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酒仙醉死
本案正主兒名叫蔣何為，四十三歲，祖籍山東煙臺，三歲時隨父逃荒去了東北，其父憑著一手出類拔萃的瓦工手藝在哈爾濱落腳定居，之後一直未曾離開過。因此，蔣何為與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幾乎沒多大區別。蔣何為繼承了祖傳的瓦匠手藝，不到二十歲已經在當地業內小有名氣。小夥子不僅瓦工手藝出眾，還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想，也不跟老爸商量，竟然決定停工一年，拜師學習另一門手藝——木工。這當然影響家庭收入，而且使老爸為其娶媳婦以便自己早點兒抱孫子的願望被迫推遲，為此父子之間還鬧了矛盾。但蔣何為不為所動，我行我素。
好在，父母很快意識到了兒子這一決定的價值所在。蔣何為於手工技藝方面確實頗有靈性，一年下來，其木工手藝已經超過了尋常學了三年的小木匠的水平。不過兩年時間，蔣何為就成了當地有名的“瓦木匠”，人們蓋房造屋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請小蔣師傅，而父親這個老瓦匠只好跟在兒子後面當助手了。
不過，蔣何為在學到另一門手藝的同時，也形成了一份嗜好——喝酒。他的木工師傅“邢斧頭”（因使用斧頭技藝了得，堪稱“鬼斧神工”而獲得的諢號）在當時哈爾濱的“七大酒徒”中排名第三，人送綽號“邢酒仙”。蔣何為跟著邢師傅學木匠活兒，順帶也學會了喝酒。匠人師傅喝酒的機會很多，蔣何為從此如魚得水，活兒幹到哪兒，老酒也喝到哪兒。經常喝到天昏地暗，回家路上把懷裡揣著的工錢給弄丟了。
如此作為，老爸不得不管一下，儘管那時兒子已經成家並且自己也升級為老爸了。蔣何為呢，管一下就好一回，不管就照舊。老爸管了十多年，終於氣餒，宣佈再也不管了，但他也不再出門幹活了，就靠兒子掙錢贍養。這對於蔣何為來說倒算不上多大一樁犯難的事兒，他手藝好，身兼瓦木二匠，喝酒歸喝酒，活兒幹得實在，蓋的房造的屋無論是式樣、質量都比尋常匠人勝出一籌，成本也低，找他幹活的得排隊預約，到時還得派人來接，以防被別的東家冷不丁兒半道上給扯走。
蔣何為給人家幹活，對伙食不甚講究，但必須有酒，而且要管夠。當然，早上、中午是不喝酒的，那會影響幹活，也容易出事故。幹活的日子只是晚上喝酒，一頓喝上幾個小時乃是尋常事兒。要說蔣師傅的酒量，那是列入哈爾濱“新七大酒徒”的，排名第二，因其師傅是“酒仙”，故喚其“小酒仙”，其酒量被認為可以用“深不可測”來形容。
1949年5月5日，蔣何為接到一樁活兒。事後想來，這樁活兒顯得有些奇怪：一是對方並未登門預約，是在蔣師傅出門途中將其攔下後或就地或去附近茶肆酒館談妥的;二是蔣何為接活之後，沒有像往常那樣跟老父以及妻子兒女言及僱主的情況，家人只知道他又接了一樁活，其他細節一概不知，但據其得意的神態，估計報酬不菲;三是從5月5日到5月9日，五天干活期間，蔣何為竟然沒在東家喝酒，都是回家喝的，而且只是淺飲即止，不像以往那樣每次都要喝個夠。
當時家人並未往不利的方面去想，老父見兒子竟然憋住了多年的酒癮，還以為是他自己覺悟，想戒掉了呢。不料到了第六天，就出事了！
5月10日，家裡準備好了晚飯，蔣何為的妻子胡飛兒還去街頭買了兩樣滷菜準備犒勞丈夫。哪知一直等到晚上九點，蔣何為也沒回家，於是猜測是在外面喝酒，也就不等了。又過了一個小時，蔣家所在的白家堡一帶的人們大多已經安歇，靜夜中忽然一陣聲響，由遠漸近，一輛馬車駛至蔣家門口停下。
胡飛兒對於這種動靜已經習慣了。丈夫經常在外面喝過了量，懶得走路，回家路上攔一輛馬車或洋車讓人家送他，這次應該也是這樣。可是，馬車停下之後，並未聽見蔣何為叫門的聲音，而是輕輕的叩門聲。胡飛兒把大門打開，眼前一幕使她頗覺意外：壯實的車伕揹著蔣何為，丈夫的腦袋耷拉在車伕的肩膀上，睡得正酣，甚至發出粗重的鼾聲，一股濃烈的酒氣撲面而來。
以往可從未出現過這種情況，畢竟丈夫有“小酒仙”的諢號，那可不是白給的。即使喝得再多，也從未被人揹回來過。不過，當時胡飛兒顧不上考慮這些，把丈夫弄進屋裡要緊。起初是想讓車伕直接把丈夫背進臥室，又覺不妥，便請車伕稍等，她去臥室取了一條棉被，攤在木躺椅上，和車伕一起把丈夫放在上面。車伕把人放下，說聲“告辭”便往外走。馬車“篤篤”遠去後，女主人方才想起還沒付車錢，再出門去找，人家早已沒影了。
胡飛兒又取了一條棉被給丈夫蓋上。以往蔣何為喝多了酒，回家後就矇頭大睡，有時中間醒來一會兒叫喚著要水喝。結婚多年，她已經熟知丈夫的這種習性，不過平時丈夫都是回臥室休息，所以她可以照常安睡，半夜丈夫叫水，她起來照顧一下就可以。今晚情況不同，估計丈夫這一躺下，不到天明不會醒，胡飛兒就只能待在外間休息了。於是，她準備好茶水、毛巾，從臥室拿了條毯子披著，和衣倚在一張椅子上陪護丈夫。
胡飛兒是個家庭婦女，別看她不工作，但每天料理家務、伺候公婆、照料子女，這些活兒幹下來，對於一個年過四十的婦女來說也是蠻辛苦的。以往丈夫也經常晚回家，進門躺下就沉沉大睡，之後她也可以很快入睡。可今晚不知怎麼，她倚在椅子上，哈欠一個連一個，眼皮沉重，卻總是睡不著。以為是坐著的原因，乾脆又拿了幾張椅子拼起來，還去拿了枕頭，平躺下來，那總睡得著了吧？沒想到還是不行。胡飛兒只得起身，倒了杯開水，一邊喝一邊打量著熟睡的丈夫，突然找到了原因：今晚他呼出的酒味兒特別大！對了，就是這個原因導致她睡不著的。
胡飛兒就把窗戶開了一條寸餘寬的縫，扣上搭鉤，讓新鮮空氣徐徐透入屋裡。果然，屋裡的酒味兒減輕了點兒，胡飛兒也在不知不覺中睡著了。萬萬沒有想到，當她一覺醒來時，蔣何為已經變成一具屍體了！
胡飛兒是被婆婆的驚呼聲驚醒的。因為睡得太沉，乍一醒來，竟然有些稀裡糊塗，不知身在何處，轉頭四顧，發現外面天色已明。藉著窗外透進來的光亮，她看見婆婆正俯身躺椅前，雙手抓住蔣何為的肩膀，一邊用力搖晃一邊呼喊。胡飛兒頓時一個激靈，想起了昨晚的事情。當下一躍而起，撲到躺椅前，伸手一撫丈夫的額頭，心裡倏地一涼：冷若寒冰！
她的腦子裡頓時一片空白，情急之下，做出了與婆婆相同的動作，雙手扯著丈夫的肩膀用力搖晃，嘴裡一迭聲喚著丈夫的名字。一連叫了十數聲沒有反應，回過神來，腦子裡冒出一個“死”字，頓時號啕大哭。
這番不小的動靜不但驚動了蔣老爺子和子女，左鄰右舍也都趕來看究竟。一看蔣何為臉無人色一動不動殭屍般躺在躺椅裡，無不震驚，有人馬上去叫同一衚衕的老中醫尤稼仁。那個年代盛行中醫，中醫診所和中藥店鋪到處都是。即使像哈爾濱這樣的北國大城市，尋常百姓有個頭疼腦熱的也都是就近請郎中。這種狀況不僅是出於國人的中醫傳統，也和中醫中藥花費少、操作簡單方便有很大的關係。尋常百姓即便家裡有人突發急病，也會就近請中醫搶救，少有人把患者往醫院抬的。
此刻鄰居去請的這位尤郎中，在南崗區白家堡一帶頗為有名。他是五代祖傳，醫技不一定算得上高超，但經驗豐富，處理過很多急症。在其長達四十多年的行醫生涯中，至少有過十餘次將已經被同行判定為無藥可救甚至已然斷氣的患者從閻王爺那裡拉回來的經歷。因此，坊間奉其一個綽號“尤一針”。
鄰居趕到診所時，“尤一針”正在抽大煙（哈爾濱市的正式禁毒工作於1950年8月1日開始，本案發生時，抽大煙還不算違法行為），聞訊也不吭聲，繼續慢條斯理地把一個煙泡抽完，這才帶上針包前往蔣家。
蔣家那邊早已等得心急火燎，一干人圍著躺椅低聲哭泣，因還存著一線希望，不敢號啕。見“尤一針”進門，急忙讓出一條通道，跪的跪，求的求。“尤一針”來到躺椅前，俯身察看蔣何為的面容。早有人送上凳子，老郎中一屁股落座，伸手搭脈，緩緩搖頭。蔣家人馬上再次跪倒，磕頭哀求：“請先生扎一針。”
“尤一針”微嘆一口氣，稍一遲疑，終於打開針包，取出一枚兩寸餘長的銀針，囑主人取來白酒消過毒，盯著死者臉孔，嘴唇嚅動著不知嘀咕了一句什麼，出手如電，倏地一針扎進人中。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齊齊盯著蔣何為，祈望出現奇蹟。可是，奇蹟沒有發生。蔣家人再次哀告，磕頭如搗蒜。“尤一針”果斷起身，收拾起針包，捋發整裝，退後一步，衝死者拱手作揖，又與蔣老爺子雙手相握，道聲“壽限已到，神仙難救，節哀順便”，言畢告辭而去，留下背後一片哭聲。
“尤一針”一錘定音，蔣家人只有接受這一結論。一干鄰居便相幫料理後事：調派人員向親朋好友報喪，佈置靈堂，搭建蓆棚，購買壽衣，請吹鼓手，準備餐飲。棺材倒無須張羅，數年前蔣何為就已用從雲南訂購的楠木為老父打造了一口壽材。不料蔣老爺子健在，打造棺材的壯年兒子倒已作古，蔣老爺子遂決定用這口楠木棺材安葬兒子。按照蔣氏老家留下的規矩，類似這種死法，遺體必須在當天入殮，入殮後棺蓋只合上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露出死者遺容，供親朋好友瞻仰弔唁。一干人忙到下午兩點，終於把清洗過全身又換了壽衣的蔣何為入殮。
稍後，親朋好友紛紛趕到，靈前上香，奉上儀禮。蔣家人跪拜還禮，由司儀引入院子裡的蓆棚落座，奉茶上煙。四時許，蔣家出嫁到郊區的女兒蔣何麗與丈夫子女一家五口趕著一輛馬車前來弔唁。一干人進門便跪在靈前號啕大哭，因來的是自家至親，喪家自是加倍悲傷，痛哭不已。一干相幫的執事人員唯恐蔣老爺子夫婦悲傷過度，再出點兒什麼事，紛紛上前勸說。就在這時，不知是誰一聲驚呼：“詐屍啦！”
這一喊不要緊，頓時引起一片混亂，有人已驚慌失措地往外奔逃。蔣何為的妹夫王進才是宰殺牲口的屠夫，一向膽大，不但沒逃，反而往棺材那邊走近兩步，定睛一看，只見一身素服的蔣何為支撐著從棺材裡坐起來，一雙眼睛猶自緊閉，嘴唇輕輕嚅動著，像是要說話的樣子。王進才當下上前，對蔣何為說：“哥，我是你妹夫進才，您有啥放不下的事兒……”
蔣何為只吐出一個字：“水……”說著，似是支撐不住似的，身子又要向後仰倒。
王進才趕緊伸手扶住蔣何為，扭頭衝眾人喊：“哥活過來了，要喝水。快！快拿水來！”
早有人以最快的速度倒了一碗溫水送來，蔣何為顯是渴極了，幾大口喝下，嗆得咳了幾聲。咳罷再要，連喝三碗，長噓了一口氣，身子疲軟，昏昏沉沉正欲躺下，被王進才等人合力從棺材裡抬出，放在昨晚就寢的那張躺椅上。
“尤一針”聞訊急急趕來，一搭脈搏，笑道：“閻王爺不肯收他。”
這時，接到報告的白家堡派出所戶籍警老朱前來查核蔣何為的死亡情況，見蔣竟然死而復生，上前看了看，對眾人說：“究竟生了什麼病，這要去醫院檢查的，家屬呢？趕快把人送醫院！”
那時候，戶籍警的話非常有效力，眾人一聽，立刻行動，拿了床被子給蔣何為蓋上，幾個人抬了躺椅便奔醫院。在場的人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去，反倒送掉了蔣何為撿得的這條性命！
死而復活的蔣何為被送往哈爾濱著名醫院——哈醫大附屬醫院，接診的是一位高年資醫生，姓丁。丁醫生有留日學醫履歷，又有豐富的行醫經歷，可謂見多識廣，對於蔣何為的“死而復生”不以為然，說患者其實沒有死亡，只是飲酒過量導致中樞神經受到抑制，出現深度昏迷症狀，甚至呼吸系統麻痺。這種症狀丁醫生以前曾遇到過，在臨床醫學上稱為“假死”。不過喝酒確實會醉死人的，眼前這個患者離死亡僅一步之遙，如果不是他體質好，極可能因呼吸系統麻痺窒息而死。
蔣何為被收治入院，進一步觀察調理。丁醫生囑咐蔣的家人，雖然逃過一劫，但日後必須戒酒。這類患者肯定對酒精有依賴，一時戒不掉，可以逐日減少飲酒量。家屬聽得頻頻點頭，連聲道謝。哪裡想得到，蔣何為的生命此刻已經開始倒計時了！
當晚，胡飛兒留下陪護。蔣何為在輸了兩瓶葡萄糖後猶自昏睡，不過已經發出了旁人聽得見的呼吸聲，脈搏也趨於正常，偶爾還有翻身意識，能在家屬幫助下翻個身。醫生說這種昏睡屬於正常範圍，病人正在通過睡眠自我修復某些被損壞的功能，無須擔心。
入夜，蔣何為繼續自我修復，其妻胡飛兒在病榻一側拉開抬送丈夫入院的躺椅，和衣躺下，身上蓋一條兒子送來的毛毯。這一天把她折騰得夠戧，一躺下，很快就迷糊過去了。但她不敢睡得太死，隔一會兒就要起來看看丈夫的情況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喂水。
這是位於住院部底樓的一間四人病房。那年頭看西醫的患者不多，住院的更少，連蔣何為在內只住了三位病人。蔣何為的床位靠近門口，胡飛兒儘量輕手輕腳，以免驚動另外兩個患者。那兩個患者都是二十多歲的男青年，一個患傷寒，一個患重感冒高燒不退，病情都已得到控制，生活可以自理，所以沒有人陪護。年輕人好睡，胡飛兒一趟趟起來他們根本不知道。
午夜，醫生交接班。當時的規矩是兩個醫生一起巡視所有病房，看過每一個患者後才能簽字確認。醫生來查房時，胡飛兒正好起來查看丈夫的情況。接班的陳醫生聽診搭脈後，說患者情況很好，明天早上醒來後應該可以恢復正常，不會再昏睡了，讓胡飛兒下半夜不必如此勞神。這樣一說，胡飛兒再睡覺的時候就踏實了些，足足睡了三個多小時。
她是被一陣輕微的響動驚醒的，迷迷糊糊間，似乎聽見有人從病房走出去，以為是醫生或者護士查房，也沒當回事。但醒後就睡不著了，於是起身查看丈夫的情況。丈夫還是仰面朝天躺著，胡飛兒擔心丈夫把手壓在胸口，遂把被子揭開。頓時，一股濃烈的血腥味兒撲鼻而來。定睛一看，丈夫心窩部位噴湧而出的鮮血已經浸透了衣服和床單！
胡飛兒的驚叫聲驚動了整個兒病區。值班的陳醫生從醫已有十幾年了，卻從未遇到過這類事兒。幸虧他的思維還算清晰，起初的慌亂之後，馬上做出反應，打電話向醫院總值班室報告情況，接著和助手、護士、家屬一起把捱了一刀的蔣何為急送外科手術室，交由外科醫生處置。
總值班室接到報告，當即向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分局報警，同時派人趕到外科手術室詢問蔣何為的傷情，安撫胡飛兒的情緒。此時，胡飛兒方才想起先前自己被一陣異響驚醒，聽見有人從病房輕輕走出去的情節，遂向值班人員說了說。對方一個激靈，當即致電醫院門衛室。門衛還不知院內發生了兇殺案，說七八分鐘之前有個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出了大門，騎著一輛自行車匆匆離開了，他以為是住院病人的家屬臨時出去辦什麼急事，也沒攔下問一問。值班人員於是再次致電南崗分局，彙報了這個情況。
分局刑偵隊指導員莫逸君帶領數名刑警趕到醫院時，蔣何為剛剛被從手術室推出來，這回沒有再發生什麼奇蹟，院方搶救無效，蔣何為徹徹底底地死了。主持搶救的外科主任張兆遜告訴刑警，蔣何為臨終前反覆唸叨著兩個字，聽上去像是“箱子”的發音。
刑警當即勘查現場。巧的是，與蔣何為同病房的那個傷寒患者許先生曾從事過記者職業，跑過舊警察局採訪過刑事案件，有保護現場的意識。在發現出事的第一時間，他立刻和另一病友把自己床頭的幾份報紙攤在蔣何為病床周圍的地板上，使刑警得以提取到幾枚雖然不太完整但勉強還可以辨認的鞋印。
刑警判斷，胡飛兒迷糊中聽到的腳步聲，應該是兇手發出的動靜，初步可以確定，兇殺發生的時間是5月12日凌晨三時二十分左右。據此，莫逸君還想到了一種可能：兇手夜間潛入病區，不能保證馬上獲得下手機會，如若穿著尋常服裝在病區走廊裡轉悠，難免顯得可疑，遇上查房的醫生護士，肯定要問一下“幾室幾床的”。因此，他可能會用白大褂偽裝。哈醫大附屬醫院上月剛剛重組，從部隊來的醫務人員和進修醫生頗多，出現幾張陌生面孔不足為奇。
那麼，兇手的白大褂是哪兒來的呢？可能是隨身攜帶，也可能會就地取材。如果是前者，那就沒辦法了;但如果是後者，也許可以找到兇手的一些線索。莫逸君當即下令清點全院各科室、病區醫生辦公室的白大褂是否有丟失情況，還要求清查時不得觸摸紐扣。
清點下來，並無短缺，不過，內科一樓病區醫生辦公室（非夜間值班室，值班醫生晚上是待在值班室的）有一件原本掛在掛鉤上的白大褂掉落在地上。刑警即刻把這件白大褂封存起來送交檢驗，同時對該辦公室進行勘查，提取了地板上的腳印。繼而又發現，醫生辦公室房門右側的窗戶插銷已經損壞。病區醫生告知刑警，醫院重組不久，後勤人員變動很大，插銷損壞的情況早已報修，但尚未得到處理，因此只得用一段細紗繩在裡面繫上。
刑警判斷，兇手就是扯住外面的窗縫邊沿，拉斷紗繩，打開窗子，從窗子伸手進去打開門鎖進入房間竊取了白大褂，作案後又把白大褂放回原處。按照這個分析，刑警試圖在門窗上提取兇手的指紋，卻沒有任何發現——兇手是戴著手套作案的。
哈爾濱市公安局的法醫對被害人的屍體進行了解剖，得出的結論是，兇手潛入病房後，往被害人心臟部位紮了一刀，創口寬兩釐米，深達五釐米，致被害人當場死亡。兇手殺人手法熟練，下刀位置準確，一刀斃命，還沒弄出什麼動靜，估計應是慣犯，並且心理素質極好。至於被害人之前“醉死”的情況，法醫分析，被害人患有酒精依賴症，其身體已經呈現慢性酒精中毒的症狀，及至屍檢時，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還遠超於正常人的水平，可以想見他“醉死”的那天晚上酒精攝入量之高。如果不是他身體好，換了別人，很可能真的就醉死了。
法醫根據上述情況提出參考意見：死者在5月10日攝入大量白酒，很可能是兇手對其採取的謀害方式的一種;因為第一次謀害未能成功，所以兇手潛入醫院實施行刺。換句話說，出於某種原因，兇手急於讓蔣何為去見閻王。
南崗公安分局在接到醫院方面反映的疑似兇手的情況後，當即向醫院周邊的幾個派出所下達指令，要求他們迅速出動查緝兇手，但未能找到嫌疑對象。
自1946年4月至本案發生，哈爾濱解放已經超過三年，社會治安情況有了大幅好轉，嚴重暴力案件的發案率大幅下降，一般的命案已無須市局直接調查，而是由案發地的公安分局負責。但蔣何為被害案因為有之前的“醉死”情節，且蔣被刺殺於醫院這樣的場所，容易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故哈爾濱市公安局決定組建市局分局聯合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
5月12日上午，由市局刑警紀森諾、奚有貴，分局刑警莫逸君、張景春、王仲秋、曹正昌、劉璽組成的七人專案組在駐地南崗分局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擔任專案組長的南崗分局刑偵隊指導員莫逸君和副組長、市局資深刑警紀森諾簡短交換意見後，由莫逸君向與會人員介紹案情、現場勘查情況和法醫驗屍結論。
被抽調到專案組的都是有相當經驗的刑警，一番分析下來，都覺得破案信心滿滿，因為以下的幾個調查觸點都有希望成為本案的突破口——
第一，兇手夜間潛入醫院，化裝成醫生，直奔蔣何為病房進行精準暗殺，暫且不論其作案動機，單從作案的技術角度而言，就非常有分析價值。比如，他是怎麼知曉蔣何為沒有醉死，並且被送進了哈醫大附屬醫院的？他是通過什麼途徑獲悉蔣何為住在哪個病區的哪間病房以及床位的？他憑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潛入醫院，而且還竊得醫生的白大褂作為自己的偽裝？從兇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毋須耗費多少腦細胞就可以找到答案：兇手或者本案策劃者顯然一直在關注著蔣家，蔣家料理喪事時甚至就在現場，自然可以知曉蔣何為死而復生之後的一系列情況，瞭解到蔣被送往哪家醫院;之後，作案者去該醫院踩點，以便當晚潛入醫院作案。因此，專案組應針對上述情況進行調查。
第二，兇手作案後迅速逃離，分析其逃離路線，從蔣何為所住的病房出去後，要經過病區走廊、七拐八彎的住院部花園甬道、通往大門的通道，最後在大門附近取自行車離開醫院。雖然是夜深人靜之際，但在醫院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中，是否有人（比如陪護家屬、值班醫務人員以及正好從醫院門前經過的路人）看見過兇手？這也是值得調查的一個方向。
第三，據被害人家屬反映，蔣何為出事前接的這樁活兒也頗顯詭異。他原已經答應另一個客戶，卻突然改變主意，去了這戶東家。至於這個東家的情況，蔣何為一反常態，從不跟家人提起，妻子胡飛兒問起時他還刻意迴避。這其中顯然有隱情，很可能與其被害相關，必須調查清楚。
第四，蔣何為遇刺被送進外科手術室搶救時，曾掙扎著說出了兩個字，據在場的手術醫生、麻醉醫生一致認定，這兩個字的發音像是“箱子”。刑警的第一反應是，蔣指的就是某個箱子。曾就此詢問過胡飛兒，當時胡飛兒正在哭泣，聞言倏地變了臉色，咬牙切齒道：“這死鬼，至死還想著那個女人！”刑警意識到，原來那兩個字是個人名。於是追問這個女人是誰，跟蔣何為是什麼關係。胡飛兒雙手掩面抽泣，卻不回答。考慮到家屬的情緒，刑警就把這個問題往後放了放，沒有繼續問下去。案情分析時，刑警又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大家分析，既然是某個女子的名字，很有可能是“香子”。鑑於哈爾濱地區的歷史特殊原因，這個“香子”可能是日本人。所以，蔣何為的臨終遺言非常有調查價值。
三、分頭調查
專案組隨即開始行動。七名刑警分成四撥，每撥帶上一至三名公安局招收的協防隊員（相當於現在的志願者、輔警，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後來都轉為正式民警）作為助手，分別對上述四個方面進行調查。
刑警奚有貴、張景春與協防隊員小楊去了哈醫大附屬醫院，分別走訪了病區醫務人員、住院病友、門衛以及被竊白大褂的門診內科。據病區下半夜值班的醫生說，案子發生時，他在醫生值班室小憩（醫院規定，夜班醫生在沒有醫務需要處理的時候，是可以躺一會兒打個瞌睡的），直到聽見外面的驚叫聲方才醒來。當天白天他在家休息，不清楚是否有可疑人員在醫院裡盤桓。
值班護士小李說，她在案子發生前倒是坐在護士站翻閱報紙的（護士值夜班時不能睡覺）。病區走廊兩頭有門，夜間西側那道門關閉上鎖，只留東側那道門。兇手只能從東側門潛入，而設在走廊中間的護士站則是兇手去蔣何為病房的必經之路。小李看完報紙後，去了趟西側那頭兒的廁所，從廁所出來，案子已經發生了。她的確看見有個穿黑衣服的背影從東側門離開，不過，當時沒意識到那正是兇手。她所描述的黑衣人的身材、個頭兒與門衛看見的疑似兇手相符。兇手是趁小李離開護士站的短暫機會潛入病房下的手，由此推斷，兇手應該比較瞭解醫務人員夜間值班的情況。
那麼，白大褂是什麼時候竊取的呢？刑警奚有貴從內科那個被兇手竊用白大褂的鐘姓醫生那裡得知，他在下午五點半下班時，脫下白大褂掛在掛鉤上，之後直到次日上午辦公室才有醫生來上班，這段時間內科夜間門診值班的醫生在急診部上班，辦公室裡沒人。刑警詢問門衛時問到了黑衣人潛入醫院的時間，門衛說沒有留意，但可以肯定應該是在晚上八點之前潛入醫院的，因為八點時他把大門關上了，所有進出醫院的人員只能從緊挨門衛室的那道小門通行，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冬天的時候，穿黑衣的人比較多，但此時已是5月，人們大多換上了淺色的衣服，如果有一個黑衣人從他眼前晃過去，他應該留下印象。
在接下來的走訪中，上述推斷得到了印證。從門診大樓到內科住院部須經過外科、骨科和結核病科的住院病區，骨科病區的住院病人黃綵鳳反映，昨晚三時許，她因牙痛無法入睡，由其丈夫陪著走出病區在外面散步，與一個身穿白大褂、但翻開的衣領部位露出黑色上裝的男子劈面相遇。黃綵鳳是裁縫，對服裝比較敏感，從那人所穿黑色服裝的衣領判斷，應該是黑色隱格凡立丁上裝，大約七八成新。巧得很，黃綵鳳的丈夫老周是中學美術老師，系美術專科學校畢業生，業餘時間創作的美術作品經常見諸報端。有這樣的功底，描述他人外貌時便毫不費力，他告訴刑警，昨晚見到的那個黑衣人三十歲上下，身高約在一米七五左右，稍瘦，有著一張狹長的馬臉，五官端正，微微上翹的兩條濃眉，鼻樑很高，稍稍有些鷹鉤，耳垂似比普通人略薄些許;齊膝的白大褂下面露出深藍色的勞動布褲子，腳上穿著一雙栗色皮鞋。奚有貴便請老周抽空把其所描述的這個形象畫出來，老周自是沒有二話。
刑警張景春與協防隊員小楊走訪昨天下午在醫院內科病區上班的幾位醫務人員時也有收穫。哈醫大實習醫生小蕭反映，昨天下午“醉死”患者入院後，病區的其他幾位醫生都去其病房了，他因謄抄一份院部辦公室急需的數據表格還待在辦公室裡。其間，曾有一個二十五六歲說一口本地話的婦女出現在門口，詢問剛才送來的那個死而復生的酒鬼病人住在哪個病房。小蕭見其手裡提著一個包裹，以為是來送東西的病人家屬，就隨口告訴了她。
張景春是今晨發生命案後來醫院勘查現場的刑警之一，與死者之妻胡飛兒進行過談話，還做了一份筆錄。他記得胡飛兒說過，她是和幾個親友一起，乘一輛馬車把蔣何為送進醫院的，其中一個男性親戚陪著待了一陣兒，天黑後她見蔣何為的情況穩定下來了，就叫那親戚回去了。整個兒過程中，只有她一個女性家屬，也並無其他親友來過醫院。於是，這個青年婦女就被張景春作為前來打聽蔣何為住院情況的同案疑犯記錄在工作手冊上。
負責調查兇手逃離路線的那一路刑警卻沒有那麼好的運氣。刑警王仲秋、曹正昌和協防隊員施萬利先找了醫院門衛老劉，其實之前奚有貴、張景春已經詢問過老劉，他也提供不出更多的情況。那就只有尋找案發前後可能路過醫院的路人或周圍住戶進行調查了。好在協防隊員施萬利之前曾在這邊的管段派出所幹過一段時間，對醫院周邊比較熟悉，三人走訪了附近上百戶人家，還根據居民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凌晨時會路過醫院的清潔工和上早班的人員進行了解。可是，畢竟是凌晨三點多，在那個時間段經過醫院並且恰好看見兇手的幾率實在是太低了。這樣，這一路調查就沒有任何收穫。
調查死者親朋好友的工作量比較大，由兩名刑警、三個協防隊員負責，其中之一就是南崗分局刑偵隊指導員、專案組長莫逸君。三十六歲的老莫是哈爾濱本地人，偽滿時就已加入中共，從事地下工作，後來暴露了身份，轉移到了抗聯部隊。中間因負傷離開部隊，在地方上養傷兩年多，直到哈爾濱解放後才歸隊。這於其仕途自然有影響，否則，憑他的資歷，當個分局長應該沒有問題。老莫人很聰明，具有學啥像啥的特長，戰爭年代從事的是情報工作，歸隊後組織上就把他分派到公安戰線發揮作用。
專案組開會篩出四個調查方向進行分工時，莫逸君考慮到第三個方向的工作量最大，而且最為複雜，決定自己帶隊調查。當下就點了年輕刑警劉璽，又叫了三個協防隊員，五個人直奔蔣家。
蔣家這邊原已撤掉的靈堂已經重新設置，前來弔唁的親朋好友足有上百人。這於鋪開調查倒是好事，莫逸君問明來賓與亡者的關係後，把在場所有人分成家屬、親戚、鄰居、同行、其他朋友這五類，逐個進行談話。
哈爾濱解放後，人民生活水平逐漸得到改善和提高，修建房屋的市民顯著增加，瓦工木工的活兒也逐年吃香，關內的瓦木工也有來哈爾濱打工掙錢的。如此，像蔣何為這樣的能工巧匠的活兒更是多得忙不過來。蔣何為是個頭腦活絡的匠人，早在年前他就意識到，隨著共產黨軍隊不斷打勝仗，關內的解放區範圍必將迅速擴大，直至整個兒中國都成為解放區（以他的水平，當然不可能想到建立新中國這樣一個概念）。所以，未來的幾年內，原先國統區的勞動人民為改善居住條件，新政府為建設工廠等，建築工人必定供不應求。屆時，那些背井離鄉前來東北打工的關內的瓦工木工都會返回自己的家鄉，相應的，哈爾濱的建築工人也會出現一個從暫時短缺到逐漸平衡的過程。這一點，政府肯定考慮到了，已經在有計劃地培訓建築工人，政府相關部門開辦職業技術學校、技術培訓班，鼓勵私營營造行多收徒工，並對響應政府號召的私營營造行給予稅收上的優惠。
蔣何為因此想出一個主意，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和技術優勢，組織一批技術工人，成立一個“瓦木工勞務服務社”，專門向有需求的公私客戶提供勞務服務。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好友的贊同，最近正在商討如何具體實施，據說已經向市裡有關部門諮詢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最近這段時間，蔣何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撲在這件事上面，活兒雖然還在接，但接活兒後都是召集同行朋友一起去做的。他在和同行朋友喝酒時說，這樣做其實就是先搞試驗，因為服務社成立後就是這樣運轉的。可是，大約一週前卻出現了反常情形。
原本，根據客戶預約，從5月6日開始，蔣何為應該為香坊區的任氏兄弟進行“三房合一”改建。所謂“三房合一”，並不是三間房子合為一處，而是任氏三兄弟原本已經分家，成為三個小家庭，現在不知怎麼，想重新合併為一個大家庭，要請匠人師傅把隔斷推倒，重建通道，再打通幾個房間。任家是哈爾濱有名的糧商，經濟實力比較強，但一向很吝嗇。任家老爺子在世時跟蔣何為之父蔣老爺子不但是好友，而且同是煙臺老鄉，蔣何為跟任氏三兄弟算是世交。三兄弟的老大年前找蔣何為預約工程，因為是世交，所以他開出的工價在他自己看來是比較高的，其實也不過屬於市場中等價位。
蔣何為接下活兒後，原本跟那班同行朋友說好，到時候拉七八個工匠過去，頭三天他要到場主持，以便讓任家放心，之後他就要去忙組建服務社的事了，為任家改建之事，就由他的同行朋友劉老三代為主持。不曾想，5月4日下午，蔣何為突然跟劉老三說，他另有要緊活兒去幹，任宅那邊就不去了，務請劉老三多多費心，必須保質保量完成改建工程，千萬不要出什麼差錯，免得他在任氏兄弟面前沒面子。劉老三知道任家兄弟的行事風格，經常出爾反爾，還喜歡雞蛋裡挑骨頭，原本有蔣何為擋在前頭還不足為慮，現在蔣何為突然來了這麼一出，他就沒退路了，只好硬著頭皮應承下來。
在劉老三印象中，他跟蔣何為相交十多個年頭，兩人說好的事兒，老蔣從來沒有半道變卦，不知這回他是怎麼弄的。說是另有活兒，但又不像以往那樣在喝酒時透露給大家。5月4日晚上，劉老三、蔣何為以及另一個姓羅的匠人朋友一起喝酒時，曾主動問過蔣何為這次接了樁啥活兒，蔣何為卻故意把話題扯到其他方面去了。於是，劉老三就知道人家是不肯告訴自己。
那麼，從5月5日到10日這段時間，劉老三、老羅等幾個去任氏兄弟家幹活的匠人是否見到過蔣何為或者聽說過他的情況呢？劉老三說，老羅等人應該沒見過蔣何為，而他則在蔣“醉死”前一天即5月9日晚上跟蔣見過一面。
那天，劉老三跟任氏兄弟中的老二弄得有些不開心。任老二負責工程監理，這人在任家三兄弟中最為挑剔，而且是個很不合格的監理，因為對於建房他是外行。外行要管內行，最後的結果通常是雙方都不爽。劉老三礙於情面，不好意思跟對方爭執，就在5月9日晚上來蔣家找蔣何為，想讓蔣出面去跟任老二溝通。蔣何為一口答應，可次日他根本沒去任家。這也是讓劉老三感到不解的。蔣何為向來都是言出必行，而且這又不是什麼太難的事，他怎麼會食言呢？
劉老三還提供了一個情況。就在5月9日晚上，說完工程的事，兩個人還閒聊了幾句。蔣何為提到了東家的伙食，感慨說每天的那頓午餐太豐盛了，要是天天這樣吃法兒，只怕胖成彌勒佛囉！臨走時，蔣何為把劉老三送出家門，隨手從衣袋裡掏出一包“新生產”香菸塞到他手裡。
“新生產”是瀋陽捲菸廠出品的東北地方名煙，1949年5月19日《東北日報》公佈的菸酒價格表上，該香菸的專賣價格為十二萬元東北流通幣，屬於高檔煙。劉老三不好意思接受，蔣何為硬塞給他，說是東家給的。蔣何為自己不抽菸，但既然東家大方，不要白不要，拿來送朋友也是好的。
蔣何為家屬提供的情況與劉老三的說法吻合。對於自己這次給誰幹活兒、乾的是什麼活兒、待遇如何，蔣何為三緘其口。這個情形跟平時截然不同。據其妻胡飛兒說，以往每次接到活兒，丈夫回家吃飯時都會念叨幾句，諸如東家是誰、工價多少、活兒的難易等，有時喝多了酒，還會就某個細節嘮叨個沒完，聽得家人不勝其煩。可是這次，胡飛兒隨口問起丈夫到誰家幹活兒，丈夫卻是不吭聲。再問，就不耐煩了，說外面的事兒你一個女人家少過問，做好家裡的事兒就是了。如此，胡飛兒也就不好再打聽了。
至於其他親戚朋友，刑警瞭解下來，他們也都不知道蔣何為這幾天接下了什麼活兒。平時本就見面不多，大家各忙各的，這幾天又不逢節日，相互之間沒什麼往來，就更不可能互通什麼消息了。
市局資深刑警、專案組副組長紀森諾和臨時配備的兩個協防隊員老鄭、小周負責調查蔣何為臨死前所說的“香子”的情況。跟蔣氏全家以及一干親戚、朋友瞭解下來，被調查者都一致認為，蔣何為所說的就是他曾經的相好、日本女人香子。
四、香子出軌
香子那年四十掛零，她的身世有點兒複雜。其母陳氏系福建同安人氏，嫁給了在清朝臺灣臬臺衙門擔任師爺的同鄉羅某，婚後，陳氏便隨夫赴臺。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次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地賠款，把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遼東半島後由清政府以三千萬兩白銀贖回）。日本隨即派兵進入臺灣、澎湖列島，清廷在臺灣的各級衙門被迫撤離。由於運輸船隻緊缺，撤回人員無法預先知曉動身日期。陳氏信佛，這天前往寺廟燒香，不意忽地傳來登船通知。羅某必須護衛官府文牘隨行，遂把其妻託付給同僚，自己匆匆登船。哪知受託同僚還沒見到陳氏，便奉上司之命上了稍後離開的另一條海船。
陳氏就這樣被撇在臺灣。原以為稍後可以搭乘其他船隻返回家鄉，哪知，進入臺灣的日本人推出一條新法令，凡是留在臺島的原中國內地人員以及島上的土著居民，一律都轉為日本國籍，稱為“新國民”。今後，“新國民”可以自由進出日本本土諸地，但前往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其他任何地方則視為“出國”，必須申領護照。就這樣，陳氏成了“日本國民”。1907年，陳氏嫁給一個在臺灣從事稅務工作的日本男子青木。次年，青木奉調返回大阪，陳氏隨其去了日本。又過了一年，夫妻倆生下一個女兒，那就是香子，隨父姓，叫青木香子。
香子在日本待到十八歲。從護士學校畢業後，因為自幼由母親教會了流利的漢語，就被分派到“滿鐵”（即“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建立於1906年，系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連設立的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侵略的機構）附屬醫院當了一名內科護士。四年後，香子嫁給了“滿鐵”鐵路技師天宮雄三郎。是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次年，即1932年，東北全境淪陷。天宮雄三郎奉命調往哈爾濱繼續從事鐵路技術工作，香子隨同前往，在中東鐵路中央醫院（1935年改為滿洲鐵道醫院）做了一名內科護士。1936年，香子生下一個兒子，出生三十三天即夭折。1938年又生下一個女兒，不久送回大阪交由其祖母撫養。
1940年，天宮雄三郎以高級技師的身份參加對北滿鐵路的技術巡察時，遭到抗日遊擊隊的襲擊，天宮中彈身亡，香子成了寡婦。起初兩三年，曾有日本同事以及天宮以前的朋友等向其求婚，均遭拒絕後，其他求婚者便知難而退。香子原準備就這樣一直過單身生活，哪知不久就遇上了蔣何為。
1943年早春一個飄著雪花的夜晚，香子下班經過醫院附近的馬路時，發現人行道電線杆下倚坐著一個身穿黑色皮衣的人。那年頭，冬天馬路上經常出現“路倒”（即凍死的乞丐、煙鬼、酒鬼之類），香子是醫護出身，早已見之不怪。但見那人身穿皮衣，不像尋常“路倒”，對其身份不禁好奇，就上前去看個究竟。
這個“路倒”男子正是蔣何為。那幾天他被哈爾濱日本憲兵隊後勤部門通過偽行業公會召去，為一個新調來的軍官搞室內裝潢，由一名偽滿職員負責監理。那職員見蔣何為活兒幹得好，就請他幹完這邊的活兒後去他家打一口立櫃。蔣何為不敢得罪這些人，只有答應。那漢奸倒也識趣，跟日本後勤軍官不知嘀咕了些什麼，把每日中晚兩餐伙食搞得很好，晚餐還有白酒喝。蔣何為本嗜杯中物，尋思不喝白不喝，喝了是白喝，所以每晚都大喝特喝。這天，可能是白天活兒太累，再加上喝酒過猛，蔣何為回家路上有點兒暈暈乎乎，腳下打飄，越走腿越軟，眼看支撐不住，便在馬路旁的一根電線杆邊坐下，背往電線杆上一靠，頭一歪，就迷糊過去了。
這是“酒仙”蔣何為生平難得的一次當街醉倒。儘管已是早春，夜間的氣溫還是相當低，如果不是碰到香子，蔣何為這一迷糊過去，恐怕就再也醒不過來了。
當時哈爾濱日本軍警憲特有規定，凡是軍方的辦公地點均列為一級禁區，軍方人員及家屬的居住區域屬於二級禁區，進入一級禁區須憑軍方證件，進入二級禁區也需要相應的憑證，根據居住對象的不同身份，憑證也有區別：一等的是特別通行證，在二級禁區裡可以暢通無阻;二等的是普通通行證，可以進入大部分區域;三等的憑徽章，只能出入自己居住的那片區域。讓蔣何為幹活的那個憲兵軍官的級別屬於三等，所以人家就給了他一枚三等級別的藍色徽章佩戴在左胸，當然，活兒結束了是要交還的。蔣何為拿到這枚徽章後如獲至寶，一戴上就不願取下來了，一是生怕丟失，二是佩著這樣一枚徽章在外面行走，尋常日偽警察、特務見之就不會找他麻煩了。
此刻，香子走近蔣何為，一眼就看見了這枚徽章。於是，香子想當然地認為這個男子是“自己人”，至於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那就不清楚了。既然是“自己人”，香子覺得應該盡力提供幫助。她搭了搭蔣何為的脈搏，發現這人還活著，只是喚之不醒，據其渾身的酒氣判斷應該是喝醉了。不過，這人身材健壯，自己扶不起來。看看四下，偶有路人匆匆經過，卻根本不往她這邊看一眼，都是存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她乾脆掏出一枚警察局發給日本籍醫務人員的專用警哨，用力吹響。不一會兒，兩個騎著高頭大馬的巡邏警察疾馳而至，按照香子的要求把蔣何為送往她所供職的滿洲鐵道醫院。
蔣何為其實就是醉酒而已，並無病症，到醫院後輸了液，睡了兩個小時就醒過來了。不過，以當時的天氣，如果任他睡在外面，肯定就會成為一具凍僵的屍體。因此，香子此舉就是救了他的性命，理應被他視為救命恩人。蔣何為繼承了其山東祖輩知恩圖報的性格基因，在醫院甦醒過來後，打聽清楚是何人救了自己，隨即備了一份厚禮前往致謝。兩人就這樣認識了。
當然，如果蔣何為不是能工巧匠的話，兩人的關係也不一定會有進一步的發展。事有湊巧，一個月後，香子調換了住所。她自丈夫死後仍居住於原北滿鐵路局安置員工的公寓房內，住到1943年春，鐵路局方面認為她獨自一人不宜居住一套公寓房，就讓她搬到另一處面積較小的平房居住。平房比較陳舊，入住前需要修繕。香子就想到了蔣何為，從醫院的登記冊上查到了蔣何為的住址，寫了一封信寄去，說明短期僱傭之意。蔣何為視香子為恩人，自無二話，一口答應。
蔣何為施展出自己的精湛手藝，把那住房修繕得比新房還美觀實用。這個工程一共花了十天時間，香子特地向其供職的醫院請了十天假。她知道蔣何為嗜酒，且對菜餚比較挑剔，就待在施工現場天天烹飪不同的菜餚，還拿出亡夫留下的上好佳釀熱情款待。讓蔣何為感到特別滿意的是，香子也能喝酒，而且有一定的酒量。兩人每天晚餐喝酒聊天，越來越投機，終於，在完工後那天晚上，吃過本應是最後一頓晚餐後，兩個中年男女越過了那道界線。
建立了那份關係之後，香子提出要嫁給蔣何為。蔣何為呢，也想娶她。可是，他是有婦之夫，而且還有一雙子女，要娶香子，先得離婚。他還真的動了離婚的念頭，自己不便開口向胡飛兒說明，就託了一個朋友，讓人家帶上老婆找胡飛兒談。胡飛兒震驚之下，亮出了底牌，一把刀子拍在桌上：離婚就自裁！
這動靜自然驚動了蔣老爺子。這個家庭是老爺子說了算，老爺子雖是粗人，卻會做思想工作。他先把胡飛兒的刀子收了，說讓我跟這小子談談，弄清他為什麼要鬧離婚。父子倆把酒細談，老爺子得知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當下就惱了，說你小子竟想娶個東洋老婆，信不信我一斧頭劈了你！蔣何為孝順，聞言就此罷休。不過，雖然斷了娶香子的念頭，私下裡，依舊悄悄跟香子幽會。此舉沒瞞得過胡飛兒，她僅僅憑直覺就意識到了。不過，胡飛兒審時度勢，沒有大吵大鬧，她擔心把蔣何為逼急了，連老爺子的話也不聽，那就麻煩了。好在蔣何為與香子也知趣，沒有明目張膽公開出雙入對，胡飛兒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哈爾濱的日本人亂成一鍋粥。蘇軍很快進入哈爾濱，中方也來了接收官員。往下就是遣返日僑了，但許多僑民因為種種原因並不想返回日本。今非昔比，這當然不是日本人說了算了。不過也有政策，凡配偶是中國人的日僑，不論男女，均可留在中國，允許改為中國國籍。香子的父母早已去世，丈夫天宮也已死去數年，前不久又傳來消息，寄養在夫家的女兒與祖父祖母全部死於美軍的轟炸。這樣，她回日本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她決定留在中國。留在中國的辦法，就是趕緊嫁個中國人。曾在她亡夫手下幹活兒的鉗工汪孚康喪偶兩年尚未續娶，她趕緊請人登門道明意思，當天就去申領了結婚證，接下來就該辦婚宴了。
香子的同事大多回了日本，她在哈爾濱幾無朋友，婚宴上女方家一個親朋沒有，多少顯得有些掉價，她便邀請蔣何為屆時帶幾個朋友去喝喜酒，也算是替她撐撐門面。可香子不知道，自己與蔣何為的那層關係，汪孚康早有耳聞。本來汪孚康尋思，既然香子嫁給了自己，以前的事都可以不計較。可婚宴那天蔣何為居然帶著幾個朋友登門道喜，這不是明擺著給自己難看嗎？
汪孚康是習練武術的，當日前來參加婚宴的親朋好友中自有一些師兄弟、徒弟什麼的，其中有幾個見他臉色不對，悄悄打聽，才知道原來女方的來賓中有蔣何為這號人。當下就有人按捺不住，到蔣何為那邊故意找茬兒。蔣何為幾個是匠人，力氣不小，經常攀樑上屋，身手也敏捷。不過，那份力氣和敏捷不在“路上”，真的動起手來，自然沒法兒跟習練武術的那幫子相比，結果個個鼻青眼腫。好在對方下手知道輕重，只是使他們皮肉難看，沒讓他們弄個內傷什麼的。蔣何為的喜酒自是喝不成了，還給人家攆出了門。對方也沒讓他們糊里糊塗捱打，臨走警告，今後請自重，如若讓我們聽到什麼風言風語，定要你好看！
那天，蔣何為受傷最嚴重，半路不濟，還是叫了馬車送回家的。胡飛兒雖然心疼丈夫捱打，但內心多少有一些出了口惡氣的快意，暗忖丈夫這下總該長點兒記性，從此好好過日子了。之後，胡飛兒留意下來，沒發現蔣何為跟香子再有任何來往。沒想到，丈夫臨終前反覆唸叨的不是父母妻兒，竟然還是那個東洋女人（其實已是中國國籍）香子，自然是讓她非常氣憤。
對於專案組來說，需要考慮的就不是胡飛兒的情感波動問題了，而是要分析死者的遺言與其被害是否有關。刑警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是否蔣何為還在繼續跟香子來往，只是比較隱蔽，瞞過了胡飛兒，但最近被香子的丈夫汪孚康察覺了。哈爾濱畢竟已經解放三年多，社會治安今非昔比，像幾年前那樣光天化日之下對蔣何為動拳腳的情形已經無法複製，汪孚康只有暗中報復。於是，就策劃了“醉殺”方式，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法律追究了;即使警方對其進行屍檢，也是喝酒過量導致死亡。不料，蔣何為的“小酒仙”綽號名不虛傳，“醉死”過去之後竟然又緩過一口氣，死而復生了。這麻煩就大了，一旦他清醒過來，向公安局反映自己被誘入圈套的一應情節，那涉案者肯定是要受到追究的，而且罪名還是故意殺人。因此，兇手一不做二不休，半夜潛入醫院將蔣何為殺害。
如果上述假設成立，那這事多半跟香子有關，專案組決定派員跟香子談談。一事不煩二主，這活兒還是由刑警紀森諾帶著兩個協防隊員去辦。這時青木香子供職的滿洲鐵道醫院已改名為東北鐵路總局醫院，她仍是內科護士。刑警一行去了醫院，先跟保衛科聯繫，由保衛科出面把香子喚到科長辦公室。
香子這幾天參加“訪貧問苦醫療隊”，下鄉了半個月，昨天剛回城，今天就來上班了，還不知道蔣何為出事。聽刑警一說，非常震驚，繼而流淚不止，那樣子看上去不像假裝的。這也使刑警更覺得之前對案情的判斷是準確的，她很可能跟蔣何為沒斷聯繫。繼續往下談，果然，香子承認她與蔣何為仍舊保持著私下的來往，只是更加小心謹慎。不過，還是被發現了。
一個多月前，也就是清明節那天，香子趁丈夫去掃墓不在家的機會，臨時調休，約蔣何為去她家幽會。兩人已經多日沒見，蔣何為一進門，香子就撲到他懷裡，竟然忘了閂上門。正好鄰居劉大嬸來借東西，推門而入，撞個正著。劉大嬸是個出名的快嘴，待汪孚康傍晚回來，還沒進門就從鄰居那裡聽說了白天發生的事，回到家，進門便逼問香子。香子知道自己此番已經沒有退路，當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提出離婚。她當初嫁給汪，原本是因不想被遣返日本迫不得已選擇的下策，現在國籍早已轉為中國，也就不在乎了。
汪孚康自然大怒，不過他沒有對香子動手，甚至也沒有破口大罵，用盡量平和的語氣對香子說，你的前夫天宮先生當初對我不錯，在技術上給予的指點甚至超出了尋常的師傅，儘管我沒拜他為師，但心裡是把他作為師傅看待的。看在這段情分上，我不打罵你。你說要離婚，我也同意。不過對那姓蔣的小子可就沒那麼客氣了，等我收拾了他，我們就去辦理離婚手續。
刑警當然要問一問5月11日夜間汪孚康是否在家過夜，香子說那天他沒回家，因為雙方一直在冷戰，互不搭理，他不回家從不打招呼，事後也不會解釋。刑警又去找汪孚康的一干鄰居調查，證實清明那天蔣何為確實去過汪家，恰被快嘴劉大嬸撞上，衚衕裡一個平素喜歡多事的閒漢佟老七又把這事告訴了汪孚康。佟老七想當然以為此事必有下文，見汪回家後即把屋門關閉，尋思肯定有一場武打戲，便湊到門外偷聽，不料竟然沒有什麼動靜，自是十分失望。
於是，汪孚康就成了重點調查對象。
五、疑點重重
5月14日下午，專案組開始對汪孚康進行調查。專案組長莫逸君把刑警王仲秋、曹正昌調派過來，加強紀森諾這一路的力量。
刑警前往汪孚康供職的鐵路局機務段，保衛科出面接待的副科長景浩海介紹了機務段鉗工汪孚康的情況——
汪孚康，佳木斯人，今年三十九歲，自幼父母雙亡，給地主放過牛、當過長工。十六歲那年從佳木斯來到哈爾濱，因為個頭兒高，體質健壯，就幹起了拉洋車的行當。拉了四年洋車後，認識了一個經常坐他洋車的蘇聯鐵路工程師（當時中東鐵路北段即北滿鐵路由中蘇共管），經該工程師介紹，汪孚康得以進入北滿鐵路機務段當了一名實習鉗工。此後，他一直在鐵路系統從事維修工作，其間曾跟隨香子的前夫天宮。屈指算來，到1949年，汪孚康已經在鐵路上幹了整整二十個年頭。
汪孚康平時不大愛說話，埋頭幹活，工間休息時工友講笑話瞎聊天，他也不參與，只是靜靜地聽，偶爾跟著別人笑笑。除了幹活兒，他的業餘愛好就是武術。他在佳木斯老家時學過摔跤，到哈爾濱後拜師習練武術，由於肯吃苦，人也機靈，進步很快，是同時拜師習武的十來個徒弟中最早出師的，後來又是最早被師傅允許收徒弟的。與香子結合前，他曾有過一次婚姻，女方無業，父親是一個小雜貨鋪店主。婚後，汪孚康通過天宮的介紹，在火車站為妻子謀得了一份清掃工的差使，有了一份收入。兩口子的小日子過得還不錯，可好景不長，婚後一年多，汪妻染上時疫不治身亡，當時還懷著七個月的身孕。之後，汪孚康一直單身，直到日本投降後與天宮工程師的遺孀重新組建家庭。
當時東北是解放全中國的大後方，東北局要求各國有單位迅速發展壯大黨員隊伍。汪孚康是孤兒，自幼給地主做工，之後進城當工人，在那個年代，屬於一等一的無產階級分子，因此被組織上看中作為發展對象。但香子這個日本老婆（儘管婚後即加入中國國籍，但領導還是這樣認為的，社會上也是這種觀點）成了他入黨的障礙，組織上就找其談話，勸他離婚。可是，任憑組織上派來的政工人員如何勸說，汪孚康就是不開竅。於是，汪孚康就獲得了一個“榆木腦袋”的綽號。
領導自是對他大失所望，組織從此與其疏遠，他被歸入了落後群眾的行列。而汪孚康的表現還真是不折不扣的落後群眾面貌，工作積極性不高，讓他加班必須先開好調休單;平時工餘時間的政治學習、群眾大會總是遲到早退;讓他發言，有時就會信口開河，時不時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
紀森諾等人向專案組彙報上述情況後，專案組決定把調查觸角伸向汪孚康。專案組分析，蔣何為的被害應該是分為兩步進行的，如果汪孚康確是主謀，那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先以高額報酬引誘蔣何為接下“需要保密的活兒”，指望一舉成功，那就一勞永逸了;如果第一步沒有成功，那就只好走第二步，直接下手。
汪孚康與蔣何為認識，且是情敵，所以汪孚康自己不可能去聘請蔣何為幹活兒，他得另外請人出面，這個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與汪孚康的交情深厚，否則不可能幫忙做這樣的事;二是那人並未參加過汪孚康的再婚婚禮。如果是婚禮的出席者，甚至是參與毆打蔣何為的人，見了面蔣何為或許會認出來，那往下就玩不下去了。至於第二步直接去醫院行刺，那倒有可能是汪孚康自己前往下手——據曾經在醫院裡瞧見過疑似兇手的黃綵鳳夫婦的描述，那主兒三十多歲，相貌、身材也跟汪孚康接近。刑警商量下來，決定從鐵路局檔案中調取汪孚康的照片，去醫院找黃綵鳳夫婦辨認了再說。
黃綵鳳的丈夫已按照刑警的囑咐，畫了一幅兇手的畫像。幾個刑警看下來，覺得跟汪孚康不大像。刑警不肯輕易放棄，沒準兒周老師辨認有誤呢？於是，改個方向調查，直奔汪孚康的住處，當然不是找那對夫婦，而是通過派出所找來若干鄰居，請他們回憶，汪孚康是否曾經穿過隱格黑色凡立丁上裝，藍色勞動布褲子。一干鄰居的說法不一，有的說沒有穿過，有的說黑色上裝好像穿過、勞動布褲子沒有穿過，還有的正相反。無奈，刑警乾脆去鐵路醫院找青木香子調查，妻子對於丈夫的衣服應該是清楚的。
香子給出的回答是，汪孚康既沒有黑色上裝，也沒有藍色勞動布褲子。鐵路局發的工裝是勞動布的，不過不是藍色，而是黑色。此外，香子還提供了一個信息：汪孚康已經知曉蔣何為死亡的事了。
就在昨晚，汪孚康對她提起此事，說那個姓蔣的傢伙惡有惡報，已經讓人幹掉了。如此，我們就離婚吧。香子求之不得，說離婚就離婚，15日是星期天，我們先把雙方的財產清理一下，造個冊子，下週約個時間去區政府辦手續就是了。汪孚康馬上點頭稱好，神情看上去很是輕鬆。
不過，這對夫妻的約定未能兌現。5月16日，專案組長莫逸君下令，直接找汪孚康聊聊，問他5月11日晚上去哪裡了，為什麼一夜沒有回家。這樣，在鐵路局機務段加班的汪孚康就被傳喚到保衛處，接受刑警的訊問。汪孚康承認他已經知道蔣何為被人殺害在醫院病床上的消息，問他有什麼感想，他還是那句話——惡有惡報。然後就問到5月11日晚上他是在哪裡過的夜。他先是說在單位加班，話剛出口，大概是覺得不妥，又改口說在機務段宿舍睡覺，因為他最近和妻子鬧矛盾，不想回家，就睡在單位裡了。
刑警當場請保衛處向鐵路局機務段宿舍門衛瞭解，門衛說記不清楚那晚汪孚康是否在宿舍過的夜，不過他在宿舍確實有床鋪，以備加班加點晚了沒法兒回家的時候好有個地方休息。那麼，5月11日晚同寢室的工友是哪幾位呢？門衛說汪孚康住的是二樓樓梯間，比較小，只有他一張床鋪，這是當初安排鋪位時就形成的格局。
這樣一來，刑警只好先把汪孚康擱在保衛處，一行人去宿舍，向門衛要了那棟宿舍樓的住宿人員名單，選出與樓梯間相鄰的那幾間宿舍的住宿工人一個個詢問。一圈調查下來，都說5月11日晚上沒有看到汪孚康。回過頭來再去問汪孚康，刑警警告他必須說實話。汪孚康“榆木腦袋”的綽號名不虛傳，還是堅稱那晚自己住在宿舍，讓刑警看著辦。於是，他就被拘留了。
紀森諾等刑警商量下來，決定先讓汪孚康在看守所待著，他們隨即進行另一路調查。前面說過，專案組分析，如果汪孚康確是命案主謀的話，他先進行的是第一步，即策劃讓蔣何為神不知鬼不覺地醉死，那就需要有人出面跟蔣何為談一樁報酬優厚、工期不長的活兒，現在，刑警就是要找到這個談活兒的人。
先去找了青木香子，向其瞭解汪孚康平時有哪些與其走得特別近的朋友。汪孚康的交往不像蔣何為那樣廣，香子提供的也就只有十一人，都是武術方面的，鐵路局單位的同事一個也沒有。這對於一名資深鉗工來說，似乎不合常理。儘管汪孚康在機務段屬於落後群眾，但落後分子也是有朋友的呀。再去鐵路局打聽，證實青木香子並沒有遺漏什麼情況，汪孚康確實沒有要好的同事，即使三個曾跟他學手藝現已滿師的徒弟，和汪孚康的關係也屬於一般。
這倒也好，減輕了刑警的工作量。刑警當即根據香子提供的名單進行調查。十一個調查對象中，有三個是汪孚康的師兄，兩個是師弟，三個是同道（即同一武術門派中人），還有三個就是徒弟了。這些人的身份分別是商人、工人、小販、司機，還有一個是政府幹部。紀森諾打算先找那個名叫宋紀春的幹部調查，相信那位不會把江湖義氣看得比干部身份還重。
二十七歲的宋紀春是哈爾濱本地人，出身於資本家家庭，所以有錢供他上了大學。不過，他在大學裡走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參加了革命，那是1945年初的事。半年多後，抗戰勝利，小宋被組織上分派到區政府民政股當了一名幹事。今年1月，小宋被調到區文化館當了副館長。他是武術愛好者，專門拜過師，據說身手還不錯。當時還沒有成立什麼“體育運動委員會”，但已經開始著手發展群眾體育運動，由文化館代管，把宋紀春調去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小宋聽紀森諾說明了來意，顯得很吃驚，說老汪家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倒還真不知道。這話刑警信，因為日本剛剛投降那會兒，汪孚康和香子結婚時，他跟汪還不認識，不知道這對再婚夫婦竟然還有這樣一段故事。小宋畢竟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幹部，心思縝密，沒等刑警發問，先取了張白紙，一面翻閱檯曆上前幾天的記錄，一面筆走龍蛇在紙上寫著什麼，臨末簽上自己的姓名。他告訴紀森諾，說這是我本月1日至11日夜間的活動情況，有什麼不清楚的可以問我，我再補充。
刑警調查案子時還沒遇到過這種對象，給他這一弄，反倒略微有些不自在。紀森諾接過那張紙看了一遍，果然清清楚楚。那個年頭政府部門人手少，幹部工作量很大，基本沒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小宋從1日到11日這些天裡一直在忙碌。他抓的是群眾體育，天天跟基層、街道的體育愛好者打交道，每樁工作都有多名證明人。刑警沒有理由不相信他，但出於走程序的需要，還是去訪問了證明人，證實其所言不謬——小宋沒有作案時間。
調查中，小宋還說到汪孚康有另外兩個交往較密切的朋友，其中一名在稍後引起了刑警的興趣。當然，那是在紀森諾等人把香子提供的那張名單上的十一人全部調查完畢，均排除了作案嫌疑之後的事情。
小宋說到的那二位，其中一個叫邢素蘭，四十來歲，是一家鐵匠鋪子的老闆娘。她的父親乃至祖上數代都是汪孚康那一門武術流派中的地方名人，到她這一代，不巧其母生下的四個孩子都是女孩兒，按照該門派“傳男不傳女”的規矩，這門功夫就斷了，其父也只好認命。但長女素蘭對武術卻有一份天生的興趣，纏著老爸要求傳授，遭到拒絕後猶不死心，每天隨著老爸起早摸黑依樣畫葫蘆。老爸感動之下，以自言自語的方式邊練邊傳授，總算使女兒學到了幾成。還別說，就這幾成，也使得同道中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一天她在公園裡打拳，正巧被汪孚康等人瞧見，自是吃驚不小。那還是半年前的事兒。自此，邢素蘭就和汪孚康那一班人開始交往，不過僅限於切磋武藝。
邢素蘭一介女流，和汪孚康並無深交，應該不可能跟案子有關係。不過，邢素蘭接下來說到的情況卻引起了刑警的注意。這就引出了宋紀春所說的汪孚康的新朋友中的另一位——趙寅義。
趙寅義是跟邢素蘭習練武術的，不過不是徒弟。邢素蘭認為自己僅學得老爸本領的些許皮毛，又沒拜過師，算不上該門派中人，不過是個業餘愛好者罷了，哪有收徒的資格？但她每天到附近公園去習練拳棍刀槍時，旁邊總有一些年輕人圍觀，經常有人提出要求拜師學藝，邢素蘭一概拒絕。但於趙寅義卻是一個例外，因為這個小夥子在學武方面的秉性竟然跟當初的邢素蘭有幾分相似，你不肯教，那好，我就在旁邊跟著比畫。每天一大早，小夥子就去公園等邢素蘭，等到後依葫蘆畫瓢，一招一式還有點兒像模像樣。
這樣風雨無阻兩年多下來，終於感動了邢素蘭，也就肯指點幾下，但明確申明並非師徒關係。半年前，邢素蘭跟汪孚康等人在公園相識，趙寅義也在旁邊。邢生怕汪等人以為趙是她的弟子，就把趙的情況當眾介紹了一遍，見汪對趙似乎很欣賞，便問汪是否願意把趙收為弟子。汪孚康的想法可能是這小夥子遲早會是邢的弟子，他不敢掠人之美，當下搖頭，但表示可以像對待入室弟子那樣給予點撥。這樣，趙寅義就成了汪孚康不是徒弟的徒弟。
然後就要說說趙寅義疑似涉案之事了。勞動節那天，趙寅義拎了一份禮物前來鐵匠鋪（小夥子之前為圖謀跟邢素蘭學武術，已經跟邢的丈夫老丁交上了朋友），還拿出一張圖紙，要求丁師傅照樣打造一柄匕首。當時尚未有“管制刀具”之說，普通百姓家甚至可以擁有獵槍，鐵匠鋪接這種活兒也算正常。稍後邢素蘭也知道了這件事，曾隨口問過趙，打這玩意兒幹什麼用。趙寅義說是受朋友之託，人家要去內蒙古草原跑趟買賣，要一把好匕首防身用，知道他跟丁師傅說得上話，就請他出面，要求丁師傅用精鋼打造。至於費用，那肯定不會讓丁師傅吃虧。
刑警馬上想到了行刺蔣何為的那把匕首，立刻由邢帶著前往鐵匠鋪子。丁師傅說那把匕首在5月5日由小趙取去了，圖紙還留在他手裡，說著，拿出圖紙給刑警看。刑警一看上面註明的尺寸，跟死者胸前的傷口竟然完全吻合！
趙寅義立刻被傳訊，先問那把匕首，其說法跟他對邢素蘭的說法相同，系受人之託。那麼，那個所謂的朋友呢？答稱對方是吉林來的，已經拿了匕首離開哈爾濱去內蒙古草原了。刑警問對方的姓名住址，趙寅義說兩人是在飯館裡喝酒時結識的，只知道姓沈，長春人，是做皮貨生意的;至於住址，人家沒留。
很明顯，這是在敷衍警方。刑警當即去趙家搜查。這一查，就把那把匕首查出來了！
六、幾番無用功
匕首圖樣刑警已經見識過，見了實物，卻還是暗吃一驚。丁師傅不愧為地方名匠，這把匕首打造得極好，如果放到若干年後時興文物造假的年代，由文物販子做做手腳，不說是荊軻刺秦王用的徐夫人劍，冒充雍正朝血滴子的配發短兵器只怕還有點兒委屈它哩。刑警粗粗檢查下來，發現匕首的刀身被擦拭過，但刀背下方的血槽裡尚有殘留的血漬。多數刑警認為，這八成就是殺害蔣何為的兇器了。市局老刑警紀森諾主持偵破過多起命案，當下用放大鏡仔細察看，又湊近血槽深吸一口氣，卻沒吭聲。
莫逸君知道他定是有不同意見，於是問道：“老紀，你看這……”
紀森諾半晌才開腔：“這上面的血不是人血，應該是動物血，多半是殺過狗。”
其他人自是不解，紀森諾憑什麼斷定是動物血呢？紀森諾解釋道：“動物血與人血相比，有幾個明顯的不同，一是粘稠，二是顏色深些，三是含鹽量低，沒人血鹹，四是動物血比人血更容易凝結，血跡不易擦掉，五是動物血的腥味兒更濃。我認為這把匕首上殘存的血漬符合動物血的特徵。”
經技術鑑定，果然證實了紀森諾的判斷。趙寅義也不得不交代，曾用那把匕首殺過狗，在場的還有另外兩個朋友。刑警隨即找那二位調查，證實確有此事。
那麼，對那把匕首的來龍去脈，趙寅義為什麼遮遮掩掩呢？原來，趙寅義打造這把匕首的初衷，確實是想教訓教訓破壞他師傅汪孚康婚姻的蔣何為。這主兒原本性子暴烈，又講義氣，再加上頭腦簡單，行事往往不加細慮，聽說師孃與蔣何為藕斷絲連，惹得汪孚康要離婚之事，便想為汪孚康出一口氣。
他並不認識蔣何為其人，一番打聽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這姓蔣的主兒並非尋常匠人，乃是本地建築工匠中的名人，師兄師弟徒子徒孫多不勝舉。要想教訓他並不那麼容易，當然，一對一肯定沒問題，但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趙寅義也沒有耐心尋找機會，就想到了備一把匕首帶在身邊，屆時教訓蔣何為的時候，用以恫嚇敢為蔣何為出頭助拳的其他匠人。但趙寅義說，他還沒來得及下手，就聽說了蔣何為被人暗殺在醫院的消息，這事也就放下了。
這當然是趙寅義事後的單方面說法。專案組接下來進行了兩方面的調查，一是是否有作案時間，二是是否有可能讓其狐朋狗友作案。調查下來，這兩種可能均被排除。於是，這條線索也只得放棄。
之後，專案組著手開展另一方向的調查：蔣何為生前接的最後一樁活兒，也即從5月5日到5月10日這六天裡他單槍匹馬去幹的某項神秘工程。
儘管眼下尚未查明他的被害真相，但可以斷定，他的被害肯定與這樁活兒有著密切關係，甚至是因果關係。這種關係有兩層含義：一是找蔣何為幹活的人就是直接主持該項神秘工程的人;二是找他幹活的人不過是受人之託，本人也是矇在鼓裡的。不論是哪一層含義，首先，警方要找到這個人。
專案組向死者之父蔣老爺子瞭解蔣何為平時承接工程的途徑，得知有以下三種：第一種是在茶館裡接活兒。蔣何為幾乎天天都起早去茶館喝茶，吃了早點才回家收拾一番出門奔東家幹活。當時的哈爾濱，幾乎每家茶館裡都有幾副座頭是瓦工木工等匠人的專座，他們已經習慣去那裡喝茶抽菸聊天，互相介紹活兒。營造行的老闆或者辦事人員需要匠人時，通常就會去茶館僱傭，私人要修造房屋打製傢俱，也會去茶館物色。第二種跟如今城市裡的“馬路游擊隊”相似，匠人師傅攜帶工具，大街小巷四處遊走，卻並不吆喝，誰家裡有活兒正好需要匠人的，見之就會喚住，雙方互相談下來合適，就算接下活兒了。第三種就是同行之間互相介紹。
刑警分析下來，認為蔣何為這樣的地方名匠不可能通過第二種方式攬活兒，遂決定針對另外兩種方式進行訪查。
專案組連同協防隊員全體出動，兩個一撥，分頭接觸了行業公會理事會負責人、眾多與蔣何為生前有交往的匠人，可是誰都說不出蔣何為生前最後一樁活兒是怎麼回事。這樣，專案組就不得不考慮還有第四種方式存在，那就是出門途中被人攔住，就在路邊或者進入附近某個比較適合談話的場所諸如茶樓、酒肆之類聊一聊。這樁活兒的誘惑力肯定是蠻大的，或者就是蔣何為欠了人家的人情，否則不可能把之前已經說好了要出面主持的工程推掉。
一干刑警覺得自己的頭似乎大了一圈。如果是上述這種情況，那可怎麼調查？除非運氣特別好，能找到目擊者。但好運氣可遇不可求，專案調查更不能完全指望運氣。當然，愁歸愁，調查還是要進行下去的，那就只好耐心查摸了。通過什麼途徑查摸呢？大夥兒分析下來，只能去訪查蔣何為5月5日前幹活兒的東家以及一同幹活兒的其他匠人，瞭解其上下班的路徑，然後，分頭到途經的茶樓、酒肆之類的地方調查，看能不能發現蛛絲馬跡。但是，一番查摸下來，並無任何效用。
七、雪茄的味道
專案組的調查屢屢碰壁，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往下該怎麼走？眾刑警心裡都沒底。無奈之下，5月19日，組長莫逸君乾脆宣佈明天都休息一天，回家補個覺，調整一下。
5月21日上午，一干刑警集中在專案組辦公室，再次商量案情。睡眠得到補充之後，大夥兒的思路似乎清楚了一些，七嘴八舌紛紛發表意見，歸納起來集中在一點：應該檢討前一段時間的工作，著重回顧偵查路數是否正確。
回顧下來，覺得似乎並無問題，所有調查都是必要的，儘管沒有取得成果，但不排除那些可疑之處，就沒法兒尋找新的突破口。那麼，突破口在哪裡呢？說到這裡的時候，自會議開始一直埋頭抽菸的刑警奚有貴忽然提出了一個觀點：之前曾經調查過的“香子”是不是有問題？
對青木香子以及其夫汪孚康的疑點，這些日子專案組可謂查了又查，已經有充分證據可以確定應該排除涉案嫌疑了，這回奚有貴怎麼又提及了呢？眾人紛紛朝老奚投以不解的眼光。奚有貴意識到大家領悟錯了，趕緊解釋說，我的意思是，蔣何為臨終前說的那兩個字，可能不是他的情人香子，而是“箱子”。
他這一說，眾人頓時恍然。可不是嗎，“香子”之說，乃是死者遺孀胡飛兒最先作出的反應，專案組認為言之有理，所以就接受了她的說法。現在查下來，該案應與香子無涉，但手術醫生、麻醉師都聽見了蔣何為臨終前的話，同樣的發音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如果不是“香子”，那也許真的就是指的某個箱子。再聯繫到蔣何為生前接的那樁神秘的工程，是否可以作出以下估計：有人以高酬金為誘餌，把蔣何為請去幹了一樁與“箱子”有關的活兒，比如在牆內設計一個夾層，在夾層內安裝用以藏匿重要物品的箱子或暗櫃。因為是需要給出尺寸的，所以可能拿出箱子讓他測量，當然，那應該是空箱子。蔣何為並未起疑，直到他在5月10日干完活兒在東家吃他的“最後一頓晚餐”時，還樂呵呵地來者不拒只管痛飲，直至醉倒。
之後，蔣何為在假死狀態下進了棺材。如果他從假死到真死，再也沒活過來，這事也就不會被警方關注了，因為他喝酒是出了名的，最後死於酒精中毒，沒人會產生懷疑。哪知蔣何為命硬，竟然“死而復活”了，然後進了醫院。在醫院輸液之後，由昏迷進入昏睡，又由昏睡進入正常睡眠階段。別看他還是像死人般一動不動躺在床上，腦細胞卻是正常活動的，說不定在潛意識中已經感覺到自己的經歷似乎不對頭。還沒弄清楚具體哪裡不對頭，忽然胸口捱了一刀。這下，固然真的要進閻王殿了，而之前他沒弄明白的事，突然間也想清楚了——人家這是要我的命啊！繼而就想到了這幾天他在東家乾的活兒。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掙扎著說出了“箱子”這兩個字。
在座的刑警都是行家，自然一點就通。待奚有貴把自己的分析說完，現場一片寂靜，終於，有人發出了一聲驚歎：“哦——這是滅口？”
莫逸君緩緩點頭：“完全有這種可能！”
其實，這個推斷於往下的調查並無實際幫助。儘管如此，大夥兒也非常興奮，畢竟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很多時候，精神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精神，智慧甚至也會隨之而來。莫逸君讓大夥兒暢所欲言，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成熟沒關係，說錯了也沒關係，有感可以發，無感也可以發。眾人七嘴八舌，不知是誰提出了一個調查方向：5月10日晚上蔣何為在東家那裡喝醉後，是被一輛馬車送回來的。據蔣何為之妻胡飛兒回憶，那是一輛有篷罩的私家馬車，篷罩好像是用白色帆布製作的。不過，她因為忙於照看丈夫，沒顧得上去看馬車牌照。之後，刑警在走訪群眾時曾詢問過這個問題，都說天已經很晚了，家家戶戶都關門睡覺了，沒有看見蔣何為被送回家這一幕。這樣，這條線索就沒法兒調查下去了。現在，組長要求大夥兒群策群力，設法把這個斷掉的線頭續上。
眾刑警就這個問題一直討論到下午兩點多，還是沒有突破。莫逸君說我們走群眾路線吧，大夥兒連同協防隊員一起下衚衕去走訪群眾。協防隊員屬於外圍協助刑警開展工作的人員，並非專案組成員，他們是沒有資格參加案情分析會的。刑警開會的時候，他們就在會場外面無所事事，好生無聊。這會兒聽說要下衚衕搞調查了，個個摩拳擦掌。當下，由刑警張景春向他們交代了調查要點，要求大家把走訪工作做得細而又細，還說誰能查摸到有價值的線索，就有希望在公安機關招收正式民警時被優先錄用。這話並不是無中生有信口亂說，而是有依據的，分局已經接到文件，將在6月上旬公開招收新民警，協防隊員可以優先考慮——既然如此，那立功的協防隊員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當然，張景春說這話只不過是為了鼓舞士氣，並沒指望連正規軍也沒弄到的線索會讓游擊隊弄到，哪知這樣的好運氣還真讓協防隊員李震潮撞著了。李的調查屬於劍走偏鋒，沒像其他刑警、協防隊員那樣盯著人家打聽那天晚上是否聽見馬車在蔣家門口停下的事兒，而是跟受訪人閒聊天兒似的天南海北一通亂侃。這一侃，竟然就侃出了一條線索——據一個名叫關二狗的老者說，蔣何為假死後換下的衣服上有一股濃烈的煙味兒。通常說來，一個匠人師傅的衣服上有煙味兒應該屬於正常，可對於蔣何為而言就是例外，他雖然嗜酒如命，卻從不抽菸。於是，李震潮就要求關二狗把情況說得詳細些。
關二狗是個六十開外的孤身老頭兒，早年做過車站力工，後來年歲大了幹不了力氣活兒了，就打掃衚衕、掏掏陰溝，向每家居民討幾個碎錢餬口，這一帶居民家死了人，都請他過去給死者擦洗遺體，穿殮衣，換下的衣服也送給他去處置。5月11日早晨，蔣家發現蔣何為“死亡”後，也是請關二狗去幫忙穿殮衣的，換下的衣服就送給老頭兒了。關二狗把衣服拿回家，發現衣服上面煙味兒挺濃，而且是一種他從未聞到過的奇怪的煙味兒，聞著只覺得有些嗆鼻。他知道蔣何為是不抽菸的，尋思蔣師傅生前也許去過哪個煙味兒特大的地方。
李震潮覺得這個情節似乎反常，就向專案組長報告了。莫逸君覺得有查一查的必要，馬上和李一起去找關二狗，讓老頭兒把蔣何為生前穿的那套衣服拿出來給他們看看。關二狗把衣服拿出來，刑警聞來聞去卻並無煙味兒，也沒其他什麼味兒。正覺不解時，關二狗告訴刑警，這衣服已經洗過了。
莫逸君等人分析下來，認為這可能是一條弄清蔣何為生前在哪裡幹活的線索。煙味兒重，說明幹活的地方是儲藏菸草的倉庫，也可能是菸紙店，還有一種可能，那味兒來自送蔣何為回家的那輛馬車。刑警曹正昌是個抽了二十年香菸的老菸民，便去找關二狗瞭解，著重詢問那煙味兒的“生”、“熟”之分，聽下來應該是烤過的熟煙味兒，便排除了蔣何為生前的幹活地點是儲藏菸草庫房的可能，也不是菸紙店，因為菸紙店出售的香菸有包裝，不至於有那麼濃烈的味兒。剩下就是那輛馬車了，如此，措施也就出來了：在全市範圍內排查那輛散發著濃烈煙味兒的馬車。
非載貨馬車是有牌照的，專案組便去市公安局交管處調取了全市馬車車主的姓名地址，全組刑警、協防分頭查看，要求每輛馬車都必須見到。結果，全市二百一十九輛非載貨馬車逐一查看下來，雖然發現有七輛似有涉案嫌疑，可是一一調查後，又全部排除了。
這就奇怪了，難道之前的分析有問題？或者那輛馬車是從郊區過來的？莫逸君跟老菸民曹正昌商量許久，一時難下定論。莫逸君正在考慮是否要擴大調查範圍，把觸角伸向郊區的時候，曹正昌卻繞開馬車，想到了另一個方向：關二狗聞到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煙味兒，竟連這個抽了四十多年劣質煙的老煙槍也覺得嗆鼻？這一點似乎有弄清楚的必要。於是，曹正昌再去找關二狗，瞭解下來，認為關二狗聞到的可能是雪茄的氣味。
曹正昌從沒抽過雪茄，便向莫逸君提出，去弄一盒來請關二狗聞聞。當時哈爾濱市面上少有雪茄出售，曹正昌跑了好幾個地方，才買到一盒陝西出產的“衝鋒”雪茄。拿去給關二狗聞，老頭兒說好像不是這個味兒。曹正昌乾脆點燃一支。雪茄的抽法與香菸有所不同，曹正昌第一回抽，被嗆得連連咳嗽。關二狗卻說“這回有點兒像了”，不過，蔣何為衣服上的氣味兒比這更嗆，還隱約有一股異樣的香味。
專案組便去向制煙技師瞭解，得知具有那種異香的雪茄應該是海外產品，如古巴雪茄之類。這類雪茄目前市面上沒有出售，哈爾濱解放前倒是有的。不過，雪茄的保質期有限，哈爾濱解放已經三年多，如果現在民間有人抽，必定要在保溫保溼的環境裡妥善儲存，一般人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還有一條途徑，那就是海外郵寄。調查市民自家保存雪茄的情況有難度，刑警決定先從海外郵寄上下手，到郵局調查。
哈爾濱是中國最早獲得解放的大城市，新中國成立前，因國內戰爭的關係，進口物品需繞道蘇聯才能寄達。刑警向市郵電局調閱了海外郵包寄達資料，最後把目光投向一對吳姓父子。
八、水落石出
吳慶餘，哈爾濱人氏，時年八十三，出身富家，清光緒年間中過舉人，以捐官（即當時合法的出錢買官，但必須具備貢生資格）方式成為清廷駐英使館二秘。任期屆滿後留在英國，經商有成，娶妻生子。其子吳鳳鼎自幼聰穎，後入英國皇家醫學院學醫，獲博士學位，供職於香港醫院。1945年抗戰勝利，吳慶餘在海外度過八十歲生日後，生出葉落歸根之念，遂攜子、孫等全家返回哈爾濱，收回長期出租的祖業房產，修繕後作為居所。吳鳳鼎闢出居所一角，在花園臨街一側破牆另置門戶，設立了一傢俬人西醫診所。其妻張桂芬系華僑之女，畢業於護士學校，擔任其助手。
吳慶餘長期在國外生活，養成了喝洋酒、品咖啡、抽雪茄的習慣，回國後依舊如此。生在歐洲長在異國的其子吳鳳鼎更是全盤西化，連日常伙食都是麵包牛排火雞烤魚之類。父子倆吸慣了歐美雪茄，回到中國後哪裡吸得慣國產雪茄，都是請國外親友郵寄過來。這是專案組關注吳氏父子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吳家有一輛牌照為00171的私家馬車。在之前排查全市的私家馬車時，專案組已經以區政府稅務科檢查稅務為名，對這輛馬車進行過檢查，篷廂裡並無煙味兒。現在專案組要查明的是，吳家是否調換過馬車。
5月23日夜間，吳家僱傭的專職馬車伕侯順風在回家途中被刑警截住，帶往南崗分局。原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是否調換過馬車，不料侯順風不但承認了5月13日確實調換過馬車，還主動提到5月10日夜間他駕駛那輛馬車把喝醉的蔣何為送回家的情節。這倒不是他饒舌，而是蔣何為醉死復活後在醫院又被暗殺之事已經傳到他耳朵裡，侯順風隱隱覺得這事兒似乎不對頭，索性主動說出來。不過，侯順風說他在那晚之前從沒見過蔣何為，也沒聽說過這位匠人師傅。他是窮人，住在棚戶區，根本不可能自己建造房子，更不可能請匠人來家幹活，對於本市的瓦木工行業並無瞭解。在蔣何為醉死復活又被暗殺之事傳進他耳朵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蔣何為連續幾天在吳宅幹活。他只不過是奉主人之命把醉癱的蔣何為送回家而已。
專案組當即指派刑警將吳宅秘密控制，然後由侯順風帶路前往郊區一戶人家起獲了那輛帶煙味兒的馬車，並將這戶人家的主人、自稱是吳慶餘表外甥的崔繼浩拘捕。
5月24日凌晨三時許，專案組採取行動，搜查吳宅，逮捕吳氏父子以及吳鳳鼎之妻張桂芬。搜查到後院涼亭時，發現亭子下面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建得非常隱秘，敲擊亭子表面的木質地板，聽不見下面有空洞的聲音，撬開地板，下面是木頭龍骨，龍骨往下是碎石子和泥土。至此一切正常，並無可疑之處。搜查人員原本已經準備放棄了，正好專案組長莫逸君過來瞅瞅，隨手把手中的鋼釺子往泥土裡紮下去，這一紮，就碰到了硬物。扒開泥土一看，下面鋪著青石板，石板下面是地窖。
地窖裡藏著七口木箱，根據箱子上噴印的日本文字，刑警懷疑是化學武器，立刻停止搜查，請示市局後火速調來駐軍部隊的化學兵（我軍防化部隊最早源於紅軍時代的1932年，1939年延安抗大設化學兵科目，解放戰爭時期各縱隊基本都有防化部隊，當時稱為“化學兵”，建國後改稱“防化兵”）。化學兵把木箱打開，發現裡面裝的是化學地雷、化學手榴彈、毒煙罐和毒氣溶膠發生器——均為化學武器中的輕武器。
專案組連夜對吳氏父子等被捕人員進行訊問，終於弄清了此案的前因後果。
1939年9月3日，完成學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吳鳳鼎從倫敦飛抵香港。同日，因為德國沒有聽從英法就其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出波蘭的警告，英法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吳鳳鼎雖然並未加入英國國籍，但他從小在英國長大，對英國的感情頗深，聞知英國向德國宣戰的消息後，非常激動，決定在醫院工作之餘投身支持反法西斯戰爭的活動。稍後，“軍統”香港站將其發展為特工，利用其技術特長為行動特工研製毒藥。
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由於吳鳳鼎是中國國籍，未被關進集中營，得以繼續從事藥物研究，偶爾客串情報工作。其間，吳鳳鼎一直領取“軍統”發給的津貼和活動經費。抗戰勝利後，吳鳳鼎主動與“軍統”脫離了關係。這於“軍統”方面來說乃是求之不得，因為他們正著手進行特務復員安置，吳鳳鼎的不辭而別，倒給他們省了一筆復員費。
不久，吳鳳鼎隨父舉家遷返哈爾濱，自開診所，以行醫為業。原以為就這樣把日子過下去了，哪知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病人，醫患相見，均吃一驚，對方竟是吳鳳鼎當初在香港幹特工時的上級金干城。金干城認出吳鳳鼎後，連說“意外”，臉露喜色。當日兩人並未深談，金說改日登門拜訪。數日後，金干城派人送來一張便條，請吳鳳鼎在“北國酒家”吃飯。吳鳳鼎已經意識到不妙，又不敢不去。結果，這一去，吳鳳鼎就上了賊船，雖然沒有正式“歸隊”，但被迫答應“必要的時候，為朋友的工作提供一些便利”。
金干城說話倒還算數，說好不到萬不得已不來麻煩，其後兩年多，除了以看病為名來診所跟吳鳳鼎見個面，表示自己尚未出事，還活得好好的之外，並沒要求吳鳳鼎為其做任何事情，哪怕是轉一紙條子。吳鳳鼎正暗暗慶幸時，上月下旬，金突然寄來信函，內是一張請柬，請吳醫生明晚去“北國酒家”。吳鳳鼎不得不去，這一去，麻煩就來了。金干城提出，他有些貨需要藏在吳醫生府上，數量不大，不過幾個箱子而已，但必須藏得嚴嚴實實。吳鳳鼎自然猜得到所謂的“貨”是什麼東西，立刻藉口擔心老父知道後出麻煩予以拒絕。但吳醫生怎是老特務金干城的對手，對方只一句話，就讓他噤若寒蟬。這句話是：“老兄是知道團體的行事風格的，如果令尊的存在對團體事業構成妨礙，我們可以把這個妨礙消除啊！”
次日，金干城到吳宅察看藏貨位置，最後選中在後花園涼亭下面建一密窖。他當場丈量尺寸，說一切都不必兄臺操心，我自會妥善安排，你只須聽我通知就行。
4月29日，診所開門後迎來的第一個“患者”就是金干城，他向吳鳳鼎下達了指令，將在最近幾天內開工，為防止吳老爺子察覺此事，屆時可把老人送到城外崔家屯親戚處小住數日。吳鳳鼎聽著不由心驚，暗忖對方連他平時很少來往的崔家屯表兄都瞭解得清清楚楚，那對自家在哈爾濱的其他社會關係肯定更是瞭如指掌了。金干城又說，施工時診所如常營業，我自會派人來料理一切。你的妻子平時幹什麼，還是照舊;家裡的傭人，可以跟著老爺子去崔家屯;馬車伕老侯平時本就不讓進內宅，也還是照老規矩;施工期間的飯食，我會安排飯館送上門來。
5月3日，吳鳳鼎接到金干城派人送來的便條，讓次日把老爺子送鄉下，隔日開始施工。吳鳳鼎已經找了藉口哄得老父同意去鄉下小住，次日就讓老侯用馬車連同傭人一併送去。5月5日，金干城帶著三個漢子（其中一個就是蔣何為）上門來了。按照約定，吳鳳鼎夫婦還是在診所照常營業，任憑他們幾個在後花園鼓搗。工程進行期間東家每天供應一頓午餐，都是金干城讓附近館子送來的，因為傭人不在，金干城給吳鳳鼎夫婦和車伕也另備一份。
金干城有一輛小轎車，施工那幾天裡，每天進進出出載送建築材料，都是直接把轎車駛入後花園，傍晚收工後再由其駕車帶上那三人一起離開。5月10日下午四時許，金干城請吳鳳鼎去後面看看。後花園涼亭表面上看去什麼都沒改變，連他這個主人也沒發現已經給人動過手腳了。吳鳳鼎不知機關何在，一臉不解。金干城示意匠人演示，蔣何為告訴主人，亭子下面已被掏空，建了一個小地窖，進出口在亭子前的臺階上，說著擺弄了一下，用腳一蹬，就把沉重的青石臺階輕鬆地移開，露出一個洞口。吳鳳鼎俯身往下察看，地窖內一片漆黑，看不見什麼，便問：“挖了多大？那幾個箱子放得下嗎？”
金干城說丈量過尺寸的，沒問題;地窖內壁都抹了柏油，襯以木板，用以防潮。然後，又讓匠人把開關洞口的方法教給主人，囑咐吳鳳鼎說需要取貨時我可能不便過來，那就得請兄臺相幫了，記住，下去必須打手電哦！最後一句他是加重了語氣說的，吳鳳鼎於是明白所謂的“貨”，肯定是軍火彈藥之類，心裡不禁一凜。
當天的晚餐，金干城原是說好請吳鳳鼎夫婦一起去吃的，但不知怎麼臨時又改變了主意，說改日專請吳鳳鼎夫婦，今晚就不請了，請吳鳳鼎吩咐老侯稍晚把馬車趕去，回頭散席晚了可以送送人，吳鳳鼎自然同意。這樣，吳鳳鼎就不知道當晚蔣何為究竟喝了多少酒。後來問了老侯，他也不知道。因為人家沒讓他上席，而是在飯館樓下給他安排了伙食，另塞給他一些錢鈔作為酬勞。
第二天下午三點多，金干城去了診所，說一會兒貨就運過來了，讓吳鳳鼎提早關門，以便入庫。吳鳳鼎就讓妻子作結束門診營業的準備，打掃、處理汙物，消毒器械等。他自己和金干城剛在正門門房坐定，一支菸還沒抽完，金干城的那輛轎車就開過來了，車上二位就是這幾天給蔣何為打下手的男子。轎車直接進門，一直開進後院。那兩人從車上卸下七口木箱，放入地窖。吳鳳鼎看見箱子外面噴印的日文，情知證實了自己上一天的猜測——果然是軍火，而且是化學武器！
藏匿好化武后，那兩個男子開著轎車離開了。金干城沒走，是因為還要請吳鳳鼎夫婦吃飯。黃昏時分，金干城和吳鳳鼎夫婦坐著那輛馬車前往飯館。餐後分手時，金干城給了吳鳳鼎一個地址，說自己之後一段時間就不過來了，如果有什麼情況，可以跟這個地址聯繫。
吳鳳鼎尋思這件事總算暫時消停了。他是學西醫出身，懂化學，知曉化學武器的性能，對化武藏在家裡倒也沒有那種外行的憑空擔心。但想到萬一哪天金干城要使用這些化武的話，那豈不出大事了，便冒出一個念頭：有空時翻翻資料，看是否可以把這些東西弄得失效。他想到就做，當晚就把家裡的資料書籍理出來，還開出了一紙書單，準備去圖書館借閱。此舉後來成為軍管會對吳鳳鼎從輕量刑的依據。
沒想到，次日金干城又來了，一見面就問吳鳳鼎，你家這輛馬車裡的雪茄煙味兒怎麼這樣重？我昨晚回家後脫下外套扔在外間，今晨還在睡覺就被老婆喚醒，說外間一屋子的煙味兒。吳鳳鼎便解釋說，他們父子都抽雪茄，坐馬車外出時經常坐在篷廂裡抽，久而久之，篷廂內壁就沾上了煙味兒。金干城說這不行，把馬車換掉！吳鳳鼎不知道那個幹活的匠人今晨已被滅口，金干城此舉是為逃避偵查，自是不解，但在香港那幾年的特務生涯告訴他，不解也不能問，只有點頭。
金干城說這事你立刻著手做，我最遲後天就把需要用的錢給你送過來。吳鳳鼎的腦子轉得很快，說不用送錢，我讓老侯把車趕到崔家屯，跟我表兄家換一輛就是了。金干城大喜，連聲說好，讓吳鳳鼎儘快行動，最好今明天就解決。第二天，吳鳳鼎讓老侯把馬車趕到鄉下換了一輛，拆下牌照掛在表兄的那輛馬車上，順便把老爺子接了回來。
此舉的必要性很快就顯現出來了，5月22日，吳鳳鼎接到通知，讓把馬車趕到區政府去進行稅務檢查，他便知道金干城的預防措施不無道理，慶幸逃過了一劫。可是，沒想到公安機關神通廣大，終究還是查到了他頭上！
5月24日午前，專案組將金干城、崔繼浩緝拿到案。根據金的口供，下午又分別把另外三名案犯史執遂、李剛酉、陸居庵、王豔娟緝拿歸案。其中的李剛酉，就是潛入醫院暗殺蔣何為的兇手。
一干案犯落網後，綜合口供如下——
抗戰勝利後，金干城被“軍統”調回南京。1939年他從特訓班畢業後被派往香港時是上尉軍銜，幹了六年，到抗戰勝利是少校，是同時畢業的學員中軍銜最低的，很不平衡，就動了撈一把逃往海外經商的主意。想到就做，他正好負責特務的轉業安置工作，就利用職權貪汙了一筆錢款，不想還沒滑腳就被察覺，人贓俱獲。原本以戴老闆的手段，他是必死無疑了。但沒幾天戴笠就墜機而亡，金干城的妻子託人向接任的毛人鳳求情，又上下打點，才撿回一條命。
“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要向解放區派遣特務長期潛伏，金干城被列入名單，命其前往哈爾濱“戴罪立功”。“保密局”指示金干城“長期潛伏，發展成員，自籌裝備，伺機發動”，任命他為“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哈爾濱特別行動組中校組長”。金干城抵哈後，按照“保密局”的安排，易名“俞學仁”，接手了一家商行，以經商為掩護。然後用“保密局”提供的資料，發展了三名之前曾有“軍統”特務身份後又脫離的成員，即史執遂、李剛酉、陸居庵（還想發展吳鳳鼎，但遭到拒絕，不過由於有吳鳳鼎的把柄捏在手裡，是否發展也就是個形式，金倒也不介意）。之後，他們就冒充良民蟄伏起來。“保密局”總部也沒與他們聯繫，就像已把他們忘記了似的。
當時，這種性質的潛伏特務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漸漸在解放後的歷次運動中暴露身份，受到懲處;也有個別潛伏時間較長的，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向人民政府坦白交代。金干城這夥人如果不主動跳出來，估計應該還可以隱藏一段時間。可是，這次他們遇到了一個“自籌裝備”的機會。
由於日本侵華的歷史原因，在抗戰勝利乃至建國後，東北多地都發現日寇遺留的化學武器，民間也有藏匿（藏匿者大多不知此係化武，以為是常規的輕武器）。一個月前，金干城得知郊區封四冢有農民藏有七箱化學武器，準備當廢品出售給收破爛的，尋思按照“保密局”給他的“自籌裝備”的指令，有必要將這些化武弄到手，以便哪天上邊突然下令讓他們執行什麼任務時可以使用。他就命令史執遂出面將這七箱化武收購後暫藏於他經營的商行庫房。在這裡藏匿當然不牢靠，必須儘快轉移到安全處所，金干城就想到了吳宅。
金干城召集史執遂、李剛酉、陸居庵三人一番密議後，決定由對哈爾濱社會情況非常熟悉的史執遂出面招聘技藝精湛的瓦工木工，在吳宅後花園建造地下密窖。史以前跟蔣何為打過交道，還喝過酒，說得上話，便在蔣何為外出途中將他攔下，以高出數倍的報酬作為誘餌。蔣何為抵不住誘惑，答應接下這樁活兒，並嚴格保密。於是就支付定金，擇期開工。
本來，金干城並不想把蔣何為幹掉滅口。建造這個地窖是以吳宅的名義，匠人多半會認為是〖LL〗用來藏匿金銀珠寶貴重細軟的。可是，完工那天金干城把吳鳳鼎請到後花園現場察看時，他和吳鳳鼎各說錯了一句話。吳鳳鼎不慎說出了“箱子”二字，而金干城這個老特務也腦子短路似的補充了一句“下去必須打手電”的話。話剛出口，就覺得不對，迅速瞥了蔣何為一眼，發現他眼皮跳了一下，便知道已經引起了對方的警覺——肯定和軍火聯繫起來了！金干城頓起殺心，便請原先說好一併宴請的吳鳳鼎夫婦迴避，改日再聚。
金干城知道蔣何為嗜酒如命，就想神不知鬼不覺地用灌酒方式將其解決。當晚，蔣何為被幾個特務以敬酒方式灌了大約三斤白酒，終於把他放倒。然後，吩咐車伕老侯將其送回家，關照送到就走，不要說任何情況。老侯得了賞金，自是照辦。
次日上午，金干城想想不放心，便派陸居庵化裝前往蔣家察看情況。陸過去時，正好遇見蔣家亂哄哄地把“死而復活”的蔣何為往醫院送的一幕。金干城聞報大驚，隨即指派李剛酉當晚潛入醫院把蔣何為幹掉。李剛酉行動前，先指派其情婦王豔娟化裝病人家屬前往醫院打聽到了蔣何為所住的病房和床位。王豔娟很“盡職”，還給情夫畫了一張草圖。之後，金干城又注意到吳府馬車上雪茄煙味兒濃重的細節，急令吳鳳鼎更換馬車。
該案的偵查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1949年9月26日，哈爾濱市軍管會對該案作出判決，金干城、李剛酉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史執遂、陸居庵、吳鳳鼎、王豔娟、侯順風、崔繼浩等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至十八年不等。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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