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非典型寒门子弟的母校情缘

范仲淹:非典型寒门子弟的母校情缘

01

北宋真宗年间,一位名叫朱说的青年,看到家里的兄弟们挥霍无度,就出口劝阻他们。谁知道他的兄弟们却反唇相讥:“我们用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儿?”

朱说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大为惊骇。通过向周围的人反复打听,他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在两岁的时候,自己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到了朱家。而刚刚去世的父亲朱文瀚其实是他的继父。

得知了个人身世的朱说大受打击,又回想起朱家的兄弟们时常投来的那些鄙夷的目光,他觉得没有继续在朱家待下去的必要了。

于是他不顾母亲的劝阻,打点好行囊,离开了朱家所在的山东淄州,只身前往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求学。(需要说明的是,北宋的应天府和明朝的应天府并不是同一个地方,北宋的应天府指的是河南商丘,明代的应天府是在现在的江苏南京。)

由于自身没有经济来源,又不愿意向朱家中索要,朱说在应天府书院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

每天只煮两升粥,还要划分成四块,早晚各两块。所有的时间都在发奋读书,实在困乏了就洗一把冷水脸。

功夫不负苦心人,四年后,朱说高中进士,随后有了职务和俸禄,就把母亲接来一起居住。

又过了两年,他向当时的皇帝禀明了身世,又获得了亲生父亲族人的认可,终于实现了认祖归宗的夙愿。

从那时起,他不再叫朱说,而是恢复本姓,改名叫范仲淹,这是一个在北宋乃至中国的历史中都闪烁着光芒的名字。

02

今天我们提到寒门子弟逆袭的时候,常常会把范仲淹作为典型的例证。

其实范仲淹和很多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青年还是有些区别的。无论是他的生父范雍,还是他的养父朱文瀚,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

范墉在武德年间做过太子太师,朱文瀚也是进士出身,即便不算是显贵,至少也是小康之家。

而范仲淹在年轻时选择过清苦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对一些原则的执拗。当然,也正是这种执拗,成就了范仲淹人生的辉煌。

范仲淹在兴办学校方面的努力,为此后众多寒门学子开启了更广阔的上升通道。而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校应天府书院的精神传承。

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叫南都学舍,是由五代时候的名儒杨悫(què)所创立的。杨悫是商丘本地人,不但腹有诗书,而且对教育有热情,在归德军将军赵直的帮助下,杨悫办起了南都学舍,吸引了远近不少的学子前来求学。

一次,有一名贫苦人家的戚姓少年恳求入馆学习,他是个孤儿,没有钱交学费。杨悫看他非常有诚意,就叫他来背诵《礼记》试一试。这位聪慧的少年听完后竟然立即可以背诵,杨悫大为惊诧,决定从此收下这个孤儿在学舍学习,并且送给他一个名字叫戚同文,寄托了“天下同文”的教育理想。

到了杨悫去世之后,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戚同文拿起教鞭,继续杨悫的办学事业。南都学舍在戚同文的手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其中最被人称道的,是“七榜五十六”的奇迹,也就是七次考试一共有五十六名进士出自南都学舍。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宋太祖在位的十六年间,一共才录取了九十六名进士。两相对比,南都学舍的成才率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戚同文在七十三岁那年去世后,南都书舍也随之关闭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了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公元1009年,曾经在南都学舍学习过的曹诚,感念于老师当年聚徒讲学的情景,于是慷慨出资,恢复了南都学舍。并且聘请了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持学舍事务,自己甘愿担任助教。

向来主张“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宋真宗听说了这一事件,大为感动,特意为南都学舍赐名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并且赐给应天府书院十顷田地,作为学校的经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当时还叫朱说的范仲淹,来到了应天府书院求学。

在应天府书院就读的五年时光里,范仲淹不仅接受了最良好的教育,还结交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使得范仲淹对于母校的感情异常深厚。

03

离开母校的第十二个年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回到商丘,为母亲守孝。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邀约,不免踌躇起来。

这个邀约来自于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北宋第一神童,应天府知府晏殊。晏殊虽然比范仲淹小两岁,但有神童背景加成,再加上仕途上顺风顺水,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堂上担任高官许久,而晏殊邀约范仲淹做的事情,就是去主持他的母校应天府书院的工作。

范仲淹是个大孝子,这时正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并不想出来任职,可晏殊的盛情邀请加上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还是促使他作出了就职应天府书院的决定。

虽然和老校长戚同文从未谋面,但范仲淹却充分地继承了他“天下同文”的理想,而且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以天下为己任”。

这句话由别人说来,难免让人感觉有些轻狂,可出自集才华和努力于一身的范仲淹之口,却不能不让人信服。

经过了五代十国近百年的乱世后,北宋初年的学风已经荒疏。为了扭转不良学风,范仲淹对书院的学生有着几乎苛刻的要求。

典型的做法就是严格地规定学生的作息,并且亲自去学生寝室检查执行的情况。

有一次,范仲淹检查寝室,发现一个学生在应该读书的时候睡起了觉,就叫醒了他。

学生敷衍说,我其实一直是在看书,只是刚刚打了个盹。可我们的范校长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立即问道,你看的是什么书,拿出来背一背。学生无言以对,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惩罚。

这样的做法,如今听起来有点让人抓狂,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刚刚经历乱世之后,要是没有这种矫枉过正的方法,也实在不足以把学生的心拉回课堂。

范仲淹对学生严格,对书院的教师要求也不含糊。他要求教师每次给学生布置题目的时候,自己都要亲自做一遍,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试题的难易程度,也让学生有可以依据的标准。

每当遇到寒门子弟的时候,范仲淹就会回想起自己艰苦的求学岁月,并对他们格外关照。

山东泰山有一名学生叫孙阜,两次来书院请求资助,范仲淹每次都赠送了一千贯钱。后来,还帮他在书院找了一个打杂的差事,可以一边求学,一边干活。

十年之后,孙复成为了名满天下的学者。他和同样得到过范仲淹帮助的胡苑和石介三人,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程朱理学最初的奠基人。

04

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多后,他就被调到京城从事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去了。但他和母校应天府书院的缘分还远远没有结束。

十五年后,成为枢密副使的范仲淹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兴办学校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推动下,科举制度得到改革,大大小小的学堂在全国涌现。

当时已经成为最高学府南京(非今江苏南京,而是今河南商丘,在北宋时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国子监的应天府书院,成为了改革的主要试点,率先实践范仲淹提出的“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扫除了当时崇尚辞赋的肤浅学风。

经过范仲淹的努力,应天府书院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人才也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唐宋八大家当中的三位,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都有在应天府学院就读或任教的经历。此后以文章著名在朝庭做官的人,大多受过应天府书院的教化!

令人惋惜的是,随着北宋的衰微,应天府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倾颓的宿命。和很多隐遁山林的书院相比,身处当时的繁华之地南京,本来是应天府书院的优势,可一旦战火蔓延,书院也首当其冲地遭遇到了冲击。

北宋的末代皇帝宋钦宗时,应天府书院毁于战火之中,此后废弃了250年,直到元朝才得以重建,却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为应天府书院的带来的繁盛气象和博大精神,并没有随着书院的不复存在而消失。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树立的一块石碑上,记载了应天府书院通过捐赠得以发展的事迹,从戚同文、曹诚、范仲淹到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跨越近千年的教育家身上,一种对于寒门学子的悲悯情怀得以薪火相传。

05

最后聊一聊个人关于范仲淹的一些感悟,记得年少时读到《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时,敬佩之余也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进亦忧,退亦忧,人生苦短,活得这么累真的有必要吗?

其实,关于这一点,即便是和范仲淹同时代的好友欧阳修也有类似的吐槽。他给好友起了个绰号,叫“穷塞主”,原因是范仲淹的一首词。

在北宋初期,词这种文体多半还是适用于娱乐场合。过于悲戚的情感容易扫兴,再加上重文轻武的政策,朝廷中有一种忌讳谈兵的风气,富贵闲适的气象,才是词的应有之义。

以范仲淹的两位朋友为例,且不说晏殊的词中,几乎尽是“一曲新词酒一杯”、“帘幕风轻双语燕”的婉约意境,就连更加旷达的欧阳修的词,也大多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群芳过后西湖好”一类的清丽景象。

咱们再看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身为朝廷大员,写出这样沉痛且带有反战情绪的歌曲,有点不合时宜。词再由歌女、乐工表演出来,不是大煞风景吗?

可对于曾以一介书生对抗骁勇西夏军队,并有过多年戍守边防经历的范仲淹来说,亲眼目睹了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和思乡之苦,相比于风花雪月,这些才是他的真情实感。

时隔多年,当我再读起这首词的时候,突然对范仲淹多了几分理解。

自幼背负着独立自强的梦想,在书院中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范仲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投入到了求学、办学、戍守边疆、改革朝政的事务当中。他流传下来的文章大多是政论和书信以及言志的诗,词作只有寥寥六篇,和晏殊、欧阳修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会被晏殊的闲雅情思感动,被欧阳修的旷达洒脱折服,相比之下,把更多责任扛在肩上的范仲淹,没有那么超然物外,甚至有些令人感到乏味,但却是兴利去弊、推动变革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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