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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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出好戲》中，可以看到人類社會從“叢林狀態”到“文明秩序”的演變過程，也是從槍桿子到錢袋子到筆桿子的轉換過程。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禮崩樂壞”，能否沙盤推演出社會重建的路徑，以及每個人在其中可能做出的選擇？
一、《一出好戲》引發的思考
《一出好戲》不得不說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國產作品。至少，中國電影會好好講故事了，有結構，有節奏，有銳度，有張力。再拔高一點，是帶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我甚至不相信中國的編劇和導演有這樣的敘事和表達能力。
果不其然，有人說抄襲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蠅王》。對比一下，有一定的雷同度。但是，對於藝術作品來說，也不能說是誰抄襲誰，應該說是一種傳承和發揚。要不人類思想和文明如何保持連續迭代，牛頓不是也說他的思想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中國電影的敘事能力還不夠強，進口一下國外的思路也是無奈之舉。總之情有可原，不該擴大嚴重性。當然，這樣的事是有底線的。
然而再深扣一下細節，就會發現有些環節並不是太合理。在討論劇本的時候，黃渤應該找幾個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專家參與進來提供專業意見。比如，在老闆張總找到一艘沉船並開始確立易貨規則之後，在人數眾多並且以暴力為基礎的小王一方竟然沒有采取搶奪的舉措，就接受了張總對沉船的產權歸屬和他定下的交易規則。另外，在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私有制和產權界定產生的情況下，以撲克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系統竟然可以流轉起來，這是嚴重違反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誰都知道，暴力資源在叢林社會的秩序重建中，起著最主要的作用；貨幣發行和交易的前提，是私有制和商品的產生。貨幣經濟不可能出現在私有制和商品經濟之前。
《蠅王》Lord of the Flies
《蠅王》的故事情節倒是建立在混亂的暴力行為之上。不過那是一群孩子，他們內心的野性還沒經歷過社會文明和理性的薰陶。它展現的是人性之惡，這在邏輯上反而更能說得過去。
實際上，《一出好戲》呈現的是一個標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實驗：當人類文明的舊有秩序被顛覆以後，新的秩序如何確立。這裡面既有社會學、又有政治學，還有經濟學和演化理論的思想在裡面。如果大家讀過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應該看出整個電影的故事情結，敘述的是一個社會形態的進化過程。
為了保持邏輯演進的完整性和體系化，我們將支配社會運行的權力分為三個：暴力和政治、經濟和財富、社會共識和意識形態，可以通俗的比喻為“槍桿子”、“錢袋子”、“筆桿子”。
遊船失事漂流到孤島上以後，胡賓塞說的社會進化就開始了。
二、第一階段，槍桿子為王：叢林社會下的無政府狀態
政治學家說過，渴望被統治是人的本能和剛需。和平時代的你們會否認這個觀點，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的確可能如此。
沉船剛漂流到孤島上之時，人們的狀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文明社會相聯繫的身份和地位失去意義。尤其是大家認為文明社會已經消失之後，這種集體心理狀態更加嚴重，因為人們失去了依賴文明社會規則的認知和強制執行保障。文明社會的本質，說到底就是一個以暴力機關為保障的契約和認知網絡，這個契約有正式的比如法律文件，也有非正式的以共識和社會習俗及輿論譴責為主的軟規則。規則的確定，最終靠的是國家暴力機關。
人們到荒島後的最初階段，面臨著一段權利和規則真空狀態。但是也不是完全的真空。因為畢竟人們不是猴子等低級動物，也不是來自古代文明的人群，而是都受過現代教育的人。當然教育程度有高有低，導遊小王和保安受的教育相對少些，但基本的文明素養還是有的。在這種情況下重建秩序，跟霍布斯說的最原始的叢林社會狀態肯定不同。但是無論如何，此時人們的主要問題是，生存以及心理的安全感。這二十幾個人，註定面臨著一次複雜混亂的洗牌過程。
在這種半叢林社會下，基本的生存技術和暴力能力，成為最核心的人力資源。於是，在原來人類文明社會秩序下處於底層的導遊和保安，因為武力和“暴力執行力”，開始從秩序的底層邁向了權力的頂層。編劇特別巧妙的地方在於，賦予了導遊小王其它雙重職業身份：退伍軍人+動物馴養員。這其實暗含著對霍布斯叢林社會的隱喻。
這樣圍繞核心能力資源的權力秩序重構，在生存和心理恐慌的環境裡逐步完成。導遊小王也取得了山中大王的角色。坐在舒適的南極熊皮石頭寶座上，對來自文明社會的老闆、教授、白領頤指氣使、拳打腳踢。他在用訓練動物的手段管理一群來自文明社會中的人。他不會講故事、不會灌雞湯、不會打雞血，不會傳播價值觀。他所有的經驗都來自於馴養動物：體罰或者飢餓懲罰。當然，也開始慢慢出現圍繞槍桿子出現的阿諛奉承的文人，比如教授和公司的原辦公室主任。
三、第二階段，錢袋子為王：經濟驅動下的部落組織狀態
當以採集野果為主的暫時生存狀態基本結束以後，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在這個荒島上長期生活居住的問題。
這就需要建立基本的生產和分工組織。這種組織最原始的狀態，就是部落。導遊小王是部落的酋長，他開始帶領大家採集野果、狩獵和其他基本的生存技巧；同時也通過暴力和生存威脅維持著基本的秩序。當過渡期的問題得以解決，人們從文明社會失散在島上的心理恐慌也明顯緩解以後，其他的問題就開始逐漸出現。當人們獲知迴歸文明大陸無望的時候，就需要立足當地建立體系化的生產和分工社會，為長期生存生活的問題做打算。
這個時候，沒有任何經濟管理思想和手段的導遊小王和他的管理團隊公司保安，就顯得無法與這個階段的組織目標相適應。尤其是，在人們的心理穩定以後，對那種馴養動物式的管理方法也開始反感與厭惡。畢竟，他們來自人人平等作為共同信念的文明社會，21世紀的社會。
於是，當老闆張總找到了新的資源——大型沉船——的時候，整個島嶼社會的生產力上升了一個水平，孤島開始從木石階段，直接進入了石油和電力階段。人們有了漁網，有了電，捕魚的生產率大幅提高。在經典的經濟學模型中，這屬於技術突飛猛進的進步，屬於典型的外生衝擊。很顯然，
生產力的提高，將影響到生產關係和政治秩序等上層建築。這個時候，經濟資源的分配、組織、生產、流通、交易，都已經變得複雜。這一切肯定不是部落酋長小王所能理解和解決的。這個時候，原先文明社會的商業精英張總開始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他運用過去的商業思維和模式，開始建立按照自己構思的商業王國。並建立了自己的貨幣體系，以撲克牌為信用符號，背後靠魚為發行準備的貨幣體系。一個以“錢袋子”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體系竟然可以很快在這個孤島上運轉起來。而且，還被一個叫馬進的聰明商人，通過傳統囤積居奇的手法把體系給搞亂，發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經濟危機。最後兩個部落發生武力衝突，整個社會又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然而，注意了，從叢林社會到商業秩序的重建，從以“槍桿子”為主，轉向以“錢袋子”為主，並不是那麼簡單——電影中僅僅是安排兩個部落在沉船中碰面後不歡而散。政治和社會理論告訴我們，商業社會是一種契約社會，但契約的執行必須依然依靠暴力機關，也就是槍桿子。所以，槍桿子的力量長期存在，只是不會輕易使用。因為社會文明的進步，讓人們對槍桿子的支配權和合法性存在一種審慎的認定。
而在孤島社會中，錢袋子社會的運轉，必須以槍桿子為基礎。因此，在張總髮現沉船後，沒有任何暴力保護措施就能讓小王承認這是他的產權，在邏輯上並不能完全說通。雖然他們都是來自文明社會，有一種“先佔為優”的共同認知，但是不足以在這種環境下保證這種信念牢固維繫。沒有暴力為基礎的社會基礎很脆弱。
因為，這還涉及到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一個核心的認識是，產權的界定是需要成本的。在半叢林社會下的產權界定，需要的是暴力成本。因為對於沉船這個巨大的“財富”，沒有暴力作為護城河，根本就無法保證所有權。所以如果老闆張總在發現沉船後立即組織“軍事”團隊，將部分資源投入到暴力生產和訓練上，以保護私有或者團隊私有產權，才是符合邏輯的。繼而，錢袋子體制即他設計的商業體系，也應該以槍桿子為保障，否則發生侵權和糾紛無法協調解決後，最後還是依靠強制執行。
如果槍桿子不重要，那麼現代大國每年幾萬億的軍費開支是為了什麼？文明社會尚且如此，更不用說當時的半叢林社會。當然，黃渤可以跟我說這是因為人性的善良，文明人到荒島上還沒退化到那一步。那就只能說明他對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險惡認識還不足。
四、第三階段，筆桿子為王：信仰驅動下的認知共同體狀態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說，講故事的能力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差別。荒島的文明演進史，不可避免的進入下一個階段，公共認知和信仰社會。在生產力可以滿足人的物質和生理需求後，對一些根本的、所謂形而上的問題開始不斷的追問。很簡單，在這個荒島上，這一群人究竟為何而活，他們將是誰？未來在哪裡？是否就在這個孤島上了此一生？這是每個人面對大海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尤其是作為來自文明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於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於是社會開始進入新的時代，需要為這個孤島社會賦予存在的意義，構建一套可以讓人們有希望和盼頭的社會價值體系。與“錢袋子”社會下商業精英的時代不同，這個時代是知識精英的時代，是意見領袖，精神領袖，甚至是宗教領袖的時代。禮崩樂壞之後，人們的社會共識需要重建。首先需要構建一個共同認知聯盟。
很多人對此不太理解。實際上，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衡量，便是看有多牢固的共同價值觀。這也是一個社會或組織的韌性所在。人們內心越是惶恐不安，對理念，思想，信仰，乃至宗教的需求越是濃厚。這個需求如果滿足不了，這個孤島上的人們，尤其是認為舊有人類文明大陸已經消失的人們，就可能會患嚴重的精神疾病。都市生活的副作用之一，便就是越來越多人染上了精神疾病。
馬進就是看到了這個趨勢，在兩個部落爭鬥的迷茫中提出了“新大陸”理論，並通過富有感染力和場景性的演講，將其上升到某種宗教意義的高度。尋找新大陸和新世界成為一種社會理想，由此賦予了荒島人新的人生方向。薩特說人的自由之苦在於害怕為自己的自由選擇擔負責任，由此懦弱的個體願意躲在狂熱的集體背後。馬進站在沉船上，為混亂中的人們指明瞭方向，阻止了他們進一步的滑向人性的墮落。馬進也成為島上的精神領袖，在規格上大於軍事領袖槍桿子小王，也大於商業領袖錢袋子張總。馬進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他甚至統一了島上居民的服裝，讓自己更像一個宗教領袖。
然而這個故事，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假設之上——舊的文明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假如不是這樣，馬進的故事和宗教領袖地位將一起坍塌。所以，當他和弟弟及小王發現遊船和人類社會沒有被毀滅的真相以後，就準備隱瞞真相，並將發現真相的小王塑造成了神經病人。其中的內涵的映射便是，在一個集體社會里，真相和謬誤之間，不過是毫釐之間。說出真相的先知，往往會經受危險的命運。
五、假如社會真的崩潰
一出好戲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對社會秩序，制度文明，內心深處的信念，忠貞不渝的愛情，要有足夠的珍惜和尊重。社會秩序並不是那麼堅固，一個生態災難的大浪，或者是社會暗流的大浪，都可能帶來原有秩序的禮崩樂壞。
然而，要相信人類文明的積澱，社會秩序的韌性：當正式的社會規則崩潰，信仰，認知，社會風俗，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就會起作用。當然，叢林社會下人們會更加依賴和崇尚暴力資源。但人畢竟不是動物，終究決定社會重建成本的是，人內心的善良和理性。在同樣的混亂場景下，不同素質的人群表現出不一樣的自發秩序。災難頻發的日本給出了好多優秀的歷史經驗。但是我們國家呢？
在中國社會的大轉折時代，人們出現了焦慮，迷茫，甚至有些恐慌。原因可能在於，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太快，人們在短時間內獲得財富之後的那種害怕得而復失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新中國建立後，槍桿子帶來了獨立自主和社會穩定，改革開放後錢袋子帶來了生活溫飽和財產積累。進入新時代，社會的穩定和進步，還需要信仰體系下的認知共同體。
這個時候，作為筆桿子來建立社會價值體系的知識階層，就應該有更多的擔當和機會。這是這個社會和這個文明的韌性所在，也是這個民族歷史上歷經多次劫難後依然可以重新站立的力量之源。閱讀更多 西澤研究院趙建 的文章
