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湘江閩西魂
長征期間，由6000多名閩西兒女組成的紅三十四師作為紅軍的後衛部隊，擔任著在長征路上掩護紅軍主力部隊突圍的任務。1934年12月，為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紅三十四師與數十倍之眾的國民黨軍浴血奮戰於湘江東岸。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以來損失最慘重的一仗。1934年12月2日，當紅三十四師趕到湘江邊時，紅軍主力已渡過湘江，渡江點已被湘、桂軍控制，紅三十四師的退路被完全切斷。
敵人對紅三十四師發起了猛攻，戰至傍晚，紅三十四師傷亡大半，陷入四面受敵的絕境。師政委程翠林、師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團政委侯中輝、第102團團長呂宮印相繼犧牲。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清醒地意識到，紅三十四師只能突圍。當晚，他斷然下令：譭棄無彈的火炮、槍支，突圍到湘南開展游擊戰，萬一突圍不成，誓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
夜幕低垂，紅三十四師開始了突圍戰鬥。但面對湘軍劉建緒部、中央軍周渾元部和漫山遍野的地方民團，突圍沒有成功，又損失了千餘人。
陳樹湘只得率領剩下的700餘人折回東岸繼續堅持鬥爭。無奈環境不熟，又沒有群眾基礎，紅三十四師傷亡人數不斷增加，沒過幾天就已不足500人。最後，陳樹湘決定和師參謀長王光道率師部及第101、第102團剩餘的300多人為先鋒，從濯江突圍，命令第100團團長韓偉帶100多人斷後。等陳樹湘他們進入湘南地區時，只剩下140多人。
12月11日，陳樹湘在搶渡牯子江時遭當地民團伏擊，腹部負重傷，腸子都流了出來。為不當俘虜，他命令警衛員補上一槍。警衛員流著眼淚為師長包紮好傷口，抬著他且戰且走。緊急關頭，陳樹湘命令王光道率領僅存的百十號人上山躲避，把自己藏匿於洪東廟療傷，不幸被搜捕紅軍傷病員的道縣保安隊抓獲。
在被敵人用擔架抬著去邀功請賞時，陳樹湘乘敵不備猛地撕開繃帶，用盡最後力氣把腸子扯斷，壯烈犧牲，年僅29歲。陳樹湘死後，敵人割下了他的頭顱，裝在篾籠裡，懸掛在他的家鄉湖南長沙小吳門外中山路口石柱上示眾。
是役，紅三十四師6000餘人大部分壯烈犧牲。
“抽肥補瘦”增新規
1930年6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從江西尋烏經武平、上杭才溪、通賢進駐長汀南陽（今屬上杭）。6月11日至13日，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紅四軍在南陽的“龍田書院”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前委和中共閩西特委的聯繫會議，即著名的南陽會議，朱德、陳毅、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等80多位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了《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案。
南陽會議通過的《富農問題》是關於土地政策的又一重要決議案。它是中共閩西一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的繼承和發展。中共閩西一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創造性地提出土地分配“抽多補少”的原則，但是，決議忽略了土地肥瘦差距問題。作為中共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在同農民的交往中，瞭解到由於“抽多補少”只重視土地數量的平均，而忽視了土地質量的平均，致使許多富農“自己把持肥田”，而貧僱農分到的土地多數是瘦田差田，這樣“貧農就大不滿意”，要求重新分配調整土地。所以，1930年2月，鄧子恢主持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二次擴大會議重新修訂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在分田辦法上增加了這樣一條重要內容：“分田方法以抽多補少的原則，抽出之田以肥瘠均勻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壞田多者抽壞田。”這項補充的重要內容，在1930年3月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發佈的《土地法令》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明確肯定。後來，鄧子恢領導龍巖縣土地調查工作，進而把這一經驗歸納成“抽多補少，抽肥補瘦”8個字。
無獨有偶。1930年5月，毛澤東在江西尋烏調查中也發現了土地分配“肥瘦”之爭的問題，“抽多”的不肯抽出肥田，而“補少”的不願補入瘦田，矛盾凸顯出來。因此，毛澤東斷定，土地肥瘦分配的鬥爭，“這是土地鬥爭的中心，也即是富農與貧農的鬥爭”，於是也產生了“抽肥補瘦”的思想。
會上，鄧子恢代表中共閩西特委向會議報告閩西工作，特別著重介紹了閩西在土地革命中創造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這一重要原則時，立即得到了毛澤東以及其他與會人員的充分肯定。會議通過的《富農問題》決議案在土地分配方面作了正確的決定：“應該於‘抽多補少’之外，還加上‘抽肥補瘦’一個原則。並在文件上將‘不得妄想平均’，改為‘不得把持肥田’。”還規定，堅持以人口為標準而不是以勞力為標準分配土地。同時，決議還規定了“何時分田，何時得禾”，改變了“本屆的生產歸原耕人收穫”的決定。
南陽會議上通過的這些規定，極大地激發了群眾耕種土地的積極性，進一步豐富了黨的土地政策，推動了閩西土地革命的深入，使閩西革命根據地呈現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轉變戰略開新局
長征前夕，毛澤東對張鼎丞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那裡你熟悉，可以堅持，可以發展。毛澤東的指示讓張鼎丞明確了鬥爭的方向，他日夜兼程趕回閩西，在永定會合了留在閩西堅持開展游擊戰爭的紅八團、紅九團及地方游擊隊，併成立了閩西軍政委員會，以統一領導開展游擊戰爭。
1935年3月，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一行，根據中央分局指示，從贛南向永定轉移。他們經過半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終於衝破了層層的封鎖線，於3月下旬抵達永定仙師大阜村，與張鼎丞的游擊隊會合。
為建立閩西南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統一機構，1935年4月12日，陳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義，在赤寨一個斷牆殘壁的瓦窯裡，主持召開了閩西南黨政軍領導幹部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潭秋、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簡載文、溫仰春、魏金水、邱金聲、劉永生、範樂春、郭義為、羅忠毅、廖海濤、謝育才、朱森等。
會議開始，陳潭秋代表中央分局講話。他首先分析了紅軍主力長征後的政治形勢，鼓勵與會同志樹立革命必勝的信念。他根據黨中央給中央分局的電報指示，列舉了閩西南開展游擊戰爭的有利條件，指出：閩西南地處閩粵贛三省邊界，境內崇山峻嶺，地形很好，是堅持游擊戰爭的好環境。同時，張鼎丞、鄧子恢等一批領導幹部和群眾有血肉相聯的關係，各個紅軍游擊隊又有長期的游擊戰爭經驗，只要我們依靠群眾，游擊戰爭一定能勝利地堅持下去。陳潭秋提出閩西南當前的任務是：“開展廣泛游擊戰爭，調動進攻中央蘇區的敵人向外撤退，同時並從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則上作戰。”
會上，張鼎丞針對一些同志“左”的錯誤認識，旗幟鮮明地作了發言。他指出：目前情況十分嚴重，中央蘇區已失守，主力紅軍已到貴州、雲南。在這樣的情況下，再提“保衛蘇區”“牽制敵人”，不僅沒有實際意義，也不利於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我們要面對敵強我弱的現實，當前首要的任務是擺脫敵人的跟蹤追擊，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消滅敵人，恢復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堅持勝利的游擊戰爭。至於怎樣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張鼎丞強調應該按照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總結出來的“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和“集中以消滅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的一整套游擊戰術原則，靈活機動，出奇制勝，逐步使遊擊武裝發展壯大起來。他反對對敵對階級不加區別地採取過“左”的政策，認為對地主富農以及自首變節等反動分子必須區別對待，不能亂抓亂殺。對他們中勾結反動派破壞革命的要堅決鎮壓，至於沒有敵對行為的分子，則應爭取他們做“兩面派”“守中立”，以利於掩護群眾和紅軍游擊隊，進行合法和非法的鬥爭。
經過兩天的討論，統一了認識，會議確定了閩西南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新方針新任務，即“開展廣泛的、靈活的、群眾性的、勝利的游擊戰爭”的基本方針，“在軍事上粉碎敵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鍛鍊現有部隊，在政治上保持黨的旗幟，保持黨和群眾的密切聯繫，在組織上保持黨的純潔性、戰鬥性，保持各地領導骨幹安全與團結。”
為了適應游擊戰爭的鬥爭形勢，會議在軍事上制定出各部隊分散獨立作戰的部署，將閩西南地區劃分為三個作戰區：第一作戰區，以紅九團第二營和明光獨立營組成，羅忠毅為司令員，方方任政委，溫含珍任政治部主任，在龍巖、連城、寧洋三縣邊界地區活動；第二作戰區，由紅九團第一、三營和永東遊擊隊組成，吳勝為司令員，謝育才任政委，賴榮傳任政治部主任，其主要任務是開闢永定、平和以及廣東大埔、饒平等縣邊區，打通與閩南紅三團的聯繫；第三作戰區，由紅八團和龍巖游擊隊組成，邱金聲任司令員，邱織雲任政委，伍洪祥任政治部主任，在龍巖、南靖、漳平三縣活動。第一、三作戰分區的任務是，儘可能地擴大游擊區，選擇條件較好的地區發展和建立新的遊擊根據地。張鼎丞，譚震林直接領導紅二十四師100多人、卓林大隊以及永定、杭代，新汀杭等縣獨立營，在永定、上杭地區活動。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人分散到各個分區一起活動，張鼎丞留在永定，鄧子恢和郭義為到永定東部金豐大山，譚震林到上杭。陳潭秋會後轉赴上海治病。
赤寨會議在閩西革命鬥爭轉折的關鍵時刻，及時地實現了由陣地戰、大兵團作戰向全面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對於閩西地方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勝利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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