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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不能留住華為、能不能再造一個華為，關鍵的並不是房價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來多少。
近日，華為第二批5400名員工離開深圳，搬至東莞的松山湖。這則新聞立即引發了人們的熱議：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正在面臨著企業的大量流出，這是否意味著它已經失去了吸引力？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一切？它的未來又會怎麼樣？這一切，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過高房價已成為深圳發展的一大障礙
長期以來，深圳憑藉其繁榮的經濟、良好的環境吸引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批企業和個人來到深圳。這些企業和人才的大規模引進一方面為深圳帶來了巨大的繁榮，另一方面也讓深圳有限的土地變得供不應求。
在巨大市場需求的推動下，深圳的房價經歷了迅速的上漲。從2000年到2018年，深圳的房價上升了十多倍，特別是在最近三年，房價漲幅達到了三倍以上。雖然高企的房價在很大程度上是繁榮和發達的象徵，但它反過來又在成為繁榮的障礙。
我曾幫深圳市投廣署做過三年的營商環境調查，期間走訪過不少企業。被走訪的企業幾乎無一例外都提到了高房價對企業經營帶來的負面影響。
居高不下的房價不僅讓企業的運作成本大為增加，還讓企業招聘、挽留人才變得更加困難。例如，一家國內著名無人機生產商的人力資源負責人曾對我說，不久前公司有一位非常有才華的工程師辭職去了重慶，理由就是現在的薪酬很難負擔高企的房價。
需要注意的是，這家企業的薪酬標準在同行中已經處於相當高的水平，但即使這樣的薪酬都難以留住人才。房價對深圳企業帶來的衝擊由此可見一斑。
儘管深圳市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穩定房價，讓房價迅速上漲的勢頭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至少在最近幾年，深圳房價應該很難出現較大規模的回落。這表明，在將來的很長時間裡，過高的房地產價格都將成為制約深圳發展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
相對於深圳，東莞、惠州等城市的地價和房價都要低廉很多。以東莞的松山湖為例，它毗鄰深圳，但當地的房價卻只有深圳的1/3左右，這就對深圳的企業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加之周邊城市對企業給予的各項優惠措施十分到位，對優秀企業大都承諾給地、給房、減免稅收，因此可以預期，深圳的企業向周邊城市流動將會是一個趨勢。
深圳已形成了較強的集聚優勢
儘管由於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深圳面臨著企業外流的風險，但是從總體上看，其相對於周邊城市的優勢依然是存在的。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深圳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鏈配套。更為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對人才的友好態度已讓深圳形成了較強的集聚優勢。這些因素對於研發型企業來說，都是尤其重要的。
曾有一位在深圳創業的惠州籍企業家告訴我：“自己的企業主要是做研發的，之所以不選擇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政策扶持更為優惠的惠州，而選擇深圳作為自己的創業地點，是因為深圳的研發條件更好、更能招到人才。”
而另一位在惠州創業的企業家則告訴我：“儘管惠州在土地價格等方面更具有優勢，但在對人才的吸引上卻遠遠不如深圳。現在的高層次人才都不願意離開深圳，如果要從深圳挖人，就要付出比在深圳高得多的價格。”
由此可見，雖然房地產價格高漲給深圳帶來了企業外流的風險，但這種風險的偏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目前，搬離深圳的主要是那些勞動力較為密集，對員工的學歷、技能要求不高的企業，而以研發為主的企業則更傾向於留在深圳。
從這個角度看，儘管深圳應該對企業外流引起重視，但同時也應該將其視為優化自身產業結構的一次機會。如果能順勢而為，將產業結構從“微笑曲線”中間的生產環節升級到兩端的研發和銷售環節，那麼這對於深圳而言也不失為一次提升。
降低制度成本比降低經濟成本更重要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相比於土地等經濟成本來說，制度成本的影響是更大的。尤其是對於處在“微笑曲線”兩端的企業，優越的制度環境要遠比低廉的經濟成本重要得多。
儘管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擁有多方面的制度優勢，但從現在的情況看，深圳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依然是大有可為。
根據我對深圳一千餘家企業所做的問卷調查，目前深圳在行政效率、司法公正性、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如果可以在這些領域推進改革、積極發力，那麼其對企業產生的正面效應就足以抵消成本上升帶來的負面影響。
可以說，深圳能不能留住華為、能不能再造一個華為，關鍵的並不是房價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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