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千秋白馬寺
再過五十多年，中國第一座古剎洛陽白馬寺就兩千歲了。兩千年的歲月，許多人們無法想象的事情在悄然改變中，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佛教的中國本土化。佛教原本是外來宗教，在兩千年間，演化出獨具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大凡來到白馬寺拜訪的人，大多都是為了感受近兩千年來滄桑往事。
白馬寺在古都洛陽城東十二公里處，北依邙山，南望洛水，隱身於鬱鬱蔥蔥的古木叢中，紅牆青瓦的殿閣和高聳入雲的寶塔，顯示出它與眾不同的風采。中國第一古剎稱號迫使每一個人來訪者不得在這裡不小心翼翼，屏息凝神。
洪鐘響起，香菸嫋嫋，漫步寺內，近兩千年的古樸與厚重油然而生。“祖庭衣缽遍名山，白馬真經傳奕世。”在寺內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這副對聯，它寫透了白馬寺，濃縮了近兩千年的時光。
在人們眼中白馬寺已演繹成了一種精神的象徵，類似今天人們說的標誌性建築。這座象徵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建築，創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即公元６８年），而它的緣起卻要從“白馬真經”的故事說起。
公元６４年的一天，漢明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金人，身長丈六，飛繞殿庭。第二天早晨，皇帝召集大臣，說到此事，太史傅毅答曰：“臣覽《周書異記》，謂西方有大聖人出；滅後千載，當有聲教流傳東土，陛下所夢，將無是乎？”漢明帝聽後即遣大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
當時東漢建立不久，還沒有取得完全控制西域，因而他們走得非常艱難。可以說，一路西行，飽受磨難。據說最後抵達阿富汗一帶時，出發時的18人僅剩下了蔡愔和王遵兩人。碰巧他們遇到了在那裡遊化宣教的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位大師，還見到了梵本佛經六十萬字及釋迦牟尼白氈佛像。東漢使者敬請二高僧東赴震旦弘法傳教，便以白馬馱載佛經、佛像同返國都洛陽，漢明帝極為禮重這兩位高僧，躬親迎奉並請其禪居鴻臚寺。
翌年，漢明帝由敕令在洛陽城西雍門外三里御道北興修僧院，建起一座精舍，為銘記白馬馱經之功，便命名這座精舍為白馬寺。就這樣，佛教便正式傳入中國了。
“寺”在中國原本是指的官府機構。我國古代三公所居稱為“府”，九卿所居稱為“寺”，秦朝凡宦官出任外庭職務，官舍統稱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鴻臚寺，後來官府都引申為官寺，自從出現白馬寺後，寺逐漸成了一種專有的稱呼，到了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又以“伽藍”為寺的名稱，隋煬帝大業中有改為道場，唐朝復改稱寺。
這些稱呼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佛教接受程度的變化。今天人們往往將寺和廟連在了一起，籠統地稱之為寺廟。其實在古代寺是外來宗教的宣傳場所，供奉的佛；而廟則是為紀念忠貞優秀人士建立的場所，規模要比祠大，如文廟、關帝廟等等等。從大層次上來說，寺裡的佛超然世外，廟裡的神偶像化的人。
有人說，佛教傳入我國時，西域同漢朝的處於隔絕狀態，蔡愔和王遵的西域之行實質上也是一次偵察性活動。有些專家甚至認為，當時漢明帝派遣１８人前往西域求佛法，其實就是為了調查西域各國的實際情況。史料記載，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五個年頭，也就是公元７３年，竇固出擊匈奴，追之天山，奪得伊吾廬地，又遣假司馬班超出使西域。至此，西域才又一次歸屬中央政府，此時，西域已經與中央政府斷絕關係６５年了。
我們抵達白馬寺時正是９月底，秋雨飛舞，天上地下都溼漉漉的，促人清醒，細雨洗去沾染白馬寺中的塵埃，留下了無盡的遐想。
白馬寺並不大，僅有２００多畝；山門前１５０餘米處是新建的石碑坊，過碑坊後，就是放生池，再從三孔石拱橋穿過，經廣場入山門後依次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盧閣五層殿堂等。整個建築群左右對稱，體現了中國特色。
歷經滄桑的白馬寺，在近兩千年的歲月中幾經重建。如今僅有山門的部分券石為漢代遺物，這還是人們從工匠的姓氏名字的字體上判斷出的，算是白馬寺內最為久遠的文物。
“白馬”是人們最為關注的，我們也不例外。山門前兩匹石馬站立左右，溫順乖巧，完全沒有漢唐作品中昂揚蓬勃的氣韻。它們是宋代的作品，由青石所雕，馬高1.8米，身長2.20米。據說原為宋代太師太保、右衛將軍、附馬都尉魏咸信墓前之物，三十年代白馬寺住持和尚德浩法師，將這兩匹石馬遷置於寺門前。
進了寺門沿著左右兩邊的甬道一路前行，就抵達白馬寺的最高處清涼臺，傳說這裡是漢明帝劉莊乘涼讀書的地方，白馬寺建成後，攝摩騰、竺法蘭二位大師移錫其內，在寺內清涼臺共譯出了中國第一部漢文佛經《佛說四十二章經》。
漢代的白馬寺到今天的白馬寺，幾毀幾建，可謂是經風瀝雨，折射出佛教融入中國社會的歷程，見證了改朝換代的興亡。在這中間有北魏的大興佛教的舉措，也由唐代毀佛滅佛的手段。
可以這樣說，佛教雖起源於印度，但發展卻在中國，毫無疑問，這種發展卻是非常艱難的。白馬寺內有座焚經臺，就見證了這種艱難。傳說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久，佛道之間展開了辯論，當時賀正之、褚善信等６９０名道士上書漢明帝要與“西域胡僧較試優劣”以辨真偽，於是在城外築二壇，佛、道之徒用火焚燒兩家經書，結果道士經書化為灰燼，佛經烈火不燃“唯見五色祥光獨天”，佛教取得了初步的勝利，開始逐漸傳播。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偽值得人們懷疑，但是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佛教傳播的艱難。而據史料記載，道教是東漢末年張陵所創，奉老子為教祖，最初叫五斗米教，或天師道，南北朝時期宗教形式才逐漸完善。
“天公不作美”幾十分鐘前，還是晴天麗日，轉眼間就已經是烏雲滾滾，似乎和佛教在1000多年前，所面臨的遭遇相類似，時刻處在政治風雲的漩渦中。
兩晉時期佛教開始逐漸興盛，十六國到北魏末年，中國北方佛教進入大發展時期，北方各地的佛寺達到３０００多座，僧尼達２００萬之多。今天我們所見到一些石窟大多是在這個時候開鑿的。白馬寺——由中國佛教發祥地而逐漸成為中國佛教活動中心，並遠播日本、朝鮮、越南等地。
佛教傳入東土，不僅對中國人民的道德觀念、思想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梁啟超、胡適等學者認為佛教進入中國，對中國文學有五大影響：中文實質擴大，僅詞彙一項就增加了3.5萬個；佛教文學具有極其高超的想象力，對中國文學具有解放力，《西遊記》等作品就是在佛教文學的影響下產生的；印度文學的佈局結構也直接影響得到我國以後的小說、評話、戲劇，對他們的發展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等等。
白馬寺內有一對聯“寶笈東來，經歸清涼，法藏蘭臺貫古今；金人西應，聲焦化下，寺啟白馬昭日月。”最先將佛教傳入中的兩位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也許沒有想到，佛教文化給中國帶來的深遠影響。在白馬寺山門的左右兩面就是攝摩騰、竺法蘭二位大師的墓，墓前不遠，是兩座石碑，一座碑文記載了白馬馱經的故事，另一石碑上刻著《四十二章經》。它們訴說著當年的故事，也讓人記住了兩位大師。
不知不覺中雨下大了，風也刮起來，我們已經無法閱讀《四十二章經》了，只好抱著頭跑出了白馬寺，站在公路上回頭望去，風雨中白馬依舊，紅牆依舊，我想名聞洛陽的“馬寺鐘聲”也應該依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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