祥和外交次長曹汝霖前往日本公使館，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曹汝霖”三字從此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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