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創始人、世界首富傑夫·貝佐斯該如何使用他的驚人財富呢？《紐約時報》知名科技專欄作家法哈德·曼約奧（Farhad Manjoo）撰文稱，透過貝佐斯的鉅額財富，可以看到科技行業的經濟利益集中問題，同時也可以獲得他該如何為世界解決財富集中問題方面的啟發。他應該去推動政策改革，以使得科技驅動型經濟的利益分配變得更加公平，實現一個沒有人能夠變得像現在的傑夫·貝佐斯這麼富有的社會。
亞馬遜創始人、全球首富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苦惱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置自己所有的錢。
在向Twitter粉絲徵求慈善方面的建議一年多以後，貝佐斯和妻子麥肯齊(MacKenzie)上週宣佈了一項初步計劃。他們說，他們將向一個旨在解決無家可歸問題和改善學前教育的新基金會捐贈20億美元。據福布斯雜誌估計，貝佐斯夫婦的總財富為1620億美元，而該捐贈僅佔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該基金會的名字Bezos Day 1 Fund預示著未來他們還將會作出更多的捐贈。
貝佐斯應該如何花錢是一個好問題，但我們或許更應該先來談談另一個問題：他為什麼這麼有錢？他的財富故事在科技行業（其鉅額財富的源泉）的經濟結構和影響上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發？最重要的是，他的財富給他帶來了什麼責任——他怎麼處置他的錢關我們事嗎？
當然關我們事。
貝佐斯的驚人身價不僅僅是他自己的創造力的產物。它也是塑造全球經濟的幾股強大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一是數字技術帶來的不平等影響，它降低了經營成本，為許多人帶來了便利，但其直接經濟效益只是歸屬於少數的超級明星企業以及它們的大股東。其二是勞動力和經濟政策的影響，在美國，這些政策未能跟上由科技產業驅動的財富集中問題的發展，而且往往只會加劇這個問題。
一旦你明白了推動貝佐斯財富不斷增長的那些力量，你就會知道有一種潛在的財富使用策略會勝過任何其它的策略。“我認為，他能用自己的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背叛自己的階級。”新書《贏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的作者阿南德·吉里達拉達斯(Anand Giridharadas)說道。
在書中，吉里達拉達斯指出，超級富豪通過慈善事業改變世界的努力，往往會分散人們對地球的實際問題的注意力。吉里達拉達斯說，要真正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貝佐斯就應該去推動政策改革，以使得科技驅動型經濟的利益分配變得更加公平。
吉里達拉達斯稱，“他應該致力於解決美國最深層的一些問題，犧牲我們這個時代的勝利者的利益——以犧牲他們發大財的機會為代價來改變現狀。”
簡單來說就是：傑夫·貝佐斯應該把他的鉅額財富用於努力實現一個沒有人能夠變得像現在的傑夫·貝佐斯這麼富有的社會。
亞馬遜發言人拒絕就貝佐斯的慈善計劃置評。
亞馬遜的粉絲可能會對貝佐斯的財富同時代表著一種問題和一種責任的觀點提出異議。畢竟，現年54歲的貝佐斯是一位商業奇才。他的財富是以最典型的美國方式合法獲得的：他有一個古怪的想法，他去進行嘗試，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做下去，極具耐心，深思熟慮，且富有遠見卓識，經過艱苦的冒險，他締造出了現代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之一。
但貝佐斯並不只是富可敵國。他變得空前富有——他的財富本身就說明了一個新的經濟現實。
一年前，貝佐斯第一次呼籲公眾提供慈善建議時，他的身價據估計只有800億美元，在富豪榜上尷尬地屈居第二，位於比爾·蓋茨(Bill Gates)之後。人們的慈善主意滾滾而來，但他的錢來得更快。隨著亞馬遜股價持續攀升，不斷刷新新高，貝佐斯的財富超過了蓋茨——並且繼續攀升。
據《福布斯》雜誌估計，傑夫·貝佐斯的總身價為1620億美元。
今年4月，貝佐斯在接受採訪時說，“我能想到的利用這麼多資金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在亞馬遜賺到的錢用於太空旅行領域。”
今年7月，貝佐斯的財富超過1500億美元，創下紀錄；即使算上通貨膨脹，他也幾乎肯定是現代歷史上最富有的人。只有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可能比他富有，前者的財富曾超過美國經濟總量的2%。(貝佐斯需要再次將自己的財富翻一番，才能超過這一比例。)
貝佐斯的大部分財富都與亞馬遜的股票有關，因此如果亞馬遜倒閉的話，他很可能會損失數十億美元。但如果他倒下了，很可能會有另一個超級富豪取代他的位置，因為財富的極端集中已經融入了現代科技經濟的動態之中。
由科技驅動的企業往往受到一種被稱為“網絡效應”的經濟概念的驅動，網絡效應意味著一項服務的普及甚至會引發更大規模的普及。以亞馬遜為例，它不斷吸引更多的第三方賣家在其平臺上銷售商品——這反過來又使得它的平臺變得更受顧客青睞，進而吸引更多的供應商，改善顧客體驗，等於形成了一個無休止的良性循環。數字業務的特點還包括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亞馬遜一次性地打造一個機器人助手，就能將其部署到每個人身上——這進一步鞏固了利益的集中化。
“我們擁有的技術讓我們能夠為社會創造多得多的財富。”麻省理工學院數字經濟項目主任埃裡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說道，“但沒有哪條經濟法律規定這些利益將被平均分配——事實證明，一些人獲得了大部分的利益，很多的人則被遺忘。”
但他指出，經濟學並不是決定了一切。
“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這種財富集中，但由於科技讓經濟蛋糕變得更大，你可以同時讓每個人都過上更好的生活——你可以讓窮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也可以讓富人過得更好——我們是否這麼做則是一個政策問題。”他說。
正如安妮·洛雷(Annie Lowrey)上個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指出的那樣，目前的經濟政策傾向於讓像貝佐斯這樣的人受益，而不是讓在他的倉庫裡工作的數十萬人受益。其它的政策方面，亞馬遜還從工會活動的減弱和最低工資標準中得益，通過為旗下倉庫僱傭大批工人，亞馬遜得以實現擴張。
亞馬遜表示，其全職倉庫員工平均每小時賺15美元(包括工資和其他的補償)；該公司還稱，它為那些工人提供了全額福利，包括職業技能培訓。15美元的時薪要高於其他的一些零售商，但低於美國家庭滿足基本需求所需的基本生活工資。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談到亞馬遜和其他的一些高速發展的科技公司時指出：“它們沒有為廣大的個體提供過往常常與企業的成功聯繫在一起的那種高薪中產階級工作。我們現在並沒有像過去那樣共享生產力效益。這可能比財富的集中更令人煩惱。”
貝佐斯如何能夠通過慈善事業解決這些問題呢？吉里達拉達斯提出了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觀點，其中包括強化工會、讓教育費用平等化、增加最低工資法以及推動一個更加累進的稅制。全球第二和第三富有的兩個人蓋茨和“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均表示，他們應該繳納更高的稅費。
我個人覺得這些想法不太可能會成為現實；貝佐斯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創新者，但他對近期的政治問題並不感興趣。
另一方面，作為一名商人，貝佐斯最吸引人的品質是他的耐心和製造驚喜的能力。
“這是一個願意長期挑戰別人的想法的傢伙。”吉里達拉達斯說，“如果他用同樣的態度來對待如何給予捐贈的問題，那麼他就有可能審問自己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多億萬富翁來拯救我們——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構建一個不需要傑夫·貝佐斯來大力幫助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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