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陳達飛
巴爾扎克《驢皮記》的主人公拉斐爾是個落魄的貴族青年，他被誘導接受了一張驢皮形的“護身符”。當他渴望得到漂亮女士的時候，“護身符”就會縮緊，他的壽命也會縮短。有一次，他要去劇院聽歌劇。一般而言，這是優雅女性的聚集之地。為了防止自己心動，拉斐爾給自己專門配了一副眼鏡，他在鏡片上嵌了一對顯微鏡，有扭曲物體的效果。所以，在他眼中，任何漂亮女性都會變得醜陋不堪，這樣就不會心動了。而讀納瓦羅的文字，就有這樣一種感覺。他似乎也戴了一副可以醜化中國的眼鏡，中國的一切行為在他眼中都是違規的，有侵略性質的，以及損害美國和全世界的。這副眼鏡的名字叫“進攻現實主義”。
對於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係，自由主義者看到的是“機會成本”；而現實主義者看到的卻是“脆弱性”；極端現實主義者甚至主張，任何大國都不應該與其他大國有貿易往來。美國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美國在WTO多邊框架下獲取的收益與中國是不對稱的，這促進了中國的崛起，削弱了美國的霸權。針對相互依賴的中美貿易，納瓦羅也認為，美國對中國不斷擴大的雙邊貿易逆差，表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度在不斷提高，以至於威脅到美國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從而極力主張縮小貿易逆差。
納瓦羅位居總統貿易與製造業政策助理、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曾長期研究中美關係。即使我們不認可其觀點，但我們認為，在中美貿易糾紛愈演愈烈的當下，仍有必要系統研究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張。納瓦羅系統闡述中國經濟發展對美國挑戰的作品是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全書從食品安全、人民幣匯率和外商投資等方面，一一列舉了中國的“致命清單”。
“致命清單”裝了些什麼？
對於為什麼，以及如何縮小貿易逆差，納瓦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他將注意力從結果轉移到程序，認為中國是通過一系列違背WTO規則的手段和重商主義政策實現貿易順差的。他將中美經貿關係描述為“經濟戰爭”，認為中國所使用的“武器”包括：違反國際貿易法則，實施出口補貼；低估人民幣匯率；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以破壞環境的方式獲取低成本優勢；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對職工健康的忽視；對原材料出口實施各種壁壘；採用掠奪性定價和傾銷的方式將國外競爭對手擠出市場，從而獲取壟斷定價權；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各項政策措施，將外國競爭者擋在國門之外。
接受過系統性經濟學訓練的納瓦羅，在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眼裡，卻被看作是經濟學的“叛徒”，因為他從來就不接受主流範式。納瓦羅認為，自由學派忽視了現實世界中的摩擦。在中美貿易關係中，中國的這些做法打破了古典經濟學世界裡的貿易雙贏局面，使得中美貿易變為“零和博弈”。中國之所得，就是美國的損失。
指控中國為“匯率操縱國”
貨幣一直是國際關係的重要維度，納瓦羅專門談到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機制——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認為嚴重低估的人民幣相當於“金融核武器”（financial nuclear option），並認為這是中美不對等、不公平貿易關係的根源。所以，他一直主張將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特朗普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講中也明確談到這一點。
該項評估的目的，是為美國單方面懲罰“匯率操縱國”提供依據。一旦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就會採取措施懲罰該國，或直接提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進行裁決，敦促其解決貨幣低估的問題。而且，美國總統在此過程中有權採取特別行動。從具體案例來看，1988年10月，韓國和中國臺灣出現鉅額對美貿易順差和大量經常賬戶盈餘，被美國第一次列為“匯率操縱國（地區）”，成為“綜合貿易法案”的“試刀石”。經過雙邊談判，韓國和臺灣相繼採取了改革匯率制度（更浮動）、放鬆資本管制的措施，引致本幣對美元的升值。當貿易順差出現明顯改善後，美國財政部取消了對他們的“匯率操縱”指控。
我們認為，從當下美國對中國已經採取的措施來看，該項評估對中國的意義已被削弱了。美國現在主要採取關稅和產業轉移等措施來扭轉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當然，不排除在未來的評估中，美國還會在匯率問題上做文章。畢竟特朗普、納瓦羅和萊特希澤等都曾強調過貨幣問題的重要性，特別是當美國認定中國通過操縱匯率的方式來對沖美國關稅的時候。
給中國貼上“重商主義”標籤
納瓦羅將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看作技術“流失”的一個渠道。他認為，自改革開放起，中國採取了3波攻勢吸引美國企業到華投資。第一波是1978年改革開放，廉價勞動力是“誘餌”；第二波開始於2001年，中國加入WTO，放寬了招商引資政策，並制定了出口導向的貿易政策，大量外資企業既能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還能獲得政府補貼；第三波是2011年前後，中國開始用13億人口的市場容量來吸引外商投資。納瓦羅認為，這就是一種“欺騙”行為，因為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要遵守中國的遊戲規則。納瓦羅列舉了3條：第一，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進行生產，且外資股份不超過49%；第二，強制性的技術轉讓，即以市場換技術；第三，強制性轉移研發機構與設備。納瓦羅認為，中國採取的這些措施，是“重商主義”（Mercantilist）行為，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也違反了美國的產權法。
實際上，納瓦羅列舉的這3條“罪狀”均在《301調查報告》中有所體現。美國製定的反制措施包括對“中國製造2025”所涉及的重點行業出口至美國的500億美元產品徵收25%的關稅，對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和完善知識產權法方面施加壓力。為此，特朗普擴大了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權力，對外資企業的收購行為進行嚴密審查。為了阻止技術轉移，美國還制定了一些列新的政策措施，如2018年5月22日，國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法案——《外商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MMA），以強化CFIUS的權力。這進一步增加了中國對美投資的難度，只要涉及技術領域，提案就可能被否決，如博通（Broadcom）收購高通，中資私募股權基金Canyon bridge收購萊迪思（Lattice）等。除此之外，美國針對華為在美開展業務也設置重重壁壘。連中國的互聯網公司想進軍美國市場，都被攔在門外，如馬雲就在2018年9月份宣佈阿里雲放棄美國市場。
認為中國是新“殖民主義”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相對於“世界工廠”的製造業產能以及14億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來說，仍然是個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為此，就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這實際上是一種全球產業鏈分工和協作的生產模式，但在納瓦羅看來，這是一種新“殖民主義”（colonialism）。他認為，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大力開拓自己的“殖民地”，為當地修建公路、場館和學校等基礎設施，或者為極權政府提供軍事裝備等，並以此換取自然資源的控制權。由於這些國家相對封閉，中國還強迫其開放市場，以允許中國將製成品銷往當地，賺取高昂的利潤。納瓦羅認為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交換，中國是唯一的贏家。中國不僅攫取了國內工業化所需要的原材料，還為國內製造業創造了就業機會，企業也獲得了超額利潤。受損的，不僅僅是這些原料的產地，其它發達國家也在受損國之列。
這是典型的霸權理論和強盜邏輯。例如冷戰期間，每當美國加強同蘇聯的經貿關係時，美蘇對峙局面就會出現緩和。所以，很多時候，進攻的背後實際上是防禦。
納瓦羅一直以美國對中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為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實際上，它也反應了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舉例來說，A國與B國貿易，A國獲益20個單位，B國獲益10個單位。那麼，對於A國而言，失去貿易伙伴的機會成本就是20，而B國只有10。從這個角度而言，A國對貿易的依賴度更高，它更希望維持與B國的貿易關係。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和平論”。一旦A國充分認識到其對貿易的依賴度，同時也感覺到B國對現有體系不滿意，那麼A國可能會另謀出路，與其他國家建立貿易關係，以緩解失去B國的損失。這實際上是A國在面臨“貿易-安全困境”時的防禦行為，但在B國看來，卻是進攻性的。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就是A國與B國的關係。奧巴馬和希拉里時期，美國製定了重返亞太戰略，將中國視為其主要威脅。中國啟動“一帶一路”計劃恰恰是對美國的一種反應，是一種防禦行為。但在美國看來，“一帶一路”卻變成了中國的地緣政治擴張計劃，美國現任國防部部長馬蒂斯甚至聯想到鄭和下西洋，將其說成是明帝國的復興計劃。
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戴爾•科普蘭在《經濟相互依賴與戰爭》中說：“所有大國政治的核心，在根本上都有一種‘內源性’。”無論是上世紀對日的貿易戰，還是本次對中國的貿易戰，美國都忽視了貿易摩擦的“內源性”。
一起做蛋糕還是相互搶蛋糕？
根據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的兩國模型，從經濟相互依賴到衝突的轉變是一個自發的過程，關鍵變量是小國與大國的相對規模。模型中，一旦小國所佔貿易份額超過30%左右，貿易就會從原來的正和博弈變為零和博弈，從一起做蛋糕變為互相搶蛋糕。所以，“經濟相互依賴”既可以維持和平，也可以導致衝突，關鍵問題在於前置條件。在所有前置條件中，相對規模是最重要的變量。雖然中國自始至終堅稱和平崛起，一旦經濟實力達到了讓美國畏懼衰落的程度，美國一定會對中國施壓。此時，只要對中國有益的行為，在美國看來，都會威脅其國家安全。
對於納瓦羅而言，減少貿易逆差只是一種手段，它有三個層面的目標。首先，貿易是經濟層面的問題。納瓦羅認為，重要的不是中國的順差，而是其獲取順差的手段。扭轉美國的貿易逆差，只能通過恢復“程序正義”來實現。而且，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不僅有助於遏制中國，還能促進美國經濟發展。其次，納瓦羅將美對中的貿易逆差看作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甚至是美國經濟被中國綁架，從而影響美國的經濟安全；第三，從“亞太戰略”角度來說，納瓦羅的終極目標是通過維繫亞洲的均勢，維護長久和平和美國的全球地位。納瓦羅是個不抱幻想的現實主義者，他已明確宣稱“這是一場經濟戰爭”（economic battle）。這意味著中美博弈或將長期存在，形式也可能出現變化。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既是納瓦羅開出的“致命清單”，也是中國進一步推行改革的“改革清單”。文中所提到的許多問題，都是“新時代”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所以，應以一個客觀和理性的態度，來看到納瓦羅提出的問題。中美關係發展到今日，是歷史之必然，但能否規避“修昔底德陷阱”，最關鍵的不是相對規模，不是歷史經驗，而是對未來的預期，以及構建預期的承諾是否可信。
納瓦羅並不是一個“好戰分子”，他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這決定了他必將採用“硬實力”的方案來維護和平。而在維護和平與發展這一終極目的上來看，中美是有共識的。（作者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研究員）（編輯嚴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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